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按照雅纳的说法来分析案情，显然是不可能揭示出事实真相来的。

有二十个值得信赖的人作证，雅纳深知，她侵吞钻石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翻不过来的。不过，她原先还不想让人把她当作普通的小偷，她需要以他人的罪过的多少来掩饰一点自己的耻辱。她相信，喧闹一时的凡尔赛丑闻，将会把她——拉莫特伯爵夫人的罪行盖过，即使要判刑，王后将首当其冲。

但她这个打算也失败了。王后光明磊落地接受了这个双重案件的挑战，红衣主教勇敢地经受住了对他的讯问、审判和侮辱。这两个人的行为把他们的敌人用虚伪的闪烁其词的手段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的企图给彻底挫败了。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公众将在这个案子审理的全部过程中看到，居然没有人是清清白白了，包括受法律保护的那些人。

在无数次的对质中，红衣主教的态度始终是安详、礼貌的，即使在和雅纳对质时亦是如此。而雅纳却对任何人都表现得气势汹汹、蛮横无礼。一般公众，特别是法官，对这件案子已经有定见了。

任何意外几乎是不会再有了，所有的旁证材料都已摆到桌面上来了。雅纳发现，她对法官没能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她就在宁静的监狱中，开始掂掇起她的力量和她的出路来了。

想到布勒特叶先生的地位和权势，雅纳就劝说自己要保护王后，毫不留情地向红衣主教进攻。

想到红衣主教的所有关系，显赫的出身，对庶民不公的法官，左右逢源的教士集团，拉莫特夫人又敦促自己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揭露宫廷的阴谋，把事情闹大，直闹得王室成员晕头转向、束手无策。

主教这一派将不择手段恐吓雅纳，他们把她心里很明白的事再告诉她，说法官中的多数倾向红衣主教，她如不顺着他们的意，在斗争中将会被碾得粉碎，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还补充说，她既然输懊悔局已定，不如让自己在项链一事上被定罪，也不要再把亵渎君主的罪名套在自己的头上。这样的选择，也许更好些。这种弥天大罪就象深埋在封建法规里的血腥的淤泥，谁要把它掀到桌面上来，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派似乎相信自己是必胜的，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相信的。公众的情绪表现为一边倒，同情红衣主教。男人们赞赏他的容忍，女人们则钦佩他的审慎。男人们因为他被人可耻地欺骗了而愤愤不平，女人则根本不相信真有这么一回事。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活生生的奥利瓦，她那和王后酷象的容貌，以及她的证词仿佛就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说，即使有这么回事，这也是王后为了应付局面而特意安排出来的。

雅纳想到了这一切。眼下的情况是，连她的辩护律师都把她抛弃了，提审她的法官并不掩饰对她的厌恶，罗昂家族的成员猛烈地在攻击她，公众的舆论对她表示轻蔑。她决定抛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她的法官忧虑不安，让红衣主教的朋友提心吊胆，并在公众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怒火上再加上一桶油。

她的做法大致是这样的：

在宫廷方面，她想让人相信，她保持沉默只是效法主教的审慎，但是，如果主教一旦开口了，她就有例可援，也就要摊牌了，那么，他们两个在表明他们是清白无辜的同时，也就揭示了事实的真相。

实际上，这是在整个案情审理过程中，对她的言行表现的一个总结。但是，应该说，任何吃腻了菜肴加进新的调料后，又会变得鲜美可口。伯爵夫人想到了厨房里翻花样的奥秘，就联想起把她的两个老战术重新注入新血液。

她向王后写了一封信，仅看措词便可窥见此信的性质和含意了：

夫人：

我的处境尽管艰难，我可从未抱怨过一次。人们施展了一切手腕想逼使我吐露真情，但这只能增强我永远不连累我的王后的决心。

然而，虽说我多少有些相信，我的忠贞和审慎会更有利于我摆脱目前的困境，但我不得不承认，奴隶(在王后和红衣主教和好时，王后是这么称呼他的)那家子人的行为却使我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他的牺牲品。

长期的囚禁生活，没完没了的对质、耻辱和绝望地看到自己在一个案件中被专门成立地受审，这些都削弱了我的勇气，我成了众矢之的，当我想到我对陛下的一片忠诚之心将不得不屈从时，我真是不不寒而栗。

夫人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通过布勒特叶先生从中调解，来结束这个不幸的案子。他很聪明，会在大臣(暗指国王)的眼前，在夫人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受连累的前提下，给夫人一个应付的办法的。我有被逼交待出一切的可能。出于这种担忧，我目前才这样去做，我相信，夫人将会老虎到迫使我这样去做的那些人的动机，并会下达命令让我摆脱目前我所处的为难境地。

我是夫人的十分卑微、十分驯顺的女仆，我向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瓦卢亚·德·拉莫特伯爵夫人

显然，雅纳想得是相当周全的，后果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这封信被送到王后后中，她被信中拐弯抹角的言语和柔中带刚的措词吓破了胆，这时，王后可能疲于斗争，既然关押雅纳并对她起诉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她就决定郝免她，以了结这个案子；另一种更可能些，并由这封信的最终命运证实了。这就是雅纳对这封信从来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这一点是不难发现的：王后在这个案子里已经陷得很深了，她如想中止这个案子，让它半途而废的话，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显而易见，雅纳从来就没有认为，信会落到王后的手中。

雅纳明白，看管她的卫兵都是忠于巴士底狱的狱长的，也就是说忠于布勒特叶的。她明白，在法国，大家都把项链事件当成一宗政治赌博来看，自从莫普1先生主持最高法院以来，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可以肯定，受她委托转交这封信的信使，即使他不把信交给狱长，自己也会扣下来，或是交给代表他的观点的法官。于是，她把一切赌注都押在这一个判断上，即这封信落到任何人的手里，都会对王后产生仇恨、不信任和不尊重的影响。

她在写信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同时，又给红衣主教起草了一封：

大人，我不能设想，您会执拗到底，而不把话说清楚。我觉得，对您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给予我们的法官以无限的信任，我们的命运将由此会变得更理想些。至于我，假若您不想助我一臂之力的话，我决定沉默到底。但是您又为什么不说呢？请您告诉我这件神秘案件的所有的情况，而我向您保证，您说什么我就跟着您说什么。请好好想想吧，红衣主教先生，假如我不得不首先开口，而您又否认我要说的话，我就完了，而您也逃脱不了想把我们作为牺牲品的那个女人的报复。

但是，我的信义您是知道的，您决不要担心在我的方面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假如万一她无通融的余地，那么我们的罪状是同一性质的。我将牺牲一切来减轻她对您的仇恨所带来的影响，否则，我们的灾难也是相同的。

又及：我也写一封信给她，我希望，这封信如果不促使她说出事实真相的话，至少，也得让她不再逼迫我们。我们对自己没有什么罪过可谴责，除了我们的差错，或者是我们沉默。

这封信是她在巴士底狱的会客室和红衣主教最后一次对质时，交给他的。有人发现，红衣主教对她如此大胆放肆的举动吓得脸色由红转白，颤栗不已。他走了出去，为了好好地喘一口气，镇静一下。

说到给王后的那封信，伯爵夫人写完就交给勒凯尔神甫，他是巴士底狱的一个指导神甫，就是他陪伴红衣主教到会客室来的。他对罗昂家的人是俯首帖耳的。

“先生，”她对他说，“在您担负这个使命的时候，您就能够改变罗昂先生和我的命运了。请认识到这个使命的意义吧。由于您的工作的性质所决定，严守秘密是您的职责。我会相信，我找到的您，是我们——罗昂先生和我——我们眼下所能求助的唯一的人了。”

指导神甫拒绝了。

“您只以为我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回答她说，“王后陛下会以为，您给她写信是听从了我的意见，您已经把一切都向我吐露了。我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

“那么好吧！”雅纳暗处庆幸自己的计谋得逞，故意绝望地说。但她又想用恫吓的方法来胁迫红衣主教，接着便说：“请转告罗昂先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这就是让他重看一次他写给王后的信。这个方法，我是很不愿意用的，但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别无选择。”

她看见指导神甫被这些威胁性的话吓住了，就试图最后一次再把她那封写给王后的可怕的信交到他的手中。

“倘若他拿了这封信，”她心里想，“我就得救了，因为在开庭时，我就要问他，他拿这封信去干什么用了。倘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王后，王后就必须对信作出反应；倘若她没有把信交出，王后就完了；而罗昂这一派假如支支吾吾，患得患失的话，这就等于自认有罪，并证明了我的无辜。”

然而，勒凯尔神甫刚把信接到手上，就好像这封信在灼烧他似的，马上就还给了雅纳。

“请注意了，”雅纳说，气得脸色发青，“您不会冒什么风险的，因为我在给王后的信笺外面，套上了一只写给米塞里夫人的信封。”

“这就更不行了！”神甫大声说，“这就有两个人会知道这桩秘密。王后会加倍恨我。不，不，我不能拿这封信。”

说着，他推开了伯爵夫人的手。

“请您注意，”她说，“您这是在逼着我抛出罗昂先生的信件了。”

“行！”神甫接着说，“您就抛吧，夫人。”

“但是，”雅纳气得发抖，又接着说，“我向您宣布，红衣主教和王后的秘密通信往来，会使他本人上断头台的，您却说‘行’，您就说吧！我可预先通知您了。”

这时，门打开了，相貌不凡的红衣主教怒气冲冲地出现在门口。

“叫一个罗昂家的人上断头台，请便吧，夫人。”他回答道，“巴士底狱出现这个场面，也不是第一次。但是，既然事到如今，我，我就向您宣布：只要我看见您作为贼和伪造者而在断头台上送命，我就对那使我脑袋搬家的断头台毫无怨言！走吧，神甫，走吧！”

说了这几句震撼人心的话，他就背向雅纳，和指导神甫一齐走了出去，留下了这个疯狂、绝望和不幸的女人。她越挣扎，就在这致命的泥淖里陷得越深，直至没顶为止——

1莫普(1714—1792)，法国政治家，巴黎最高法院院长——

92小博西尔的洗礼

拉莫特夫人的每个主意都失算了，而卡格里奥斯特罗却料事如神，毫无差错。

刚到巴士底狱，他就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公开推翻封建王朝的借口。多年来，他用天启论和玄学，一直在暗中挖着这个王朝的墙基。

他坚信自己是不会被人抓到辫子的，并且又是作为最符合他心愿的结案方式的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的，因此他就有条件向大家虔诚地遵守自己的诺言。

他在伦敦就为一封著名的信件准备了材料，在我们谈及的这个事件一个月以后公布于世的这封信是对古老的巴士底狱围墙的第一次冲击，是革命的第一次示威，是1789年7月14日革命1的第一次物质上的准备。

在这封信中，卡格里奥斯特罗攻击了国王、王后、红衣主教和公开的投机分子之后，又攻击了专制内阁的倾向——布勒特叶先生。我们的旧制度的掘墓人是这样说的：

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说过之后，我得毫无顾忌地再重复说一次，没有一桩罪行不是可以用在巴士底狱坐六个月的牢来抵偿的。有人问我，有朝一日，我是否会回法国，我坚定地回答说：何时巴士底狱成了公众散步的场所，何时我就回来。这是上帝的意志！你们，法国人，你们有肥沃的土地，温和的气候，善良的心，乐天的性格，聪明才智和一切天赋的恩宠，你们使自己幸福的条件，应有尽有，你们比谁都会寻欢作乐，在其它领域也是举世无双。我的好朋友们，你们除了一点以外，什么也不缺了：这就是即使你们是无可指摘的，你们也不能安安稳稳地睡在自己的床上。

卡格里奥斯特罗对奥利瓦也是信守诺言。反过来，奥利瓦对他也是忠心耿耿。有损她保护人的话，她是一句不说的。她的可致人于死地的供词只是针对拉莫特夫人的，她以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谈到了她参加那神秘的幽会是无辜的，按她的说法，别人指定她会见的那个人是叫什么路易的，是一个她素不相识的贵族。

在在押人受审的这段时间，奥利瓦没有再看见过她亲爱的博西尔，然而，她没有完全被他抛弃，而且，我们将会看见，她的情人思念她的程度，正如蒂东在梦中说：“啊！假如我能看见一个小阿斯加涅2在我的膝下戏耍，那该多好哇！”时所想往的一般。

1786年5月的一天，在圣·安托万街的圣·保罗门的台阶上，有一个男人混在贫苦的人群中等着。他气喘吁吁，忐忑不安，眼睛始终盯着巴士底狱的方向看。

一个长着长胡须的男人走到他的面前，他是卡格里奥斯特罗的一个法国仆人，也是巴尔萨摩安排在圣·克洛德街上的旧房子里、在他秘密会见来宾时作为随身侍从的。

这个人制住了博西尔那烦躁不安的情绪，对他低声说：

“等一等，等一等，他们会来的。”

“啊！”正在着急的人大声说，“是您哪！”

仿佛“他们会来的”这句话还不能使他满足似的，那着急的人还是在神经质似的指手画脚，这时，德国人凑着他的耳朵说：

“博西尔先生，您在这儿大叫大嚷的，警察会看见我们的……我的主人答应给您通风报信，我这就告诉您。”

“说吧，说吧，我的朋友！”

“小声点儿。母亲和孩子身体都好。”

“啊！啊！”博西尔高兴得无以言状。大声说道，“她分娩了！她得救了！”

“是的，先生。我请您朝旁边挪几步。”

“生了一个女儿？”

“不是的，先生，一个男孩。”

“好极啦！哦！我的朋友，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请代我多谢您的主人；请您告诉他，我的生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好的，博西尔先生，好的，我看见他时，会向他说的。”

“我的朋友，为什么您刚才和我说……不管如何，先把这两个路易拿去吧。”

“先生，除了从我的主人那儿，我什么人的东西也不接受。”

“啊！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想冒犯您。”

“我也这么想，先生。但您刚才和我说……”

“啊！我问您，为什么刚才您大声说：他们就会来的？请说说，谁要来了？”

“我想说的是替奥利瓦小姐接生的巴士底狱的外科医生和助产士肖潘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