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觉得自己这副怕事的德行是不能保卫，就难过地低下头。“保卫衡阳，你不是讲笑话吗？”爹昂着他那面无人色的脸说：“是是讲笑话。”“你既然抗日，为什么还向日本侵略军投降？”爹哑口无言。

“你自己交代，你向国民党出卖了多少游击队的情报，一共出卖了几次？”“我没出卖情报。”爹回答。

“你别狡辩。我们很清白你的底细。你若不当叛徒，国民党不会把你枪毙，国民党未必还会把你留到让游击队来救你？你怕这是在舞台上演戏？莫装蒜了。”

爹怏怏地望着他。刘大鼻子又强调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只是干过国民党少尉排长，我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兵排长，我比你行，这你要承认吧？”爹嘟哝道：“那是，你比我厉害。”“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付你这样的坏人，我们只需动一下小指头就要你脑袋开花。你不老实，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你想死吗？”“不想死。”刘大鼻子一拍桌子，把他的困惑掷在我爹脸上，“为什么你那么怕死？说？！”“我的孩子还没没长长大。我不不不放心两个孩孩子。”“放你娘的狗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刘大鼻子大声吼道，那骂声好像是从鼻孔里喷出来的。“你就是怕死，所以你既叛变国民党又叛变共产党。你是败类，只有败类才今天变节，明天又变节，后天再变节。你是变来变去的祖宗！”他还觉得不够到位，又掷地有声地加一句：“你是败类中的败类，是败类的爹！”

“我是败类的爹，”爹深以为然地回答。“你是真正的败类。国民党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饭桶，才败给日本人。”

“是、是，我是饭桶。”爹说，忽然感觉不对，便问：“我们没败给日本人吧？抗日战争不是胜利了吗？”

“那也不是你们国民党打胜的，是毛主席领导全中国人民共同抗日，才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知道吗？”刘大鼻子觉得自己回答得很机智，满意地一笑。

爹答：“毛主席？那是、那是。”“你老实交代，你向国民党提供了多少游击队的情报？”刘大鼻子又把话题引到他设置的陷阱上，犹如一条威猛的狗对着一只孱弱的老猩猩凶猛地汪汪汪吠叫似的。

爹回答：“我没没提供情报。”“没提供情报，国民党反动派会让你活到今天？你不是讲相声吗？”爹答：“我不晓得讲相声，侯宝林会讲相声。”刘大鼻子很愤慨，“哎呀，你还拿侯宝林糊弄我是吧？”爹说：“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是说侯宝林会讲相声，我不会讲。”

镇革委会严副主任见刘股长久拿不下我爹，很是生气，觉得刘股长白当了几年侦察兵。他亲自出马，威严地瞪着我爹，把我爹视为臭。“你早就应该死。你这样的人活着，每天要吃国家的粮食，太浪费国家的粮食了。”他看不起我爹那可怜巴巴的模样且很有感触地说：“别人都死了，你怎么不死啊？”

爹羞惭道：“我我我也说不清。”“你不但浪费了国家的粮食，还浪费了国家的肉票和布票。”严副主任疼心地说。“我是浪费国家的粮食和肉票、布票。”爹说。“你还浪费了我们的革命时间！”爹解释：“抱抱抱歉，我我并没想浪浪费你们的革革革命时时间的意思。”“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很多革命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你却让我们整天围着你转，因为你不肯老实交代，”严副主任很有脾气，“你让我们都很失望你晓得吗？”“我罪该万死。”爹回答。“认识到这一点，算你还有点觉悟。很好，在你死前，你应该老实交代你是如何向国民党叛变的，”严副主任很狡猾地说，“这么说吧，你反正要死了，免得你死时身上还背着一个包袱。没有包袱的死是很轻松的。”

“我没叛变，”爹喃喃道，“我不会叛变的，国民党那时候已大势已去。”“国民党会有那么土松吗？狗急了都会跳墙的！国民党对付你这样的人不是一碗饭？你这副德行能经受住严刑拷打？你以为你是许云峰？你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甫志高。”

爹一脸天真和迷惘，“甫志高是哪个？”“哈，你还学会装蒜了。甫志高是革命的叛徒，国民党军统特务还没拷打他，他就招供了，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最后被双枪老太婆打死了。”“那我不当甫志高。”“不是你当不当甫志高的问题，你就是黄家镇的甫志高。”“我不当黄家镇的甫志高。”

“你比真正的甫志高还坏还狡猾。”“我不当甫志高，我不当甫志高。”爹捂着眼睛说。这时他仿佛看见一个名叫双枪老太婆的女人对着他阴笑，手里端着两支驳壳枪，叫他转过背去。“不不不，我没叛变，同志，别别别开枪，敌人在那边、在隔壁，不是我，同同志你搞搞搞错了。”

我爹精神失常了。话说回来，任何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被这样逼来逼去地审问，也会发疯。任何一个人的大脑机能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下都会有化学反应。当你在足球场上看球，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了一个球，你会为你热爱的球队欢欣鼓舞；如果你热爱的球队输了，且输得很惨，你会很沮丧。这种情绪说白了就是大脑里的化学反应。假如你像我爹一样，一个人被关在一间房子里长达一年多时间，天天伏案写交代材料，三天两头受到一个又一个人的侮辱和逼问，你也会发疯。你的脑细胞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会逐渐改变，会长霉，因为你觉得自己完了，觉得自己太倒霉了，活着不过是被人怀疑、审判，长此以往，这种对你身体健康有害的化学物质就会变本加厉地繁殖起来。

一九六九年农历大年初一我送饭给爹吃时，红楼整个空了，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只有守传达室的一家人在，再就是我爹。守传达室兼保卫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复员军人，是严副主任的亲戚。他叫住我，把开我爹那张门的钥匙给我。“给你，自己去吧。”他说。

爹那时候已神智不清了。有人怀疑我爹是装疯卖傻，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我爹这种在威逼利诱下仍然装疯卖傻的人，就泄了气，去整别的更有价值的人去了。我开门进去时，爹不是坐在床上，而是蜷缩在冰冷的墙角，棉袄倒是穿了，但下身只穿着一条单裤，冷得瑟瑟发抖。爹看见我进来也不看我，目光仍旧滞留在墙壁上，墙壁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这样的话：“班上人爱我”。

这显然是出自小学生的手笔，没打标点符号。这句话在那个年代是中、小学生愚弄人的名句。我就被我的同学骗过。这句话不能倒过来念。有人说：“班上人爱我，你把它倒过来念念看。”假如你倒过来念就上大当了，因为那是：“我爱人上班”。

这当然不是爹的手笔，这是哪个小孩于我爹被关进这间房子前写下的。我循着爹的视线找去，看见了墙上的这句话。爹就呆呆地瞪着这几个字。

“爸爸，吃饭了。”爹不动。

“爸爸，妈妈说饭要趁热吃。”爹仍瞪着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出神。

这时有脚步声上楼，很轻，但还是传到了我和爹的耳朵里。街上哪家人准备吃年饭，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着。爹面色大惊，忽然卧倒在地，捂着耳朵，嘴里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形似一只惊恐不安的老猩猩。

我说：“爸，这是放鞭炮呢。”爹撅着屁股，捂着耳朵，脸埋到了地下。那情形真是又可怜又丑恶，让我想哭。

待鞭炮声终止，爹才昂起头来，仍然是目光惊恐地瞪着我，还有刚走上楼的复员军人。复员军人绷着脸问我：“你爸怎么啦，怎么吓成这样？”

我哭着告诉复员军人：“刚才哪里放鞭炮，我爸以为是日本鬼子来了。”爹喃喃自语：“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我觉得爹神经错乱了，大声说：“爸爸，我是小毛。哪里来的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正在攻打常德呢，孩子，快逃吧，日本鬼子连孩子也杀的。”这时鞭炮声又大作，又是哪家人放挂鞭炮。“听，”爹满脸灰暗和恐惧道，“日本鬼子越来越近了。小孩，快卧倒。日本鬼子是连儿童也杀的。”说着，爹率先卧倒，捂着耳朵。既不愿意看，又不愿意听。复员军人催我走说：“走吧，你爸怕是真疯了。”爹在一九六九年大年初一的那一天，精神崩溃了。也许他早就崩溃了，只是我感觉到爹的精神崩溃是那一天。我怀疑精神崩溃一定存在着一个临界点，或者说有一个片刻，那个片刻神经系统突然短路了，就像电线短路了样。或者说前面翻车了，交通堵塞，于是火车改了道，上了另一条轨道，呼啸而去。

我那天害怕得直哭，叫道：“爸爸爸爸爸爸，我是小毛咧。”但爹仍然伏在地上，捂着耳朵，嘴里喃喃地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那天的爹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确实像一只不懂人话、且受了惊吓的大猩猩，也不认识他的儿子——我。他的思想回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湘北战场，那是个令他恐怖，又令他悲伤、心碎的战场。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多，还没有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