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取，”女人坚持说，“我就是要给儿子取名黄泽东。”“我的姑奶奶，千万不要有生龙生凤的思想，我们生不出那样的角色。黄泽东？

你想让人家笑话我们呵？千万不要取这样的名字。”男人说。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李香桃老师生下了我，给我取大名黄跃进，小名则叫小毛，取用了的姓作我的小名，但谁也不晓得我母亲为我取小名的良苦用心，她希望我有朝一日成为那样令全国人民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领袖。她是个很有抱负、很坚强和奢望很大的女人，但我只能令她失望，我不过是生长在时代的一个普通人罢了。

就是那几天，何福来来了，他的上级赏识他干事颇具魄力，升了他副厅长。

他身为副厅长来县里检查工作，这类似于衣锦还乡。他在检查工作中问起“老上级”，有人告诉他，他的“老上级”在黄家镇供销社当副主任，他便拉了陪同他视察工作的县长来看“老上级”。当时我母亲还在坐月子，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我爹做。那当儿，爹正在洗尿布，头低在脸盆上，哼着那个年代的歌曲，眼睛里都是笑。何福来一身蓝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一脸精神地进门便叫喊：“老队长，你好啊。”

爹抬起搓洗尿布的手，一看是小狗子，高兴道：“小狗子是你，哈哈哈哈。”县长听我爹叫何副厅长“小狗子”，便补一句：“他是何副厅长，来我们县检查工作。”

爹知道县长，县长是河北人，“四野”下来的，马上道：“坐坐坐，你们。”何副厅长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觑眼我妈说：“嫂子好。”我妈忙说：“领导好、领导好。”爹为何副厅长和县长泡了茶，笑呵呵地站着，搓着手。何副厅长说：“坐呀，老上级。”爹坐到床边，边说：“什么老上级，就是个老同志而已。”何副厅长指着我爹对县长说：“我当年革命是老上级带出来的，他可是老革命，我现在都副厅了，我们老队长怎么还是个副股？我们老队长人老实，从不向组织提要求，我可要为老上级说句公道话，不能老待在副股级上不动，你县长大人要提一提我的老上级呵。”

县长十分惭愧道：“我不知道这些事。”接着，他望着我爹：“来的路上我想了下，县卫生局局长会上调市卫生局，您是老革命，有资格呵，您去卫生局当局长……”爹一听这话慌了，打断县长的话说：“不不不，我干不了那局长，真的干不了。

我这人没水平，只适合做具体事情。”何副厅长不这样看道：“老队长是谦虚，县里当个局长，也就是个科长，没什么干不了的。再说，不懂，可以问副局长或办公室的同志，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没什么难的。”

爹推托说：“谢谢你们好意，我这人习惯在基层干，不当官反而吃得好、睡得香。当局长，那要水平，我只有几滴墨水，干不了，不适合，真的不适合。”

县长望眼何副厅长，又看着我爹，为难的样子想了下又说：“这样吧，供销社的业务你熟悉，你去县供销社先任副主任，干一两年，再当主任吧，您看如何？”

爹忙摆手：“谢谢县长，我还是在镇供销社当我的副主任自在些，我不适合当领导。”

何副厅长脸上有些失望，觉得老上级太不上进了：“老队长，我可要批评你，你是不想挑重担。什么不适合？我转业到省里时，开始也觉得别扭，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爹慌忙说：“我怎么能跟你何副厅长比啊？你年轻有为，我都四十岁了，还干什么啊。”

何副厅长和县长在我家坐了一个小时，也动员了一个小时，见我爹执意不肯，走了。爹送他俩出门，折回来，母亲责怪地望着爹说：“你啊，真是稀泥巴糊不上壁，给你官当，你都不要，才看见你这样的人！”

爹笑呵呵地摇头，“你以为当官容易？卫生局长，那么多人想当，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当那局长，那不是如坐坐坐什么我忘记了？”

母亲瞪爹一眼：“如坐针毡。”“对对对，如坐针毡，扎得屁股痛，”爹说，“县供销社副主任也不好当，我经常去县里调货，县供销社的三个副主任，每次去都只有一个副主任留在供销社，另外两个副主任却去市里调货了，这个市没货又要跑那个市调，经常三四天在外面跑，有时候还要跑长沙、武汉或上海，一去就是五六天。小毛才出生，我天天不在家，谁照顾你，你不会有脾气？”

母亲说：“我不会有。县供销社副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副科级，你应该要。”爹说：“不当干部自由些，当了，什么事都要管，得罪人呵。”“原来你是怕得罪人，”母亲说，“没出息。”爹说：“我就这个出息，我这出息比我哥阿狗大，这就够了。”“你怎么老跟你哥比？他是农民。你跟何副厅长比，你算什么？”爹不愿与别人比，别人官当得再大他也不在乎，他只在乎自己的生活是否自由自在，是否不用多负责任。他说：“官当大了责任就大，无官一身轻。以前，有一个人，是个和尚，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他救过我两次命。他曾说，我不能当官，一当官会倒大霉。”

母亲生气道：“原来你还信这些东西？”爹说：“信，怎么不信？不当官，我不是活得很轻松吗？”母亲知道爹是这么一块不求上进的料后，就不再指望他给自己带来荣耀，心就放到了我身上，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有大出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老师见我是李香桃老师的儿子，让我当了副班长，可是我只认真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就认真不起来了，又回到了懒散、调皮的样子。有天，班主任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批评我是班干部了还自由散漫，母亲听见了，回到家，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当时爹也看着我。

母亲说：“黄小毛，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当工人。”

“只是当工人？”我明白母亲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便改口说：“当解放军。”“当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好当的，嗯？”

我看着又矮又胖且满脸阴麻子的母亲，不知她要我长大了当什么：“那我当老师。”

“你太没志气了。”我想了想说：“当科学家。”我想这下母亲该满意了。“只是当科学家？”科学家母亲还不满意，我忙答：“当校长。”“只是当校长？”

“那我长大了当县长。”“只是当县长？”

“妈，那你要我当什么？”我想不出母亲要我长大了当什么。爹说：“好了、好了，能当县长就不错了。”如果我母亲在那时候就预测到，我日后既没当校长，也没当科学家，更没当县长，班不上班，整天坐在家里写，上午九点钟才起床，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而且居然敢用如此不恭甚至是尖刻的语言写她，她一定会把我掐死，或者把我捂在被窝里闷死。假如我母亲现在还活着，她一定会把我的稿子撕成碎片，掷在我脸上并对我说：“你死又不死！”就像我十岁时，她打我和骂我时那样。

记得我十岁那年，曾跟学校一老师的子弟打过一架。那孩子不自量力，以为我爹是黄家镇的甫志高，就可以欺负我。他年龄比我小一岁，体质也比我差一点，但他也敢无视我的力量而对着我的身影唱道：“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

我走上去威胁他说：“你再唱一句！”

他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又大声唱，边转身想跑。我不等他把“叛徒甫志高”这一句唱完，就一拳打在他脸上，结果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鼻血流过他的嘴唇和下巴，欢快地流到了那孩子的棉袄罩衣上。那孩子一见自己鼻子流血了，马上哭了，一脸惨兮兮地跑到我家告状，哭着说：“李老师，小小毛打打打我，呜呜呜呜。”

母亲暴怒了，大声恶道：“你这砍脑壳的！”拿起扫把就要打我。我跑了，逃到街上闲逛，觉得一条街十分冷漠，没人关心我。到了晚上，我被饥寒交迫困扰着，不得不回家。母亲看见我，立即把我揪住，按在床上，剥掉我的裤子，抓起事先准备在桌上的竹尺，一个劲地打我的屁股，打得我又哭又叫疼。母亲却恶狠狠地骂我道：“你这砍脑壳的、你这砍脑壳的死又不死。你把你妈妈的脸、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

好在爹从不看我写的，我可以放开胆子写他，写他在敌人的淫威下委曲求全，写他在权势面前卑躬屈膝等等。好在母亲死了，我写她时可以不考虑有损她身为母亲的形象，不然她真的会举着竹尺，边打我，边怒斥道：“你这死又不死的东西，你把你妈妈的脸、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