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闲来无事，我翻看自己的笔记与记录。这里面记载着1882年至1890年间有关福尔摩斯侦查的各种案件。浏览中，我惊奇地发现，摆在眼前离奇有趣的材料浩如烟海，想写点东西，竟然不知该如何取舍。这里面，有些案件因为报纸报道过，已经家喻户晓；有些案件，完全不能提供给福尔摩斯展现出类拔萃才能的天地，而那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争先恐后报道的主题；有些案件，没能让福尔摩斯擅长的分析本领充分施展，正如有些故事一样，有头无尾。还有些案件，福尔摩斯只搞清了案情的一部分，对其情节的剖析也仅仅出于推测或臆断，而不是基于他所珍视的那种准确无误的推理论证。

然而，上述最后一类的案件中，有一桩情节非常离奇、结局极为惊人的案件。对此，我禁不住要有所叙述，虽然与这桩案子相关的情节依旧模糊不清，而且恐怕永远也无法完全弄明白了，但是我还想稍作叙述。

1877年这年，我们经手的案子很多，有的很有意思，有的没多大趣味。所有案子，我都有记录。在这十二个月的标题记录中有：“裴罗多尔大厦案”“业余丐帮案”（这个业余乞丐团体在一家家具店库房地下室中办了一个极尽奢华的俱乐部）“英国帆船索菲·安德鲁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兄弟在乌法岛上的奇案”“坎伯韦尔投毒案”。

在坎伯韦尔投毒案里福尔摩斯曾大展身手，他在为死者的表上弦时发现这表两小时前就已经上满了弦，从此推断出死者在那时已经上床休息，而这一推论对案件侦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朝一日，我会将这些案子一一叙述，但是没有有一件能比得上我现在就要描述的这个情节更加古怪离奇、扑朔迷离的了。

时值九月，暴风雨来袭，异常猛烈。有一天，狂风暴雨从早上延续到晚上。在这人类用智慧和双手建造的伦敦城里，我们也提不起往日工作的那份心情，只能再次为大自然的这种威力所折服。它如同是被关在铁笼里还没有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栅栏向着人类狂吼。

随着夜幕降临，暴风雨愈加猛烈。风一会儿大声狂啸，一会儿低声饮泣，就像壁炉烟囱里发出的婴儿哭喊声。在壁炉的一端，福尔摩斯抑郁地坐在那里编定着罪案记录的互见索引，我，则在另一端，静静地克拉格·罗塞尔着的一篇有关海洋的精彩。此时，外面狂风怒吼，倾盆大雨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和的主题遥相呼应，混为一体了。我妻子回娘家省亲，因此这几天我又到贝克街故居小住几日。

我盯了福尔摩斯一眼说：“喂，你听到门铃响了吗？今晚有人要来吗？或许是你的朋友？”

“除了你，我没有别的朋友了。”他回答说，“我不希望有人拜访。”“要是委托人呢？”

“真是这样，那案子就严重了。不然的话，这个时候谁会愿意出门呢。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房东太太的某位好友。”

可惜，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他伸手把灯从他这一边转向客人必将就坐的那张空椅子，然后说：

“请进。”进来的是个年轻人，从外表上看，不超过二十二岁，衣着考究，干净整洁，举止文雅，手中拿着一件闪闪发亮的长雨衣和一把不断滴水的雨伞。这一些表明他是冒着这种恶劣的天气特别赶来的。站在灯光下，他焦急地望着我们。这一点，可以从他面色苍白，眼神沉重中看出。

“十分道歉，”他一边说，一边将他的金边眼镜往上一推，“我希望我的唐突到来没有惊扰你们。把暴风雨带进了你们温暖的房间，我深感抱歉。”福尔摩斯说：“把你的雨衣和雨伞给我吧。挂在这个钩子上，很快就会干的。我想你是由西南方向来的吧？”

“是的，我是从霍尔萨姆来的。”

“我发现你鞋尖的石灰土有点特别。”

“我来是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这好说。”

“我听说过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从普伦德加斯特少校那里听说的，他说你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中救了他。”

“哦，没错。有人诬告他玩牌做手脚。”

“他说你没有什么难题能够难倒你。”

“他言过其实了。”

“他还说你未曾失手过。”

“我曾四次失手，三次败给几个男人，一次败给一个女人。”

“可是，这跟你无数次成功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

“是的，总的来说，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我的事，你可能也会成功。”

“把椅子挪近壁炉，讲讲你这桩案子的具体情况吧。”

“这个案子非比寻常。”

“找我办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我这里成了上诉的最高法院了。”“不过，先生，我很怀疑，在你的经历中，恐怕没有听过比我家族所发生的一连串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事件。”

“你这话倒很让我感兴趣，”福尔摩斯说，“现在请你先把事件具体情况说说，之后，我会向你提问一些我自认为很重要的细节。”

那年轻人挪近椅子，把两只湿漉漉的脚伸向炉火边。

“我叫约翰·奥彭肖，”他说，“按照我的理解，我本人跟这件恐怖的事件毫无关联。这是上一代留下来的问题。所以，为了让你对这事有个全面的了解，我从头说起。

“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考文垂经营了一家小工厂，他在自行车发明时期扩展了业务，并赢得奥彭肖防裂车胎的专利权。此后，生意十分兴隆，后来，他有足够的钱就把工厂卖掉，退休后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而我伯父伊利亚斯在年轻时就到美国闯荡，他在佛罗里达州拥有了一片种植园，据说经营得相当不错。美国内战期间，他投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划归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在南军统帅罗伯特。

李投降后，他便重返他的种植园，并在那里住了三四年。大约1869年或1870年，他回到英国，在苏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赚了一大笔钱，后来离开是因为他讨厌黑人，看不惯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一个人生活，脾气暴躁，发怒时言语粗鄙，性格很孤僻。定居霍尔萨姆这些年来，我们从没有见他到过镇上。他房子周围有一个花园，还有两三块田地，可以在那些地方锻炼锻炼身体，不过他往往两三个星期都一直足不出户。他很喜欢喝酒，喜欢抽烟，但是不爱跟别人打交道，没有朋友，甚至连我们家都很少来。

“他不怎么关心我，不过他很喜欢我。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时，他就要求我父亲让我和他住一起。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也就是1878，离他回国已经八九年的时间了。跟他住一起后，他用自己的方式疼爱我。每次清醒时，就和我一起斗双陆、下象棋。此外，他还允许我作为他的代表与佣人和一些生意伙伴打交道。

所以，在我16岁那年，我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我掌管着所有钥匙，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想做的事情，只要我不影响他的隐居生活就行。不过，这里面有个例外，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进一间小屋。

那个小屋是阁楼中的一间，里面堆放着破旧的杂物，经年累月地锁着，谁都不能进去。出于好奇，我经常透过钥匙孔向房间内窥探，但是除了一堆破旧的箱子和包袱外，我没有看到别的任何东西。

“有一天，即1883年3月，上校收到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对我伯父来讲，收到信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因为他无一例外地用现金支付账单，此外，他没有任何朋友。拿起信后，他说：“这封信是来从印度寄过来的！本迪切利的邮戳！怎么回事？”他急急忙忙地把信撕开，这时，从里面蹦出五枚小小的干橘核，噼里啪啦地落到了盘子上。

当时，我正准备笑出来，可是一看伯父脸色，我立刻忍住了。只见伯父张开嘴唇，眼睛发直，脸色苍白，拿着信封的手一直在颤抖。他尖叫道：‘kkk！完了，完了，我在劫难逃了！’“‘那是什么东西？

伯父。’”我问道。

“‘死。’”他说完，站起身来走回房间去了，而我站在一旁发抖。我拿起信封，发现封盖内胶水上方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着三个‘k’字。除了五枚干橘核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伯父这么害怕呢？我离开餐桌，走上楼。再上楼时，我发现伯父一手手里拿着生锈的钥匙，应该是阁楼的小钥匙，一手拿着一个像存钱箱模样的小铜盒子。

“‘他们想来就来吧，我会彻底击败他们。’”他坚定地说道，‘约翰，跟玛莉说，今天在我房里生火。然后，你到河县去请律师傅登姆先生来家一趟。’”“我按他的吩咐做了，请来了律师。随后，我被叫进屋里。

壁炉的火烧得很旺，壁炉铁架里有一堆黑软的纸灰。旁边放着开着的小铜盒，铜盒是空的。在我看盒子的时候，猛然间发现，在盒盖上有三个与早上信封上看到一样的‘k’字。“伯父对我说：‘约翰，你就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同它的全部利益和不利条件都留给我的兄弟，当然也是你父亲，无疑你以后会从你父亲那里继承到这笔遗产的。倘若你能够平安享用这笔遗产，那自然是最好的；倘若你发现问题了，那么孩子，听我的忠告，把他们扔给你的死敌。给你留下这样一柄双刃剑，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不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你就照傅登姆律师的指示，在遗嘱上签字吧。’”“在我签名之后，律师带走了遗嘱。先生，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会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我不断琢磨，从各个角度去考虑，但是始终解不开其中的谜。它留下来的那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一直伴随着我，无法摆脱。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慢慢消失，甚至没有发生任何扰乱我们日常生活的事。但我依旧看出伯父行为举止表现得很异常。

他比以前更喜欢酗酒了，更不愿意参加活动了。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有时他会像耍酒疯似的冲出房间，手拿一把左轮手枪，在花园里狂奔乱走，大声叫喊，说他谁也不怕，哪怕是鬼，都别想把他像绵羊一样圈禁起来。然而，酒疯发作完之后，他又慌慌张张地跑回房间里，锁好门，仿佛一个内心深处充满恐惧的人，没有脸面再掩饰下去那样。这个时候，尽管天气寒冷，但是我看见他脸上冒着汗珠，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一样。

“福尔摩斯先生，你快听烦了吧？现在我就说说故事的结局。有天晚上，伯父醉酒后跑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出去找他，最后在发现他脸朝下溺死在花园边上的一个长满绿藻的小水池里。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坑里面的水也不过两英尺深。所以，陪审团在考虑到伯父平日的古怪行为后，将他的死定为‘自杀’。但是，我知道，伯父很怕死，要让他自行了结自己是很难的。然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父亲接手了伯父的遗产，其中有伯父存在银行的一万四千镑存款。”

“稍等一下，我想这是我听过的案子中最出奇的一件。”福尔摩斯说道，“请你把你伯父收信日期和他去世日期告诉我。”

“收到信的日期是1883年3月10日，而他死于7个星期后的5月2日。”“谢谢，接着讲。”

“父亲接管霍尔萨姆的那座房产时，我曾建议他仔细检查了一下那个长年累月都上锁的阁楼。在搜查中，我们发现那个铜盒，不过里面的东西早已经被毁，盒盖内部写着kkk三个大写，字的下面还写有‘信件、收据、备忘录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奥彭肖上校所销毁文件的性质。在阁楼里，除了一些散乱的文件记载我伯父美洲生活笔记之外，没有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散乱的文件，有些记载战争情况、伯父获取英勇战士称号、南方重建时期与政治相关联的记录。从这些内容上看，我伯父当时参与了反对北方派来的政客的斗争。

“对了，父亲来到霍尔萨姆定居是在1884年初。直到1885年1月，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1885年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早晨，在我们吃早餐的时候，我听到我父亲发出一声惊叫。他坐着椅子上，一只手拿着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手掌上托着五枚干橘核。以前，他对我给他讲述有关伯父惨死的故事总是冷笑。现在事情降临到他头上了，他也手足无措了。

“他语无伦次地喊道：‘约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kkk。’”“他看了看信封里面喊道：‘这是kkk三个字母。但上面写的是什么？’“‘把文件放到日晷仪上。’”我念道。

“‘文件？日晷仪？到底是什么？’他问道。

“‘应该是花园中的日晷仪，此外没有别的了。’”我说，‘文件指的一定是被销毁的那些。’”

“‘我呸！’他说，试着鼓起勇气，‘生活在文明社会里，哪能容许这种滑稽的行动。这玩意从哪儿来的？’“‘敦提。’”我看了看邮戳回答。

“‘荒谬头顶的恶作剧，’他说，‘我与日晷仪和文件有什么关系？

我才不会理会这种无聊事。’”

“‘我认为应该报警。’”我说。

“‘被他们当笑话轰回来？没这回事。’”

“‘那我去？’

“‘不，不准你去。我不愿为这种无聊事惹麻烦。’”“我父亲是个十分固执的人，跟他争辩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心中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

“第三天，父亲外出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弗里博迪少校。他此次出去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认为离开家可以躲避危险。但是我想错了。他出门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少校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到他家里去。到了之后，我才知道父亲摔进一个很深的石膏矿坑。父亲的头骨摔碎了，倒在里边不省人事。

我急忙跑去看望，但是他没有醒来，他就这样逝世了。按照当时情况分析，父亲是在傍晚的时候从霍尔萨姆回家的。由于父亲既不熟悉乡间道路，石膏矿坑又没有护栏。验尸官毫不迟疑就下了‘意外死亡’的定论。后来，我仔细研究过与他的死因有关的事，可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此事与谋杀意图有关。现场没有暴力痕迹，没有脚印，没有抢劫，也没有人报告说看见过路上有陌生人。然而，先生，我不说，你也知道，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有一种预感，有人在父亲周围设下一个陷阱。

“在这种不祥的预感下，我继承了遗产。为什么不把那些房产卖掉呢？也许你会这么问。可我觉得，发生在我们家的这些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件事所决定的，不管我卖掉还是留着，这种危险同样存在，并且向我逼近。“我可怜的父亲于1885年1月惨遭不幸身亡，至今已有两年八个月。这段时间，在霍尔萨姆，我活得很幸福。我开始希望这种诅咒随着上辈人远去。可是，这种自我安慰为时过早了。就在昨天，昨天早上，灾难降临了。情形与我父亲当时一模一样。”

说完，他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走到桌旁，抖落出五枚小小的干瘪橘核。然后接着说道：“这就是那个信封，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我父亲临终前收到的那几个字，‘kkk’，后面还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上面’。”“你采取什么应对措施了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

“没有？”

“坦诚地讲，”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说，“我觉得无济于事，毫无意义。我就像是一只被毒蛇追赶的可怜兔子，陷入了一个无法抗拒、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中，这只爪子无法预知，更无法防范。”

“啧啧！”福尔摩斯喊道，“先生，你必须采取行动。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现在你没有时间唉声叹气，振作精神，你才能摆脱困境。”

“我找过警察。”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