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忽然想跳出来，把诸位读者带入到有关我爹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被捕的事件中。这对于别人来说都不是事件，对于我爹却是他一生中的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镇革委会严副主任和镇武装部刘股长，曾经勒令我爹老老实实、详详尽尽地写下有关他被黄家镇治安队俘获的前后过程，例如关在哪里、谁审问的他、说了些什么话等等。我爹奉命而写，就写得很详细，写了十页信纸，把对话和场景及当时的时代背景都追忆起来了。在我爹写的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中，我觉得爹写的这一节几乎可以原文照登。

下面就是我爹写的有关他被捕的全部经过，为了与我写下的文字有所区别，故把字体变成楷书体。如下：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湘南支队的李政委来了白水，对我们白水游击队作了全国形势报告，并告诉我们，宜章县城被游击队解放了，汝城县也被游击队解放了，资兴县也被游击队解放了，还有江永、江华和桂东等县都被游击队解放了。“同志们，你们不能等待，要主动出击，”李政委说，“现在已有大半个湘南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手里了。”

我们很激动，李政委的话很鼓舞我们。为了配合全国解放，我们决定拿下尚在国民党手里的白水县城。杨孝仁队长说：“我们白水游击队不能等待，我们要拿下白水县城。”

我们白水县的国民党很顽固，一个月前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已宣布和平起义，但白水县的国民党部队不愿起义，害怕我们白水县游击队会把他们统统杀死。我们白水大队当时已发展到了五百多人，杨孝仁的大队长，我当时是一中队队长。当时我们一中队和二中队驻扎在驼峰山，三、四、五中队驻扎在乳峰山。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一、二中队出发了，部队路经黄家镇时是晚上六点多钟。我们原计划队伍开到距白水县城不到一里远的树林里隐蔽起来，凌晨五点钟再向县城发起进攻。这是杨孝仁队长事先作出的决定。我们一、二中队与杨孝仁同志约好，他带领三、四、五中队从另一边进攻。我见时间还早就请了假，这是我当时很想看一眼儿子。儿子已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但我与儿子尚未见一面。我对湘南支队派来的刘政委说：“政委，我想看一眼我儿子。”

刘政委有一点犹豫，但还是同意了。因为我说：“我孩子从生下来到今天，已有一岁零三个月，我连一面都没见过。万一我在这次战斗中死了，我连儿子是什么模样也不晓得。”

刘政委理解我，拍拍我的肩说：“去吧。你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之前赶回来。”

我说：“没问题。”刘政委说：“带两个警卫吧？让小狗子和小五随你一起去。”我说：“不用，目标大了反而会引起敌人注意，我悄悄溜回家去。”我是天完全黑后回家的。当时我父母和我亡妻桂花，还有我哥黄阿狗都在堂屋里吃饭，桂花看见进来的是我，很高兴。我父母也很高兴。父亲说：“怎么是你，山猫？”

我哥黄阿狗也笑着说：“山猫，你出息了，都当游击队中队长了。”母亲说：“山猫是你吗？你真的是山猫呀。”

母亲很高兴。我从一九三八年底离家从军，到一九四九年，已有十一年了。只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人投降后，曾和桂花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杨孝仁队长让小五和小狗子找到我，要我立即归队，因为当时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军队想“剿杀”湘南游击队。我回到驼峰山游击队驻地后，就再没回过家了。

晚上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吃了饭，还喝了杯酒。我还喂了口米酒给我儿子喝。九点钟，我和桂花就上了床。我们彼此看着，说着话。我说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们马上要攻打县城，解放白水。桂花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就在桂花说这话时，突然有人敲门。我顿时觉得不妙，问桂花：“怎么会有人敲门？”

桂花说：“啊——我也不知道。”我赶紧穿衣服下床。当时我知道拐了，这个时候敲门不会有什么好事。我对桂花说：“千万莫开门。”我和桂花睡的房间有一扇窗户，我赶紧打开窗户，跳了下去。我一跳下去，乡公所的三个治安队员就把我摁住了。他们早就守候在我房前的窗下了。我力气没他们大，驳壳枪被他们缴了。

我以为我溜回家神不知鬼不觉，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早秘密监视我家了，在我父母家的隔壁安了个眼线，眼线是个中年妇女，乡治安的黄副队长对眼线说，只要她看见我回家，并及时报告他，就可以领到十块光洋。她听见我家声音喧哗，就猜是我回家了。她马上去乡治安队向黄副队长报告，于是就有了抓我的那一幕。我被抓进乡公所，关在一间黑屋子里。由于我是游击队中队长，他们就把我单独关一间房子。关我的那间房子门窗都很结实，护窗钉死了，门前还布有岗哨。抓我的人和审问我的人姓黄，比我大几岁，我和他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从小就是个十足的二流子，好逸恶劳，偷东摸西，十八岁时曾强奸过自己的嫂子。后来他进了治安队，无恶不作，大家都怕他，于是他当了治安队副队长（国民党乡长兼队长）。我被关在那间黑屋子的当天晚上，没遭到审问。他们把我丢进黑屋子，就去睡觉了。第二天上午，他们才开始审问我。审问我的就是黄副队长。他让我坐在他对面，还让一个家伙替我泡了杯茶。我没喝，我不会喝敌人的茶。审问内容如下：

黄副队长说：“黄山猫，十几年没见面了，别来无恙啊。”我没说话。

“你是哪年加入共产党的，黄山猫？”我说：“我不是共产党。”

“你不是共产党？”黄副队长瞪着我，“别装蒜了，我们晓得你是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你不但是共产党，你还是游击队一中队的队长。是不是？”我暗暗惊讶，他们怎么知道我这么多情况，我说：“不是。我什么都不是。”

“你不承认也没用，”黄副队长说，“我早在你家隔壁布了暗哨，一直没惊动你家就是想你总要回家看你老婆和儿子，你一回来，暗哨就报告我了。我并不想对你用刑，你是个聪明人，硬要挨一顿棍子或鞭子，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游击队吗？黄山猫，你现在落在我手中，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

我晓得国民党的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不怕他，说：“我不是共产党。”“你是游击队！”

“我不是游击队。”“你承认你是游击队，我们也不会杀你。”

“我什么都不是。”“你是黄山猫。”“不。我叫黄抗日。”

“黄抗日就是黄山猫，黄山猫就是黄抗日。黄抗日先是，后是游击队、共产党。”

我没说话。因为他们都晓得我的情况。“你说，你们游击队最近有什么行动？”黄副队长瞪着我。我说：“我不晓得。”

“你不要嘴硬，我警告你。”我看着他，他又说：“我这个人你也了解，什么都做得出。我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人。你老实说游击队最近有什么行动，说吧。”我说：“我不是游击队。”“把他吊起来，他娘的，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不认识我黄花菜！”

黄副队长的名字就叫黄花菜。这是一个带几分女人气的名字，但被他母亲安在了这个恶棍身上。

他们把我的手反剪在背后，把我吊了起来，吊在屋梁上。然后他们走了出去。“想通了再叫我，”黄花菜说“，老子就不相信你硬得过我黄花菜。”

我知道刘政委他们没见到我，一定会想我被捕了，会来救我，所以我不怕。

他们没对我动刑，因为黄花菜也在想自己的后路。当时大半个中国已在解放军手中，湘南的一半县镇也掌握在游击队手里，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成了众所周知的定局，所以黄花菜不敢对我过于威逼利诱。我被吊了几个小时，下午，黄花菜又叫人松了绑，把我放下来。我当时手臂已麻木，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了。

傍晚，桂花来看我，他们放桂花进来，桂花送饭给我吃。桂花说：“你怎么样？”

我说：“还好。”“没打你吧？”桂花问。“没打。”“没打你就好。”

黄花菜在我和桂花说话时，又走了进来。黄花菜对我说：“想通了吗，山猫？”他跟我套近乎，我没理他，他又说：“吊痛了吧，山猫？这也是没办法的。”

我不理他。他想讨好我，这是真的。黄花菜是个见风使舵的人。这个人很坏，但不傻。他觉得没趣，嘿嘿嘿地笑了几声，走开了。

我对桂花说：“不要怕，杨队长他们不会不管我。他们攻下县城就会来救我。”

有三天，我没被任何人提问，也没人管我。每天我妻桂花送饭来，看守就让桂花进来，看守甚至不管桂花在我房里待多久。因为看守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家都在给自己留后路，都想在国民党完蛋后，有条生路。所以我没像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遭受严刑拷打。因为黄家镇国民党地方势力很清楚他们哪里也去不了，台湾不会要他们，香港也去不成，他们还得在黄家镇生活。

第四天，黄花菜来了，看着我，脸上有一种神秘的笑容，那种笑容好像是为我高兴，而不是要对我干别的事。“你们游击队已经围了四天白水县城，”他对我说，“看来游击队不拿下白水县城是不罢休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同志们在按原计划攻打县城，我说：“唔。”黄花菜说：“我佩服你们共产党。”

“唔。”“现在大家都在给自己做打算，”黄花菜说，用讨好的眼神望着我，“要是白水县城被你们游击队打下来，黄家镇被你们解放，只是迟早的事情。”“既然你都明白，我可以走了吗？”“那不行，你是块宝，我不会放你走的。”我说：“那你跑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佩服你们共产党，你们是真厉害，那么多强盛，而且都是从抗日战争中走出来的能征善战的军队，还有美国人支援，却没打赢你们，你们才是未来中国的主人。”

我问他：“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不要怕我，我并不会对你怎么样，”黄花菜说，又对我讨好地笑，“我晓得你是游击队里当官的，我是来投靠你。”他就是这么厚颜无耻。他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是个小无赖。“你能让我进你们游击队当个小队长吗？我也想弃暗投明。”

我没理他。“我是真想弃暗投明，因为未来是你们的天下。”

我说：“你要是把我的枪还给我，让我走，我就不追究你抓我。”他犹豫着，突然说：“不行，你从我手里走了，到时候又找我算账呢？

不行。”

我不理他，他感到没趣，起身走了。晚上，桂花来送饭时，黄花菜又跟了进来，对桂花和我都笑着，说：

“桂花嫂，你做了什么好菜给老公吃，我看看？”桂花说：“没什么好菜。”“看看，”他伸过头来看桂花拎来的那只篮子，篮子里有一碗饭，一碗白菜和一碗辣椒炒香干。还有一个蛋，放在饭上，煎得金黄金黄的。“你们两口子感情蛮好啊。我和我那口子经常斗嘴，常常闹得不可开交。唉唉唉。有开水吗？叫人提壶开水来吧？”黄花菜看着我。

我说：“不用。”他咧嘴笑着，嘿嘿嘿嘿。

我不理他。他又咧嘴笑着，嘿嘿嘿嘿，然后说：“有什么需要跟守卫说一声。”他自作多情地站了会儿，看着我吃饭，脸上十分巴结。他抽完一支烟，这才转身离去。

次日，仍然没有人审问我，乡公所在那天特别安静。除了看守我的那个治安队的乡丁，时而咳声嗽，时而吐口痰外，乡公所里似乎就再没其他声音了。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打下了白水县城的游击队一中队，在刘政委的带领下，赶来救我。街上出现了几声枪声，乡公所养的治安队又哪里是我游击队的对手，纷纷弃下枪或携枪逃之夭夭了。我在牢门前嚷着开门，我知道这是游击队来救我了。一刻钟后，我妻子桂花和一个一九五○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叫何福来的游击队员，还有我的副队长彭老二（该同志牺牲在随后的乳峰山战斗中），为我打开了牢门。

我重新获得了自由。这就是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被黄家镇治安队抓获及关在乡公所的全部过程。以上句句属实，如有捏造，天打雷劈。

黄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