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死后，爹被我和姐接回了家。那幢红楼不需要他了。他对任何人都一钱不值了。他本来就一钱不值，之所以把他关起来完全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政治需要一些有污点的人，因为有污点就有文章可做。在“左”的年代，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升官发财建立在有污点的人身上，这样的人是他们往上爬的阶梯。他们可以像打死狗一样地打，直至把他们整死或者整疯。前文已经说过，在“左”的年代，偌大的一个中国，十亿人口被划分为简单的两种人，好人或者坏人；革命或者反革命。

我伯伯是个好人。他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坏事。如果他认为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就是让我爹顶替他入伍。在一九三八年，被乡公所点名去抓阄的不是我爹，而是我伯伯黄阿狗。我伯伯的回忆与我爹的叙述有些出入，伯伯说，不是每家有两个男丁就必须去一个，不是那回事。实际情况是，家里有两名以上的男丁，就必须有一个去乡公所抓阄，抓了打钩的才去，抓的是红纸坨就没事。当时乡公所做的阄里，有三分之一没打钩，有三分之二的红纸坨上打了钩。当时被点名去抓阄的有三百个青壮年，我伯伯黄阿狗只是其中一个。我伯伯这人年轻时好扯皮打架，一根扁担舞得虎虎生风，村里的石锁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得起，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附近的小流氓就不敢欺负我家的人。但我伯伯命扫，手气痞，一抓就抓中了打钩的红纸坨儿。他马上被登记，成了应征入伍的青年。

伯伯回到家，绷着脸对我爷爷说：“我被登记了。”

他又苦着脸对老婆说：“你要照顾好崽，因为我说不定就回不来了。”我伯妈哇的一声哭了，“你门还没出就说这种丧气话，你是要我将来守寡啊。”伯伯烦躁道：“你哭死！”爷爷觑在眼里，爷爷不动声色地说“：我再跟你妈商量一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伯伯难过地叹口气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日本鬼子把上海、南京和武汉都打下了，逃避征兵，抓了是要杀头的。”爷爷说：“逃避当然不是办法，逃跑是被人看不起的。”爷爷的办法就是让我爹顶替我伯伯参军，据伯伯说我爷爷苦想了一晚，想出了偷梁换柱的绝招。从某种角度上说，我爷爷不怎么喜欢我爹，这是我爹生下来时比一般婴儿都要短小，像一只猫崽，且长着一张猩猩那样的小脸。爷爷曾有把我爹丢进水缸里淹死或塞进尿桶里呛死或扔到山上去喂豺狗的想法，但被我奶奶识破了他的意图并阻挡了。在我爷爷眼里，黄阿狗是个好把式，干活精到，且体质也比长相酷似猩猩的我爹强壮不知多少倍。我爷爷的长相不像猩猩，虽然也是那种怪脸相，但没长着宽扁的大嘴。我奶奶也不像，虽然嘴是扁长嘴。爹在承袭爷爷奶奶的缺点上，不但夸张了爷爷的脸型，同时把奶奶的宽扁嘴唇于继承中又夸张了下。父母的缺点拼在一起，看上去就糟透了，像只很怪气的小猩猩。爷爷一直就不怎么喜欢小儿子，兄弟俩中，爷爷一百个看重大儿子黄阿狗。

爷爷既然不喜欢黄山猫，当然就要把黄山猫推出门，让黄山猫去打仗，让黄阿狗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条过硬的理由。他晓得这条理由是黄山猫能接受的。他把黄山猫拉到祖宗的牌位前谈话道：“山猫，你哥手气背，抓了个打钩的。事情既然如此，就没法改了。”

爹听懂了，答：“那是，这是没办法的。”爷爷知道小儿子愚钝，没懂他的意思，就直言道：“家里总要去一个人打日本人。我和你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你替你哥去打日本人好些。”爹明白爷爷心里有偏见，他的小时候，爷爷那慈爱的目光总是毫无保留地投掷在哥哥身上，而投给他的多半是一些生气的目光。爹把悲伤吞进喉管，嘀咕道：“我没意见。”

爷爷见小儿子思想这么容易沟通，就满意的样子说“：晓得爹妈为什么让你去吗？”爹摇头，用迷茫的目光盯着爷爷。爷爷解释：“因为你哥已经有了个儿子，而你还没有。”爹当时还没有儿子，就“哦”了声。

爷爷感叹说：“山猫，爹并没有偏见，只是万一你哥哥在战场上被日本兵打死了，你侄儿就成了孤儿，你嫂子也成了寡妇。”

爹说：“晓得了。”爷爷叹口气：“你去跟桂花告个别吧。”

爹垂着头走进厢房，桂花正坐在桌前，看着窗外惨淡的天空，眼睛里噙着泪水。爹走上去，严肃着脸对女人说：“我要走了，等着我打完仗回来。”

桂花哇地一声哭了：“呜呜呜呜。”爹烦她哭道：“不要哭，爹听见不好。再说，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回来。”桂花说：“爸为什么要你去？我不想要你去。”爹不想跟老婆情意绵绵地告别，骂道：“能不去吗？大家抽了签，又都不去，那谁去打日本鬼子？那日本人不站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你说蠢话咧。”爷爷坚决地走到厢房门前，打发他儿子上路道：“唉，这是没办法的事，你去吧，记住爹的话：战场上，不要充英雄。”爹用一根麻绳将棉袄捆在腰上，按规定时间到乡公所报到。乡公所送兵的治安队长拿着花名册点名点到黄阿狗时，爹从排好的队列里迈出一小步，叫了声：“到。”治安队长既认识我伯伯黄阿狗，也认识我爹黄山猫。他说：“你是黄山猫啊。”我年轻的爹感到不好意思地答道：“我爹让我顶替黄阿狗打日本人。”治安队长打量了眼我爹，表示怀疑道：“你这样子也能打日本人？”边将黄阿狗的名字划掉，在花名册上写下了黄山猫。黄山猫这名字于第二天再次被改掉，被来带兵的营长改成了黄抗日。从此我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镇武装部的人来通知我和我姐，让我和姐去把爹领回家。我和姐当时正守着妈妈的遗体哭泣，而一些人对我和姐嘲讽道：“这有什么好哭的？你妈是自绝于人民，不值得哭。”

我和姐仍然哭着，死的人是我们的母亲，又不是他们的母亲，他们不心痛，我们很难过呵。镇武装部的人走来，对正哭着的我姐说：“你们去把你们的爸爸暂时接回家吧。”

姐姐听毕，把眼泪一抹，对我说：“小毛，接爸爸去。”我那会儿竟忘记了悲伤，激动地站起身，跟着姐就往红楼走去，走出学校，我们就跑起来。我和姐一路跑上楼，跑到关着爹的房门前，房门是打开的，没人再看守我爹，爹缩在桌子与床铺之间的墙前，不是坐而是蹲在地上，看见我和姐，也没认出我们是谁，甚至动都没动。姐气喘喘地叫道：“爸爸。”

我也跑得气喘喘的，也跟着姐叫了声：“爸爸。”爹不知道我们叫谁，他的思维滞留在他经历过的十分强烈、悲惨的抗日战争年代，那个年代我们还没出生，自然不认识我们，甚至连看我和姐一眼都没有。他身上很脏，有屎，地上也有屎，是他自己拉的。他就盯着那些臭烘烘的屎。姐又叫了声：“爸爸。”

我也跟着叫了声：“爸爸。”爹听到有人叫“爸爸”，稍稍抬起脸望眼我们，没理我们，那张脸上的表情十分漠然。我们和爹之间隔着几坨屎，相距一米的距离，我和姐都不敢走上去拉爹，这是爹身上太脏太臭了，让我和姐都犹豫着是不是把爹拉起来。隔了几分钟，姐绕过那几坨屎，走前两步，想把爹拉起来，爹没动，也不看我和姐。姐觉得自己毫无办法，突然对我说：“小毛，你在这里守着，我去叫伯伯。”

姐转身就跑出门，脚步声迅速向楼下飙去，跟着就听不见了。伯伯家离镇街上不远，以前，有时候的星期天，我们随爹去伯伯家，有半个小时就走到了。伯伯家是栋很大的房子，屋前有桃树、梨树，屋后有竹林，由于土地挨着黄家镇，他们如今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菜农，为镇上的蔬菜店输送蔬菜，“文化大革命”中，农民是不能自己贩卖蔬菜的，若自己把蔬菜挑到街上卖，会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被抓到综合治安指挥部去挨批评、受教育。姐姐花了二十分钟，跑到伯伯家，伯伯当时正在蔬菜地里应菜，手握一个长长的粪瓢，舀挑到菜地旁的粪水，浇到一蔸蔸菜上。姐姐对伯伯说：“伯伯，他们让我们去接我爸爸回家，爸爸不肯回家。”

伯伯抬起头问：“谁让你们去接你爸？”“他们。”

“他们是什么人？”姐姐喘了会儿气，半天才说：“武装部的。”

那时候黄家镇街上还没公交车，摩托车也没有，出行都靠两条腿。伯伯是个雷厉风行的农民，他都懒得进屋换衣服，拉着侄女向红楼跑来了。伯伯一身衣服早被太阳晒白了，裤子上粘着粪水，还有泥巴，一双布鞋也烂了，脚趾都伸了出来，但伯伯不管这些，一身力气地跑到我面前，没叫我，而是看着他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