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见他弟弟那种肮脏、猥琐和精神失常的形状，呆了，古铜色的脸上遍布着内疚。伯伯比我爹大三岁，当时已五十多岁，但他在政治上没任何污点，既没参加过国民党，也从未参加过共产党，所以他既没有打仗的历史也没有被捕的经历，但既然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其他，政治身份就只是个农民，吃的是农村粮。爹被打倒前，时常接济一下家，我母亲李香桃每个月返回给爹的五元钱零花钱，爹有一半用在伯伯家了。我童年时就晓得爹从不在伯伯家白吃，每次吃完饭都会放下一元钱。那个时候，一元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猪肉五毛钱一斤，鸡蛋两分钱一个，小菜一分钱可以买一堆。

伯伯说：“山猫，还认得我吗？”爹怔怔地看着他，伯伯说：“我是你哥黄阿狗。”爹没说话，伯伯说：“走，我们回家。”伯伯说完，也不管脚下有屎，一大步跨上去，抓着弟弟的胳膊，把瘦弱的弟弟拉了起来。与我爹相比，伯伯自然就一副身材魁梧相。爹能反抗我和姐，却经不住伯伯那双有力的大手拽，伯伯拽着我爹走出门，拽得我爹踉踉跄跄地走不稳当，在下楼梯时，伯伯就用胳膊夹起我爹，就像夹着一个包裹样噔噔噔地下到一楼，这才让我爹的双脚落到地上。伯伯说：“走啊，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四月的黄家镇，正是橘树、樟树和水桐树花开的季节，街上到处都是这些树，随处可见，就充斥着芬芳。四月的黄家镇也是最宜人的日子，阳光晒在身上还不热，因此有很多人坐或走在街上，在花香中聊天说事。他们看见一个农民壮汉拽着一个身材瘦弱、头发胡子都很长、且面色苍白的疯子走在街上，都惊讶得不得了，就有人猜道：“那人莫不是黄抗日？”

立即有人回应：“是啊，那不是黄小毛吗，啊呀，黄抗日变成这模样了？”另一人说：“他是国民党高级特务。”一人睃着我爹问：“不是说他是叛徒吗？怎么又成了国民党高级特务？”一旁的人解释说：“他既是叛徒，又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姐小声告诫我：“别理他们。”我就埋着头，走在伯伯和爹身后，姐走在我一旁。我们一行人面无表情地穿街而过，匆匆向伯伯家走去。伯伯是个知道回报的人，见我爹这副模样，可不敢放松。他绷着脸，带着弟弟向自己家走去，走进村子，有人问他，他恨恨地答：“还不是被别人害的！”

他一进屋就对一家人说：“你们听着，你们叔叔这辈子为我遭了不少罪，我们全家都得到过他的恩惠，你们不要嫌他。”

爹听不懂，沿途被伯伯拽着走，气也没歇一口，也累了，倦在墙角，低着头。伯伯要拉一身屎的我爹去洗澡，爹害怕地看着这个强拉着他走来的壮汉说：“同志，你是哪个？”

伯伯大声说：“我是你哥黄阿狗。”爹说：“黄阿狗？我好像不认识你。”爹看一眼伯伯家：“这是哪里？”“这是你小时候住过的家，我是你哥黄阿狗，你是黄山猫，我弟。”爹说：“我没有弟呀。”“你是没有弟，但你有一个哥，小时候有人欺负你，都是哥帮你打架，记得吗？”爹动着眼珠，回想着伯伯的话，但爹的大脑长了霉，霉成了一片泥淖，爹的双腿越不过去，便喃喃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爹的思想停滞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出不来。

伯伯说：“弟弟啊，全国早就解放了，日本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爹似乎听懂了点，问：“你没骗我吧？”“我怎么会骗你？我是你哥黄阿狗啊。”“黄阿狗？你哥？”爹满眼迷惑地瞅着伯伯，“你哥叫黄阿狗？”爹身上的味道太重了，那股难闻的酸臭气让所有走来看我爹的人都不得不捂鼻子。伯伯把又干又瘦、满头长发和胡子、且一身邋遢得像街上的乞丐的我爹，拎进了洗澡间，亲手给他洗澡。爹有一年多没洗澡了，害怕洗澡。伯伯把我爹按在一张凳子上坐下，端起一盆热水将我爹从头淋到脚。爹害怕地跑开，缩成一团，伯伯又把爹拎到凳子上坐下，费了点力气才把我爹那身臭烘烘的脏衣服脱下来，接着把我爹的头按在脸盆上洗着，洗结了壳且枯萎的头发。然后伯伯亲自替我爹擦背，而爹却在洗澡间里怪声怪叫。那是爹怕痒痒。

伯伯对我爹大声说：“莫动。”伯伯又对我爹说：“你坐好，莫扭来扭去。”伯伯还吼我爹说：“你身上搓出的油污有几斤咧。”

爹因怕痒，放声怪笑着。于是洗澡间里传来这样的声音：嘻嘻嘻嘻、嘿嘿嘿嘿。澡洗了半个多小时，洗完澡，伯伯给我爹换上干净衣服，又把村里的理发师请来，把我爹拉到坪上坐下，让理发师给我爹理发和刮胡子。当时爹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那么长了，而胡子也长到了胸前的第二粒纽扣，当然就怪模怪样的。

伯伯对我和我姐说：“你们先回去，明天我再带着你爹一起过来。”姐说：“小毛，我们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太孤独了。”

听姐说话的语气，好像妈还活着似的，我望着姐，姐说：“走啊，小毛。”

第二天，伯伯把我爹带回迎春路小学时，爹外表就跟普通人一样了，衣着整洁，鞋也是一双崭新的黑布鞋，只是面部呆滞，目光散乱，与一般人又有些区别。

家里停放着我母亲的尸体，不过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一口薄木板棺材里。棺材是伯伯为他岳父准备的，昨天晚上他叫上几个人，借了辆板车拖来了棺材，派上了安葬他弟媳的用途。棺材没刷油漆，但刮了油灰，盖上棺盖后，尸体的臭味就闷在狭窄的棺材里了，室内那股难闻的尸臭便渐渐散了。尸体因捞上来后摆了两天，已腐烂发臭了。

那天晚上，迎春路小学校长见我爹出来了，便为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开了个简短的追悼会，这是李香桃老师并没什么劣迹，也没反动历史，开追悼会是经过镇革委会审批同意的。虽然李香桃老师是自杀，但不能定性为畏罪自杀，因为李香桃老师并没罪。

追悼会由女校长亲自主持。她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生一张柿饼脸。她在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追悼会上，以其校长的身份文不对题地说了一堆，说当前革命形势大好，坏人都不敢乱说乱动，毛主席他老人家吃得香、睡得好，身体很健康。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也身体健康，林副主席也好。接着说，李香桃老师是个老实人，教书很负责，对学生很严厉。随后，她话锋一转，说李香桃同志心胸太狭隘了，在对待自己丈夫的问题上立场不坚定，爱憎模糊，以致寻了短见。她说大家要引以为戒，不能重蹈李香桃老师的旧辙。她停顿了下，望了眼参加追悼会的老师，又开始对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阐述。“同志们，”她在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追悼会上作报告道，“我们的邻邦，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早就觊觎我们的领土了，所以大家都必须提高警惕，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做好迎头痛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战斗准备。”她觉得还不够，因为她说话的时间似乎短了点，就再次强调：“同志们，台湾没解放，香港没收回，那里的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大家都得好好活着，时刻听从党召唤，随时准备去解放台湾。”她停顿了下，非常严肃地假设道：“假如大家都轻生，谁去为国立功？所以都要认真活着，把身体养好。”

若干年后，我和姐曾多次回忆母亲的追悼会，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酸楚感，还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女校长竟面对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亡灵，借题发挥了一番，竟要大家随时做好解放台湾的思想准备。我和姐把我们的记忆如实告诉了大哥，大哥连连说：“荒唐、荒唐。”我大哥当时在北大荒，没法赶回来参加他继母的追悼会，因为路途太远了，坐长途汽车、坐火车，再转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光是赶路也要几天几夜。后来大哥来信说，他收到我姐写去的信后为我们母亲的冤死痛哭了一场。

伯伯在我母亲的追悼会上泣不成声，我姐和我伯妈也哭得泪人儿样的。我没哭，这是因为学校的老师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我，我在那种奇怪的眼光下，越使劲控制着自己不哭。而在此以前的两天，我已经抱着母亲的尸体哭过了。当时被我的体育老师瞅见，他批评我说：“黄跃进，男子汉最要紧的是坚强。男子汉哭脸像什么话？”

那天晚上我就想显得坚强。当所有的人都一一离开，伯伯、伯妈也走了，姐姐也累得趴到床上睡觉后，搭设在门外的灵堂里只剩下我和爹，我并不是坚持要为母亲守灵，而是没有瞌睡，爹也没有睡意。爹对发生在他眼前的这一切茫然不知。他既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晓得死的人是谁。爹盯着框在黑镜框里他老婆的遗像，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好面熟样。”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爹就嘻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她是我妈妈，你是我爸爸！”我来脾气了，“你怎么这么糊涂？”爹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咧着扁嘴，瞅着我，目光就混浊、歉疚。爹今天在母亲追悼会上的表现很差，女校长在致悼词和谈论国际国内形势时，爹竟站在我旁边打瞌睡，站着睡着了，歪着头，口水都流了出来，这让一旁的人捂着嘴笑。我又说：“遗像上的人是我妈妈，已经死了。”

爹缩了缩脖子，“哦”了一声，怀疑地盯着黑镜框上李香桃老师的遗像，拼命回忆却回忆不起来的模样，最后低下了他那张神情犹豫不决的脸，不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