关于我爹被日本兵俘获，这事儿是我爹写交代材料中自己交代的，他要是不交代，那是没人知道的，因为生活在黄家镇的人连我爹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我爹被日军俘虏那段短暂、羞愧的经历呢？但爹是个老实人，以前他的确想隐瞒这段极不光彩的经历，但既然组织上要他老实交代，他犹豫了半天，觉得还是交代好，万一以后被人连带出来了，那组织上会指责他欺骗组织，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刘大鼻子如获至宝地拿着我爹交代的材料到处说，于是全镇的人都晓得我爹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过。我问姐：“爸爸在抗日战争中曾被日本兵俘获过，这事你以前晓得吗？”

姐说：“不晓得。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说他的事。”我说姐道：“谅你也不晓得。”我又问伯伯。伯伯与我爹完全不一样，身材虽然称不上高大，却不矮，尽管站起来不像一座铁塔，却实实在在比我爹威武。据上辈人说，伯伯年轻时候好打架，谁欺负我爹他就揍谁，揍得谁满地找牙。但那是年轻的时候，我没见过。当我成为小男子汉时，伯伯也同我爹一样，成了个老实憨厚的老男人。伯伯的一生都是在黄家镇度过的，除了偶尔去县城打个转身，就再没离开过黄家镇一步。有天，伯伯关心我和我姐，来我家看我和我姐，手里握着个水烟袋，看着我呵呵傻笑。

我问他：“伯伯，我爸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抓过？”伯伯收敛了傻笑，这个不快的话题让他目光突然黯淡了：“这事伯伯不晓得。”“您真不晓得？”我不相信伯伯不晓得。伯伯吸了袋烟，这才说：“小毛，伯伯还是这两天才听说。”伯伯见我不语，又说：“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爹不爱说话，什么事情你问他都不答。你爹是个老实人，从小被人欺负惯了，老实了一辈子。”

没有人晓得我爹在一九四三年被日本兵俘虏过，那些与我爹一道被日本兵俘获的国民党官兵，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统统死了。他们不是被日本人打死，就是被后来的解放军或游击队战士击毙。如果还有两三个没死的，也是天各一方，各活各的，完全断了联系。他们绝想不起那个身材瘦小、长相滑稽的黄抗日。我爹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属于容易被人忽略、遗忘的人。因为爹知道自己长相怪，模样成了别人取笑的对象，导致他从小就自卑，是那种自卑惯了，因而学会了另一门本事，知道怎样做才不会引人注目。假如我爹不是主动向组织交代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八成就在历史中隐埋了。这个世界，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光彩的历史，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消亡了。但我天性胆小的爹，信守那句“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古训。在红楼里写交代材料中，爹遵照这条古训，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

爹的这段历史让我小时候十分蒙羞。迎春路小学的孩子以为军人被敌人俘虏后就是叛徒，因为只有怕死的人才会被俘虏，而怕死的人都会成为革命的叛徒。当他们从大人嘴里陆陆续续晓得原来我那个为人老实巴交的爹在日军面前举起过双手后，便有理由看我不起了。他们晓得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一个王连举，因怕死，向日本宪兵出卖了共产党员李玉和；还晓得《红岩》那本书里有一个名叫甫志高的男人可耻地背叛了革命，致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最后被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他们痛恨叛徒，便觉得我爹是苟活着的王连举或甫志高。那时候我从他们眼前经过，如果他们正在玩游戏，会马上停止玩游戏，硬生生地瞪着黄家镇的王连举或甫志高的儿子，犹如盯着一只病猫，且嘲弄地冲着我的背影齐声唱道：

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

我那时候备感屈辱，还很困惑，爹干吗不成为董存瑞或黄继光那样的革命烈士，而要成为甫志高？同时也相当迷茫，因为我并没背叛革命，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我不是遭人吐弃的甫志高，也不是那个把李玉和送上刑场的王连举，为什么一些同学都看我不起、视我为叛徒的崽和狗崽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恨爹，心想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死了，爹怎么不死？假如他死了，就没有人对我唱“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了。

迎春路小学附近的孩子不但冲我这样唱，冲我姐的背影这样唱，当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面也这样唱，并且唱得特别起劲、开心，唱完后还怪模怪样地大笑，并且在一个大男孩的倡导下，把词改掉，唱成：

叛徒的老婆你往哪里跑，我们一枪把你打死了。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死前的一个星期曾经去看过我爹两次。第一次她是跟着我一起去的，第二次她是单独去的。那两次李香桃老师都穿得很整洁。她是穿着一件铁灰色列宁装——那是她那些年里唯一一件穿在身上式样好看的衣服，平常是折叠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穿的，只有过年、过节或出席什么重要场合，李香桃老师才会从柜子里拿出这身衣服穿在身上。那天她就穿了。这是她不想以一副可怜、潦倒的叛徒老婆的模样出现在众人眼里。我母亲李香桃老师虽然长相普通，外表看上去甚至也像我爹一样不招人喜欢——她头上虽没长角，但脸是方的，而且额头也是方的，表情就显得硬。前文说了，我母亲骨子里十分好强，这种好强，反映在脸上就是硬，反映在学校里就是喜欢与人争荣誉，哪怕是一张学校里颁发的“积极分子”奖状，她也要与某人争得面红耳赤，因此我母亲与同事的关系十分糟糕。

若干年后，我碰见母亲当年的一位女同事，她很老了，对我说起我母亲，脸上是那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说：“你妈李香桃老师太好强了，太要面子了，干事非常霸蛮。”

我望着这位老教师，老教师又说：“你不知道呢，那时候你妈什么都要争第一。面子观念重，看不开。这是她自杀的原因。”

我说：“那时候我小，我只记得当年学校里的红小兵揪着她去批斗。”老教师说：“当年不是我们劝阻那些红小兵，还不知他们会把你妈斗成什么模样！”

我问：“还能斗成什么模样呢？”

老教师说：“那些红小兵要给你妈剪阴阳头，是我阻止的。”我不太愿意相信这位老教师的话，“文革”是“左”得最厉害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莫须有”的罪名和高帽子满天飞，可以料想，老教师是不会为我母亲说话的。那个“左”得让人担惊受怕的年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两种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不会替“坏人”说话的，要避嫌。而“坏人”更不会替“坏人”说话，“坏人”已经被革命群众踩在脚下了，还有什么资格说话？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而我小时候恰巧经历了，也遇见过同情我们一家人的目光，但更多的是避嫌的目光。所以，不会有人站出来替我母亲说话，就连另一些小男孩讨厌我，对我哼唱“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时，他们也没站出来阻挠。那时候，我家还住在迎春路小学的教职工宿舍，我想玩就去某老师家找同龄孩子玩，人家父母不欢迎，把我往外赶，因为我父亲的“政治身份”让他们不安，“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大人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狗崽子”玩，于是驱逐我。

我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四月——那个四月总是淫雨霏霏，但那天一早，出了一丝太阳，母亲脸色略微高兴，对我和姐说：“咦呀，今天出太阳了。”另外，我之所以记得是我现在还能嗅到那股橘花的清香。在农村里生活过的人，或者对季节很敏感的人都晓得，橘树在阳历四月里开花，直开到五月初，花呈白色，有一种很好闻的芬芳。我母亲李香桃老师随我一起去红楼送饭给我爹吃，我们路经红楼前的篱笆院子时，两旁的橘树都开了花，并有一股好闻的花香扑到脸上。多少年里，这股香味一直在我鼻前萦绕。我甚至现在都能嗅到橘花的清香，它从一九六九年四月里的那天飘来，不受时间限制、穿越已逝的岁月，在我一想到母亲时便涌入我的鼻息，让我一次次心慌、怅然。

武装部的几个人瞪着我和我母亲李香桃老师，黄抗日疯了，这是事实。现在他们不晓得该拿黄抗日怎么办。是把黄抗日送到县医院治精神病，还是让李香桃老师把被他们视为叛徒的黄抗日接走？由于谁都不愿意承担放坏人回家的责任，所以就谁都没作出这个决定。

“敌人是很狡猾的，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镇革委会严副主任分析说。“黄抗日很有可能是装疯。因为有的敌人为了不至于被他迫害的人认出来，还有自己毁自己脸的呢。”另一个人猜测说。“从他的交代材料看，他既打过日本鬼子，又打过国民党。这样的人什么大事小事没经历过？没那么容易疯，应该是装疯。因为你狡猾，敌人会比你更狡猾，”

刘大鼻子揣摸说，“我不相信他这么快就疯了，我们又没对他用刑。”他们觉得经历了那么多枪林弹雨的黄抗日的疯里有诈。我和母亲就是在他们怀疑我爹是装疯的目光下，走进红楼，上了三楼，走到了关我爹的那间房子里。我爹蓬头垢面地躺在邋遢得要命的床上，没有一点人相地蜷缩成一团，脸对着墙。但眼睛是睁着的，眼眸呈混浊的黄色，犹如一塘浊水。

“爸爸，妈妈来看你。”我对爹叫嚷。爹不理我，继续是那种姿势躺着，嘴里喃喃地念叨什么。我又说：“爸爸，妈妈来了。”

爹仍是一动不动。我叫道：“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眼睛红了，因为她那好强的心理，真的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她拼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以免被站在身后的镇武装部的人取笑。站在我们身后的武装的人，正冷冷地望着我们。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没有失态，她严肃着脸唤了声：“老黄。”

爹仍是那种姿势躺着，很像一只不通人语也不愿意理人的病病歪歪的脏猩猩。“爸爸爸爸呀，”我哭了，“妈妈来来来了。”

爹仍然一动不动。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终于控制不住悲伤，眼泪水淌了下来，一串串地往下掉，母亲哭道：“老黄老黄，你怎么会变成这模样？”母亲走上去，走到充斥着一股恶臭的床前，推了推老黄的肩头。“老黄，我是李香桃、李香桃呀。”

爹不回答母亲，但还是看了母亲一眼，立即又扭开头，宽扁的大嘴喃喃地念叨着。我走上去听了听，爹自言自语地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我说：“爸爸，不是日本鬼子来了，是妈妈来接你回家。”爹忽然转过身来，瞪着两只惊诧的黄瞳仁：“咦，你还不走？还在这里？”爹那张灰白的猩猩脸上，一脸恐怖。“日本鬼子是连妇女儿童都杀的，快逃呀你们。”我说：“爸爸，没有日本鬼子，日本人早就被你们打败了。”“打败了？”爹怪笑了一下，“我又没枪，我拿什么打日本鬼子？拿脚踢哦……”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告诉丈夫：“这是一九六九年，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哦，一九六九年，”爹怪声道，肮脏不堪的样子又怪笑了下，“一九六九年是哪一年？一九六九年是什么年？同志们都安全了吗？日本鬼子都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