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桃是我母亲，一位小学老师，生前在黄家镇迎春路小学教书。我大哥做过我母亲的学生，我姐和我都做过母亲的学生。李香桃老师如果还在世的话，也有七十七岁了。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初夏，李香桃老师对自己一狠心，投河自杀了。所以母亲留在我和姐心里的形象，永远是年轻的，但不漂亮。我母亲不漂亮，如果漂亮也轮不到长相像猩猩的我爹娶她。我母亲个儿矮，还很瘦，长一张阴麻子脸，二十三岁时嫁给了我爹，当时爹已满了三十五岁。那是一九五四年。在五十年代的黄家镇，二十三岁的女人还没找到婆家，就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那个时候姑娘们十六七岁就结婚了，有的姑娘还只十四岁就嫁了人。两人经迎春路小学女校长介绍认识，见了三次面，就于那年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天结婚了。一年后生下了我姐，隔了三年，生下了我。我和姐都出生在黄家镇医院。

我母亲李香桃是个严厉的女人，关于她的严厉是怎么形成的，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她当老师的缘故。留在我记忆里的母亲，不但严厉，而且好胜，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学校里争第一，这种性格的女人，竟然自杀了，真是匪夷所思。我曾问过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笑笑说：“像你母亲这种性格的女人，最容易自杀。”

我问：“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了，而跳河自杀？”心理医生回答我：“因为她觉得自己输了，她最看重的是输赢，她输不起。”最看重输赢的李香桃老师，为达到争第一的目的，不严厉也不行。于是我母亲对学生绷着面孔，为的是让学生别懒惰，别以为可以不做作业，别以为上课可以讲小话或做小动作。李香桃老师手中的教鞭可不是摆摆样子的，谁敢不做作业她就打谁的手板。脾气来了还打学生的脑袋。李香桃老师打人从不含糊，任何一只手板在她的教鞭下总要起一条条红印，这也是让一些学生于“文化大革命”中报复她的原因。他们把几根牛筋绳绞在一起，弄得很粗，用它来抽打李香桃老师。他们不但要把挨李香桃老师打的次数都夺回来，还想赚那么几下。

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充满报复欲望的哥哥姐姐抽打我母亲，虽然恨得咬牙切齿的，却只能以沉默对抗。

身为小学教师的我母亲，不光只是对学生严厉，对我和姐也很严厉，脸上很少有笑容，说话闷声闷气，以此树立严母形象。母亲文化并不高，但她知道孟母教子，三迁其家，因而她用孟母要求孟子的一切，变本加厉地要求我们，动辄就叫我把手伸出来，打手板。假如我抵触，不愿伸出手，她手中的教鞭就可能更猛烈地落在我的脚或屁股上。如果是冬天，我还能占点便宜，因为裤子穿得厚，绒裤和棉裤，加罩裤，能很好地消化一部分教鞭落在脚或屁股上的力度。若是夏天，我就吃大亏了，因为母亲会更加狠地打她不听话的儿子。

我母亲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她应该是个男人才理所当然，可惜她是个女人。我和姐在小时候不怕爹，爹在我们眼里性情温和，很少对我们发脾气。但我和姐都怕母亲。她不跟我们说二话，要打，教鞭就下来了；要骂，什么凶狠的话都可以从她嘴里飙出来。诸如“你这个砍脑壳的”、“你这个丢人显眼的东西”，如此等等。

李香桃老师心性高傲，于是有一百个理由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在我们小时候，一家四口人的衣裤都是李香桃老师洗，一家四口人的饭菜也是李香桃老师操劳。爹在我出生前是镇供销社副主任，一个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的副主任。主任不愿意去的地方、主任觉得不重要的会议均让副主任顶替。于是爹很少在家待着，常常几天不回家，一问，才晓得爹到县供销社调货去了。那时候湖南的工业相当落后，所有的货物都是紧俏物质，例如单车、手表、收音机等，甚至糖果、饼干也是紧俏物资。如果你不守在县供销社等，那么这些商品就可能永远不会光顾黄家镇供销社。我爹身为供销社副主任，就是负责此项工作。爹责任心强，不愿看见供销社的柜台上空空荡荡，又不放心他领导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就只好什么事情都亲自出马。当然一出马就是一天、两天，甚至三天不归家。

那是一个让我爹那辈人工作起来勤勤恳恳且不顾妻室儿女的年代。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爹很少在家待着，星期天也是吃过早饭就不见人了。母亲说他把这个家当成了旅社。爹却不吭声。爹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也没当过小学老师，不会训斥人，只懂得做事、做事、做事。李香桃老师生他的气时，他就勾着腰，坐在门槛上，垂着头，就像一个知道自己犯了过错的大孩子。但不要以为他听进了李香桃老师的批评，当李香桃老师住嘴时，爹会以滑稽的样子问她：“你说完了？”

李香桃老师说：“还没完，现在没时间跟你说了。”爹问：“你口不干，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李香桃老师愤恨道：“我看不得你一副懦弱讨好相，你怎么不死？”爹回答：“那不能死，主任要我好好工作，没要我死啊。”李香桃老师道“：你就只敢跟我油腔滑调，换一个人，看你那德行，哈巴狗一样。”爹笑，知道老婆骂完了，顺了气，便拍拍屁股上的灰，迟缓地左右望望，一转身就不见人了。不到晚上，甚至半夜，你别想再看见他的身影。爹不是去镇供销社忙碌，——我出生后不久，爹调进了镇政府办公室，爹是去找人下象棋什么的。我童年时候，黄家镇街上，成年人没什么东西玩，电视机还没走进黄家镇，麻将是被绝对禁止的，但常常有人爱摆象棋，就摆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下来对弈几局。爹中年时酷爱下象棋，面对着棋盘上的将士象马车炮卒，十分着迷，可以乐此不疲地与对手（无论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一局又一局地玩下去，甚至不吃饭也没关系。

“黄抗日，我要跟你离婚。”李香桃老师一脸威胁地冲我爹叫嚷。

我爹少年时候不叫黄抗日，叫黄山猫。这很好解释，在我们黄家镇，给男孩子取名都爱往贱的方向取，猫啊狗啊牛的，所谓名贱命长。猫啊狗啊牛啊都是活蹦乱跳或力大无穷的动物。黄家镇的上辈人就喜欢把孩子取名为这类命贱的家畜。

我爷爷认为世界上最贱的动物就是猫，传说猫有九条命，摔不死，打不死，淹不死，所以就给我爹取了个山猫的名字。黄山猫这个符号本来附在我爹身上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这个名字在一九三八年冬遇上了一个来白水县带新兵的营长，他是个很有几分热情且在洋学堂上了几年学的少校。他瞧着黄山猫这个名字皱起了他年轻的眉头，叫嚷：“黄山猫是谁，站出来。”

我那个离二十岁还差一个月的矮矮小小且长一张猩猩脸的爹马上站出队列，对少校营长恭谦地回答：“长长长官，黄黄黄山猫是是我。”

少校营长拧着年轻的眉头，攥着那本花名册想了几秒钟，自作主张地把黄山猫这个名字划掉。“听着，”他对红着脸愣在他身前的黄山猫说，“从今天起，你不叫黄山猫了，本营长给你改了名字，你叫黄抗日。明白吗？”

爹不明白，瞪着这个擅自替他改名字的长官：“长官，黄抗日是谁？”长官觉得我爹愚钝，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便道：“黄山猫这个名字没有了。从现在起，黄抗日就是你，你就是黄抗日。听着，黄抗日，归队。”身为湖南乡下汉的我爹怔怔地瞪着他，一时没反应过来。长官说：“我是说你咧，你耳朵聋了？”乡下汉顿时醒悟，原来自己一眨眼就变成“黄抗日”了。长官命令道：“黄抗日，回队列里去。”“明白，长官。”黄抗日向营长敬了个还不熟练因而有些扭捏的军礼。

李香桃老师把舀水的瓢一摔，“黄抗日，我要跟你离婚。”李香桃老师尖声说。黄抗日抹了抹疲惫的面孔，盯着她。“我又有什么不对吗？”“你哪天管过这个家？你只晓得下棋，我真不懂，那几粒臭棋有什么好玩的！”“那是你不懂象棋的奥妙。”

李香桃老师问：“奥妙？什么奥妙你说？”“下棋能调节脑袋瓜子。”李香桃老师不屑道：“你那木鱼脑袋，再调节都没用。”爹说：“有用呢，人不动脑就会变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