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顿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8 09:42
|本章字节:12442字
我带着读者诸君随我爹去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大小战事和发生在我家的事情,目睹了日军的残暴、的顽强抵抗和游击队的英勇等等。我开的这辆火车已经进站了。我现在要回到开篇第一章(因为还有些有趣的事情需要交代),也就是我爹哭哭啼啼要回黄家镇的那段时间。有天,我在省图书馆一姓李的朋友那儿聊天,李老弟听说我想写衡阳保卫战,就高兴,这是他从未谋个面的爷爷,就是战死在衡阳保卫战中,死时是名少校营长。他是从他父亲嘴里得知的,所以他有意无意地收罗了一些有关衡阳保卫战的文史资料,于是我在他手上有幸得到了几本印刷质量较好的《湖南文史资料》(精选本),把书上有关衡阳保卫战的文章一一翻给我爹看,当我爹戴着老花眼镜,又举着放大镜认认真真地读完《我参加了衡阳保卫战》后,爹兴奋和肯定地说:“毛国风就是毛领子。”
“你没搞错吧,爸爸?”“我记得毛领子就叫毛国风,”爹肯定地说,“当时我们团驻扎在长沙西郊时,有一批长郡中学的学生投笔从戎,毛领子就是其中一个。他叫毛国风,他们几个学生伢叫他毛领子。这个毛领子又勇敢又聪明,他在衡阳保卫战中负伤后,还杀了不少日本兵。”
“他当时有多大?”“十六七岁吧。”
“那他现在也许还活着,因为从年龄上看,他最多八十岁。”爹说:“他们当时都是些孩子,都是受到老师的鼓舞弃笔抗日的。”“现在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只懂玩电脑、玩游戏。”“就是。”爹说。
我开始为爹寻找毛领子大叔。我在湖南出版社有好几个朋友,他们中有些人对文史编纂工作情有独钟。这些文史资料就是他们弄出来的。我给其中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这个叫毛国风的作者的线索。我在电话里对他们说:“他是我老父亲的战友。”
一个月后——我差不多已忘记这事时,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那位编这套文史资料的老编辑退休了,他昨天碰见了他,老编辑告诉他,这个叫毛国风的作者原是长沙市天心区幸福巷小学的教职工。朋友说:“你可以去幸福巷小学打听打听。”
我说:“等一下,你晓得毛国风家的电话号码吗?”“电话?”朋友说,“我们社的老编辑说,他只在二十年前与毛国风有过联系,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之后就没联系了。”“是死是活都不晓得?”朋友说:“那不晓得,不过你还是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爹,爹看着我。我说:“我们是不是去找找毛国风?”爹表示很乐意地点点头,“你安排、你安排。”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天空很晴朗,阳光万分和煦,我开着公司里最近配给我的奥迪a6轿车——公司里原打算配一辆皇冠给我,我没要,因为假如爹晓得我开的是日本车又会与我生气——带着爹去幸福巷小学寻找这个叫毛国风的国民党老兵。事先,我已经打听到了幸福巷小学的地址,所以找起来就比较顺利。幸福巷小学深居在一条老街里,校门是刚建的,贴着贵妃红花岗岩,地上还有一些施完工扔下的废水泥袋和沙子。花岗岩上镶着“天心区幸福巷小学”八个金灿灿的铜字。我把奥迪轿车停在校门外,领着爹下车,走进了幸福巷小学。我问传达室的一个中年男人:“请问,毛国风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
中年男人打量我一眼,又觑一眼我爹,爹弓腰站着,撑着拐杖,模样很谦逊。中年男人说:“他住在后面教师宿舍的三门四楼西头。”
“谢谢、谢谢、谢谢,”爹一连说了三个谢谢。爹的眉弓一挑一挑地,这是他很高兴,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有六十多年没见面了的一个老弟兄。爹搓着手说:“啊、啊,我们走吧。”昔日的抗日英雄毛国风老人为我和爹开了门,他问我们:“请问你们找谁?”我说:“我们找毛国风。”
毛国风说:“我就是毛国风。”他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个儿比我和我爹都高,很瘦,但看上去身子骨挺硬朗。
他的眉毛很大两撇,搭在一双三角眼上,全白了,因而看上去更加精神。他穿着半旧不新的灰蓝色中山装,下面一条黑长裤,脚上一双爱穿的那种黑布鞋。他满脸疑惑:“你们是?”
我闪到一边,让爹突出在他面前。爹看着他,一张生满老年斑的脸很激动,因而不但灰白的眉弓一动一动,嘴唇也一扯一扯的。“你你你还认得我吗?”
昔日的抗日英雄已经把他的战友忘记了,很抱歉的样儿摇摇头,“你是——?”“我是黄抗日!”爹满脸激动地提醒毛国风。
毛国风瞧着我和我爹这两个陌生人,忙在脑海里搜索自称黄抗日的老人,看来他没在他记忆里查找出与这个名字能对上号的人来,说:“很抱歉,我想不起来了。”
爹见毛国风满脸疑惑、愧疚,就冷静了些,进一步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叫毛领子?”
“毛领子?啊,对啊。很多年前有人是这样叫过我,”毛领子说,重新审度我爹,“你、你、你——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你、你——”
爹说:“我是当年四连的炊事班长。”“老班长啊。”毛国风老人忙伸出手,握着我爹的手。“对啊,我是老班长。”“你真是老班长,想起来了,你是我们的班长。”两人紧紧握着手不松,都咧开嘴笑着,摇着头。“抱歉,抱歉,”毛领子说,“我这记性,我这记性。”
爹说:“多少年没见面了啊。”“是啊、是啊,六十多年了啊,哈哈哈哈,坐、坐,你们坐。”我们坐下了。
沙发是一张木沙发,沙发上垫着藤织坐垫。我们坐下时,感到屁股凉凉的。“您怎么晓得我住在这里?”毛领子兴高采烈地问我爹。爹指着我:“我儿子要写一本有关衡阳保卫战的书,去出版社找了些文史方面的书回来,翻看文史资料时,看到了你写的文章,就通过出版社找到了你。”“哦,拙作、拙作,很多年前写的,请指正、请指正。”毛领子非常谦虚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爹说,“这诗用得好,写得好呀。”毛领子一笑,那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感到羞赧的笑。“当时,他们不断地催我写,非要我写一篇这样的东西。见笑了、见笑了。”我很以为然地觉得上一辈人说话都挺谦虚,这种美德我们这代人身上太少了。
后来我们进入了实质性的谈话,所谓实质性谈话,就是两位老人相互诉说离别六十多年的遭遇。毛领子自一九四四年衡阳保卫战后,其个人遭遇是这样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爹和江苏人、和尚逃离衡阳后,毛领子也只身逃离了衡阳,在湘潭遇上了某国民党军队,人家听说他是从衡阳逃出来的,就给了他一个排长当。从此他就在那支部队里干,直干到少校营长打止。全国解放时,他的那支部队跟随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和平起义了,他趁此机会脱下军装回了家,承担照料父母亲的责任。他因是和平起义军官,被上面安排进了长沙火电厂当一名工人。一九五一年他结了婚,两年后他有了一个儿子,生活本来十分幸福,可是好像有人存心不让普通老百姓过上安宁生活,一九五七年他因为一句话,成了“右派”。他只是对厂长兼党支部书记说了句:“你的私心太重了——同志。”于是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罪名是他反对党的领导。这个罪名很可怕,一定下来,他就成了一条死狗子,被开除公职,判了三年劳教,因为他一度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就是他曾经是与共军厮杀不休的。这一年他三十岁,还很年轻,小儿子还刚出生,就因为他对专横跋扈的领导说了一句“你的私心太重了——同志”,于是就不是“同志”了。
“政治是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的。”毛领子一连说了三个很可怕。“是啊、是啊,我也挨过整。”爹回答。
“您也挨过整?”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那里把我当叛徒整。”毛领子说:“叛徒?”“唉——”爹叹了口长气。
“我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关了整整一年,”我说,“造反派非要我爸交代他出卖了多少共产党,天天逼来逼去的,交代材料写了又写,还是不行。最后,我爸只好装疯,装疯呢,不装疯,那个坎就迈不过去。”
“啊——”毛领子感叹一声。“毛叔叔您后来呢?”我问毛领子。
毛领子摇下头,又“唉”地叹口气。“我劳教了三年,回来后,被安排进土夫子队挑土。土夫子队就是挑土,那时候又没有挖土车和渣土车,都是人工挖人工运,哪里要修路挖土,哪里就有土夫子队。我挑了五年土,后来有一次挑土时闪了腰,挑不动了,就跟一个师傅学木匠,学了两年,便在外面跟人打家具,做上门功夫。‘文化大革命’倒是让我躲过去了,因为我在社会上打流,人无定所,这个月在邵阳,一两个星期后又在湘潭,下个月可能又在株洲。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单位,反倒因祸得福。”
“真是因祸得福,因祸得福啊。”爹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恶,发挥得淋漓尽致!”毛领子说,“人性都被‘文化大革命’搞坏了,人善良、美好、助人为乐和仗义的品格,都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搅煳了,变成了锅巴,要纠正过来,要让人与人彼此信任,很难呵。”
“我爸在一九四九年前已经是共产党了,”我说,“他从衡阳逃出来后,参加了湘南游击队,既打过日本人,又打过国民党。‘文化大革命’中照样被整得呜呼哀哉。”
“‘文化大革命’是恶人革命,谁整人凶谁整人恶,谁才能爬上去,最可怕。”“是啊,当年那些人整人都很凶很恶。”爹说。“后来呢,毛叔叔?”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后来。八十岁的毛老人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是深邃且洞明的,并带着一种饱经风雨的笑意:“‘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到了我现在单位的校办工厂做教学教具。当时学校里办了家教具厂,校长是我做家具时认识的。她家那房家具是我打的。她看我做家具很讲究,就欣赏我。一九七八年‘右派’帽子摘了,校长把我恢复工作的关系要来,让我成了正式职工。我脱下国民党军服后干了很多事情,风风雨雨的,就这样过来了。”“是啊,我们这代人,就这样过来了。”爹也深有感触道。
“我这一生里干的事情很多,遇过不少有同情心的好人,也遇过一些坏人,”毛领子说,脸上是一种惋惜什么的样子,“我劳教三年出来后,在社会上打流,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遇到的好人比坏人要多得多。”
“是啊,好人毕竟比坏人多。”爹附和道。“这也是一辈子。”“是啊,也是一辈子。”“一场噩梦啊,老班长。”“唉——”爹很动情地叹息一声。
我打量着房间里,这套两室一厅房里,最有特点的是墙上有很多个镜框,框着很多张相片,大的、小的、黑白的、彩色的、两口子的、全家福的。我一时看不过来。家里都是用了几十年的老家具,床铺、柜子和桌子都是老式的。桌子、床铺、柜子都干干净净的,地上也干干净净,足见这家的女人挺爱卫生。垫在床上的毯子,正中间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丁;一床薄被叠得有棱有角地压着枕头,灰黄色的薄被上也有一块四四方方的蓝布补丁。这都是用旧了又舍不得扔弃的东西,还证明这家主人要不就很勤俭,要不就很清贫。
“您一人住?”我试探地问他。“不是,”老人说,望眼墙上镜框里他老婆的相片。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镜框里有张照片,他与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女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女人满头银丝,梳得整整齐齐,着一件红绒衣,脖子上系了条白丝围巾。“您夫人呢?”
“她去跳老年舞了,”毛老人说,“她每天早晨都去跳舞,然后买点菜,回家。”“您没和您儿子住一起?”毛老人晃了下头:“不习惯。”毛老人说:“何必麻烦他们啊。由于我,唉,他们的工作都不好。我的大儿子还马马虎虎,小儿子现在下岗了,工厂效益不好,垮了,吃着低保,整天坐在家里,才五十岁的人,有什么办法?”
“啊,啊。”我爹说。“唉,唉。”毛领子接连叹了两口气。“毛叔叔,您儿子是学什么的?”我想帮他儿子一把。
“什么都没学,”老人非常痛心的样子望眼我爹,“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废了,不但害了我们,还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讲科技、讲文化了,他们恰好都没有。”
“就是、就是,”爹附和说,“‘左’的年代搞的那一套,真害人。”我不吭声了,这样的人,公司里是不会要的,公司里需要的是有本事的人。毛老人忽然说:“嘿,我夫人回来了。”我回头,不见有人,也没听到声音,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
“老毛,来帮我提下菜,累死我了。”毛老人出门,一眨眼领着个老妇人进来,老妇人身材匀称,着一身红衣,下身一条黑裤子,一头银发,一张脸像颗瓜子,尽管已是快八十岁的老妇人了,可看上去一点也不老态龙钟,估计是跳舞锻炼的缘故。她手里拿把大红纸扇,应该是跳扇子舞去了。一眼看去,就是个爱俏的长沙老太太。老妇人进来,对我和我爹含着一嘴笑,并点头。毛老人向她介绍我爹说:“黄老先生,当年我们参军打日本人时的炊事班长。”
爹忙起身说:“你好,怎么称呼?”毛老人说:“她姓苏,哦,对了,老班长,您还记得苏小华吗?”爹茫然地看着毛老人,想了几秒钟后惭愧地答:“没印象了。”毛老人又说:“苏豆壳您还记得吗?”爹说:“苏豆壳那有印象,日军最开始进攻衡阳时,他被炸死了。”毛老人指着老妇人说:“她是苏豆壳的妹妹苏小妹。”苏小妹谦虚地笑道:“还什么小妹,都老太婆了。”爹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娃娃、程眼镜……”爹这辈人说话有涵养,没把话说尽。
我猜到了,就看着毛老人,毛老人瞟眼老伴,望着我爹说:“程眼镜在衡阳被我军自己的飞机射下来的子弹打死后,我把程眼镜口袋里写给苏小妹的信,收好。我从衡阳逃出来,走到湘潭,在湘潭给她写了封信,与程眼镜的信夹在一起,寄给了她。我在信里告诉她,她哥哥苏豆壳和程眼镜都为国捐躯了,还有谢娃娃也为国捐躯了。”
爹“哦”了声,笑。老妇人为我和我爹添茶时,毛老人接着说:“我也没想她会回信,她信中说,希望我为苏豆壳、程眼镜和谢娃娃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老妇人笑笑说:“我看了他写来的信,哥哥和哥哥的几个同学都为国捐躯了,我就写信给他,要他为我哥和程眼镜、谢娃娃多杀日本鬼子。”“我又回了封信,说我一定会多杀几个日本鬼子,”毛老人说,脸上是那种回忆年轻时代的亢奋,“那段时间,我一没事就看她写的信,她的字写得十分娟秀,让我喜欢。后来我们部队开到雪峰山,与日本人打了一场恶仗,那时日军非要过雪峰山,我们就是不让日军过,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听说,这是中日军队打的最后一仗,日军被我们打死打伤四万多人,不比衡阳保卫战打死的日军少。日本人投降后,我回过长沙一次,只身去童大嘴、钩鼻子、谢娃娃、程眼镜和苏豆壳家一一拜访。我与老伴见了面,当时她十五岁,很美。我一看见她人,就想难怪程眼镜和谢娃娃都喜欢她。”
我看苏老太太,苏老太太听老伴津津有味地说着这些事,笑着。我从苏老太太的笑容、目光和身姿上判断,她年轻时候一定相当美,不然,战死在衡阳的年轻、俊秀的程眼镜和谢娃娃又怎么会都喜欢她?再打量墙上镜框里的相片,苏小妹年轻时果然妩媚、漂亮。苏老太太不好意思道:“那时我是个小姑娘,还什么都不懂就上了他的当。”
“哈哈哈哈,”毛老人哈哈大笑“哦,光顾了说自己。黄老,我带您去见一个人。”“见一个人?”爹满脸愕然,举目望着毛老人。毛老人狡黠又幽默的样子一笑:“您一定会吃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