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顿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14:11
|本章字节:11146字
母亲死后不久,学校就对我们一家下逐客令了,因为有几个老师没房子住,那几个从外乡调来的老师都盯着我们家那套房子。不久,在我母亲的追悼会上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的女校长,找我伯伯谈话,要我们搬家,搬到校外的一栋公房里住,因为我母亲死了,我们再住着学校的房子就不对了。
伯伯点头说:“好好好,我跟他们说。”伯伯不是来跟我们说,而是拖着一辆板车、带着几个人来替我们搬家。那是个星期天,一早,太阳刚刚出来,伯伯就站在门口了。伯伯胸宽体胖,把一张门全堵了,低哑着喉咙对我和我姐说:“学校要你们搬家,找到了我。”
我和姐都望着伯伯,我才起床,姐姐在厨房里炒现饭吃。伯伯微笑着走进家,望眼四壁,壁上除了几个镜框和贴着张毛主席像,再没挂什么东西了。他把手一挥,像驱赶蚊子样说:“搬吧,你们赶快清东西。”
我们搬到了一幢大宅里。这幢大宅曾经是黄家镇最有钱的人家建造的,建造于三十年代初,是一幢门框上雕着石狮子的住宅。一进门是一个厅堂,厅堂两边是两间厢房。后面又是一个厅堂,两边是两间正房。中间一个天井,天井是一个小花园,还有假山和葡萄棚。然后又是一个厅堂,两边又是厢房,又是厅堂又是厢房,临了还有一个天井,当头则是杂屋、厕所和厨房。而另一头还有几间小屋,我们搬进了其中一间。
这是间壁灰早已剥落、门窗业已破旧的房子,地面也坎坷不平。我们在这间房子里摆了两张床,一张床给姐睡,另一张床我和我爹睡,准备了两床被子,一床是我盖的,一床被子是给爹准备的。
那段时间,爹住在伯伯家养病。伯伯请了个老中医开了药,每天熬药给我爹喝。然后他遵医嘱,每日早晚给我爹做头部和足底按摩。让我爹脱下袜子,将我爹那又大又宽的脚搭到他腿上,一下一下地按着,用这种方式来促进我爹身上的血液循环。接着,伯伯洗净手,又开始按我爹的头部,我爹怕痛,不肯按,伯伯强令我爹坐在椅子上不动,由轻到重地按着。我爹龇牙咧嘴地叫痛,伯伯说:“当然有点痛,痛才好,证明有用,不痛就不会好。”
伯伯这么说,爹似乎听得进耳朵了,不像一开始,伯伯说什么爹都听不进去。有天,我和姐去伯伯家看父亲,伯伯边按老中医教授的方法,给我爹的头部做着按摩,边充满信心地对我和我姐说:“看见吗?你们爹脸上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果然,爹脸上有了红润,看我们时,也有了眼神。伯伯按摩得非常专心,每天早晚为我爹按摩头部和足底。他希望用他那两只有力的大手治愈我爹的精神病。我爹也乐意将一双又大又白的脚伸到伯伯腿上,这是被人按摩是很舒服的。我爹喜欢享受有人在他头上和脚上揉啊捏的。爹笑道:“嘻嘻嘻嘻,舒服。”伯伯说:“晓得舒服就好,就有救了。”
“嘻嘻嘻嘻,舒服、真舒服。”爹傻笑着说,嘴巴咧得很开。伯伯说:“这证明你身上的有些神经,恢复了。”“嘻嘻嘻嘻,舒服。”爹继续傻笑着说。每天兄弟俩演着同样的节目。先是头部按摩,后是足底按摩。每天两次。
半年后,伯伯把我爹送回了家,爹胖了,脸色红润,看人时目光也比过去精神些了,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麻木。我姐过早地成了我和我爹的母亲。我是大孩子,我爹反成了不懂事的小孩子。这也是她后来脾气不好的原因。她还只是读初中,就得承担家里的一切,洗衣、买菜、做饭,还得将一担一担的煤从煤店挑回家,借个藕煤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一压一压地做着煤球。自然脾气就越来越大,对我和爹就叫叫嚷嚷的。“洗碗去。”姐对我吼叫。
或者:“把自己的臭鞋子洗掉,没有哪个给你洗臭鞋子。”姐对爹吼叫:“你看你,下巴上有眼一样,几十岁了,吃饭还掉饭粒。”或者跺着脚尖叫道:“我要是也死了,谁还会管你的死活?你要当那个国民党干什么?!害得妈妈都死了。一家人倒霉都倒在你身上。”姐常常煮一碗白菜给我和爹吃。“今天就一个白菜,没钱了。”她敷衍了事地道,脸上一脸烦躁,很像李香桃同志,这让我和爹都有点敬畏她。有时候我也会反抗,假如今天是一个白菜,明天又是一个白菜,后天还是拿一个白菜打发我和爹,我就会鼓足勇气问她:“姐,还是只有一个白菜吗?”姐立即暴跳如雷,大吼大叫:“有一个白菜还是好的,没要你吃光饭已经够客气了。”
假如我渴望吃肉而说:“怎么好久不吃肉了,姐?”姐会对我怒目而视:“你想得美,吃肉,还吃人参燕窝哩!”姐的脾气比母亲还坏,这是她觉得她不该承担这一切。与她同龄的姑娘都无忧无虑的,这里玩那里看,在街上跳房子,跳橡皮筋,边跳着橡皮筋边快乐地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如此等等。她们玩得很开心,不想一点事,事情都被大人想了,而我姐却不得不挑起照顾弟弟和精神失常的爹的衣食重担。她当然有很多理由来火。“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家庭?”她恨恨地抱怨,“为什么我不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或者革命群众家里?为什么放着共产党不当,你要当国民党高级特务?”爹问:“哪个是国民党高级特务?”
姐呛了口,望眼爹,“你还问我?”爹就掉头问我:“小毛,哪个是国民党高级特务?”这是爹疯了后,第一次认出我叫“小毛”,我高兴了,说:“爹,管它呢,反正不是你!姐,爹晓得我叫小毛了。”姐盯眼爹,“你晓得我叫什么名字吗?”爹想不起来道:“不记得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应该记得的。”姐伤心道:“小毛你都晓得,我你就不记得了,看来,我白做了。”我说:“爹,她是我姐小兰呢。”“姐小兰?”爹不相信道,“我不认识姓姐的。”“小兰不姓姐,是我姐,是您和李香桃的女儿。”“李香桃这名字我有印象,”爹问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姐火了:“洗碗去,小毛。”
姐后来在单位上脾气不好,说话不掂轻重,跟领导说话也像吵架一样,以致大家都怕了她。这是她小小年纪就又当爹又当妈而形成的爱跟人吵架的脾性。
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里,每月有三十元生活费,由我姐每月十号去镇革委会一楼的财会室领取。这是我爹工资的一多半。在我爹关进红楼的那一年半里,爹的工资是停发了的。母亲死后,我和姐尚不能自食其力,便通知我姐去领取我爹的一半工资。有天,也就在我和姐一筹莫展时,民兵训练股刘股长一步跨进我家,当时我们还住着学校的房子,他傲慢地瞅我和我姐一眼,对我和我姐绷着脸说:“你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你们要跟你们的叛徒父亲划清界限。懂吗?”
“懂。”姐说。“你呢,小毛?”刘大鼻子又逼视着我问。我没回答他。我当时最恨的人就是他。
“你还没回答我呢,黄小毛?”刘大鼻子仍然逼视着我说。我只好说:“我早就划清界限了。”刘大鼻子在我头上摸摸,这才对我姐说:“明天,你去镇革委会领取生活费。”
爹的精神病在黄家镇人眼里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全愈。事实上,爹在一九六九年底就康复了。知道这个秘密的在黄家镇只有三个人,我、姐及我伯伯。这要搭帮我伯伯。如果不是伯伯一次又一次地熬中药给我爹喝,如果不是伯伯努力且很有耐心地为我爹做足底和头部按摩,从而打通了我爹脑部的神经穴位,使一个个短路的系统畅通起来,也许爹早就因精神病死了。因为患了精神病且没几年就死了的人,在黄家镇就有好几例。
爹其实在叫我小毛之前几个月,头脑就清晰了,只是他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完全清醒,因为伯伯送他回家时一再嘱咐,如果他不想再被造反派找麻烦,务必要继续装疯。伯伯虽是个农民,但目光很能穿透当时的社会现象,看见很多人无端端地被整,好人被说成是坏人,有的人并没有我爹那么多复杂的政治历史,只因一句话没说好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伯伯对我爹说:“山猫,”他一直叫我爹少年时候的名字,“你不能好,晓得吗?好了,你这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的身份,会把你害死。”
爹说:“是啊,我是不能好。”伯伯说:“小毛还小,小兰还没到出嫁年龄,你死了,谁管他们?”爹深以为然地点头说:“那好不得,好了就害了小兰、小毛。”但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一个下雪天里,爹忍不住还是在我面前露了真相。
那是个星期天,姐出门买菜了。我躺在床上睡觉,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摸我的头。我探出头,发现是爹。爹披着棉袄,见我醒了,坐在我身边低头瞧着我。他的目光里有父爱。
“爸,是您。”“小毛,我好了,但你不能告诉别人。”爹一脸认真道。
我看着爹,一时没反应过来,爹又说“:他们要是晓得爹好了,又会找爹的麻烦。”我说:“爸,你真好了?”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爹说:“我们从迎春路小学搬了出来,是吧?”
我点头。“你妈妈死了,是吧?”我又点头。
爹满目凄凉地盯着我说:“你妈死了,爹对她不起。”我相信爹真的清醒了,叫了声:“爸。”
爹说:“我害了你们的妈,也害了你和小兰。”我不知道如何答。
爹热泪横流,一颗颗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掉在他那两只干瘪的手背上。我说:“爸,算了,哭也没用。”爹辛酸的样子说:“爹没用,对不起这个家。”伯伯于这个时候,挑着一担大白菜来了。伯伯把菜担放下,见我爹坦然地瞧着他,又见我一脸欣喜,就疑惑地瞪着我和我爹。我说:“伯伯,我爸清醒了。”“清醒了?”伯伯瞧眼门外,门外没人,天井里一地雪,伯伯听到隔壁有人说话,马上把一枚手指放到嘴边“嘘”了声,神色紧张地小声道:“别说话。”爹小声说:“哥,你来了。”伯伯把门关了,“下雪了,送些菜过来。”爹说:“哥,辛苦你了。”
伯伯摆下手,睁开那皱纹交错的眼皮,严肃着脸对我说:“小毛,千万不要到外面说,一定要记住伯伯的话,一个字都不能说。”
我懂地点点头。这时姐拎着菜篮子回来了,买了白萝卜和大白菜,看见伯伯,高兴道:“伯伯来了。”
伯伯一笑,爹也望着女儿笑,姐当了大半年家,人当精了,一见爹那表情,呆了。伯伯把手指放到嘴边说:“隔墙有耳,小兰,你爸是装疯。”姐姐听毕,立即低声呜呜呜呜地哭了。伯伯压低声音说:“你爸不装疯,武装部的人又会把你爸抓去批斗,懂吗?”姐哭着,哭得一张脸波澜壮阔的,这种形容一定不对,可是没有更好的词形容姐脸上那种一悲一喜、恨恨地、又哭又笑的表情。姐声音很轻地回答伯伯:“我懂。”
从那天起,我和姐便晓得爹是装疯。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有人再揪住我爹整,因为谁也不会以整疯子为荣。
那天下午,我带爹去拜祭母亲。当时地上一片白,那是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所致。我和爹背着人的视线,一前一后地向坟山走去,当时镇上的人都坐在家里烤火。街上冷清清的,没一个人走动,只有冷冽的西北风穿街而过。坟山在街的尽头,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三里多路远。走出街,还要穿过一片茂盛的油茶树林和枞树林,那儿没有住户,有的只是一座座没有墓碑的冰冷的坟墓。
我和爹花了一个小时,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坟前,如果我不带爹来,爹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李香桃的墓的,那年月,黄家镇的人死了,埋葬时不立碑,只有最亲的人才知道亲人是葬在哪里。我母亲的墓前有一株龙柏,龙柏已有一米高了,它不是我们栽的,是死于我母亲前的一处墓的亲人栽的。我和爹偷偷走到母亲的坟前时,迎接我们的是扬起了雪子的北风,北风直往我们的颈脖里钻,冷得我直打噤。
我指着母亲的坟,对爹说:“妈妈就埋在这里。”在母亲安葬后的翌日,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在棺材里挣扎,一脚把棺材尾端蹬开并把埋着棺材的土也踹开了,叫我“小毛、小毛”,要我把压着她身体的棺材盖搬开,因为棺材里太憋闷了,实在没法出气。这个梦做得很真切。我把这个梦告诉姐,姐走上来摸摸我的额头说“没发烧啊你”,但我竟相信这个梦会灵验。于是那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跑到这里,看坟墓是不是被母亲一脚蹬开了,看母亲是否真的会破土而出,结果,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爹觑一眼四周,除了一座座坟,确实没有人。爹跪下前,对我说:“小毛,你注意下,看有没有人来。”
我就举目眺望,天近黄昏,白皑皑一片,我说:“没人,爸。”爹在母亲的坟前跪了几分钟。那几分钟里,我很紧张,生怕有人看见爹跪在我妈墓前从而去武装部告密,武装部的人又不是傻子,一听便会把我爹抓进镇武装部,重新让我爹交代,那我爹就真的成狡猾透顶的国民党高级特务了,不成也不行了。
爹默祷了几分钟后,三下两下把墓上的雪拂掉,接着他脱下烂呢帽,向着墓鞠躬。这有点像后来我在大学里看老电影里英国绅士的味道。这证明我爹还没那么老土。
我见爹鞠了一个躬又一个躬,天色在那一刻更暗了,就说:“好冷的,爸爸,走吧。”
爹转过身来,瞅着我。“小毛,你先回家。”“你不怕被别人看见?”我说,“伯伯说,只让我带您看一眼墓就走。”爹不说话,仍然站在母亲的墓前,低垂着他那张可怜的皱纹交错的猩猩脸。从墓地上回来后不几天,爹装起疯来了。这是爹压抑不住自己那种喧嚣的内心——那颗凄凉、愤怒的心,再不嚷、不叫,就要爆炸了。在街上,只要遇见小孩,爹会做出精神病相,吓小孩说:“咦,快跑啊,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而那些小孩一看见我爹弓着腰经过,会在他背后大叫道:“黄老倌,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爹会马上做出很害怕的样子,回头望那些小孩一看,然后大叫一声:“快跑啊。”街上的那些小孩会在我爹背后大笑,开心极了,更加起劲地叫嚷:“黄老倌快跑呀,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追上来了。”爹会在半分钟之内逃得没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