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春，罗纳德·埃德尔阁下在非常不寻常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情形下被人谋杀了。这起谋杀案引起了全伦敦的关注，上流社会更是为此而沮丧不已。公众通过警察的侦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但鉴于迫害过程极其残忍，案件细节并未全部公开。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才得到允许公开某些环节，还原事件的全貌。

谋杀案本身就已经很是扣人心弦了，但是对我而言，它还远没有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扣人心弦。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的案件我经历了不少，但跟这次相比，那些经历都不值一提了。甚至到了许多年之后的今天，一想起来这起案件，我依然还是会兴奋、诧异、疑惑。当时有很多人关注这一案件，并了解了某些片段，可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不能让公众知晓。我要对这些公众说，不要怪我没有公开某些信息，因为如果不是受到了旨在避免负面影响的限制，我会在第一时间与你们分享我所掌握的情况。直到上个月三日限制才被解除。

大家可以想象到，由于我和福尔摩斯交情甚笃，我自然也会对刑事案件发生浓厚的兴趣。在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各种疑案，我都要仔细。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兴趣，我不止一次试着用他的推理方法对这些疑案作过推测，最后是否成功就很难说了。但是，任何疑案都不及罗纳德·埃德尔惨案更让我着迷。我读了审讯时公布的证据，以及据此作出的判决，判决未查明犯罪人的身份，以致到底是一个人还是某些人要杀害罗纳德·埃德尔都是个谜。在这种时候，我便更加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能肯定，假如他还活着，这桩奇案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福尔摩斯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头脑，一定能弥补警方的不足之处，也许还可能侦查出更多其他结果。我整日乘车出诊，可是脑子里却一直思索着这桩案子，却苦于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恰当的解释。

下面，我要冒着讲述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果公布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纳德·埃德尔是梅努斯伯爵的次子，伯爵当时是澳洲某一殖民地的总督。

埃德尔的母亲因白内障由澳洲回来开刀，她和儿子埃德尔、女儿修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个年轻人加入了上流的社交圈——截至目前为止，据悉他没有仇人也没有特别的恶习。他曾经与卡斯戴尔的伊迪丝·吴德利小姐订过婚，但数月以前，经双方同意将婚约解除，之后也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影响。再后来他生活的圈子就限于狭窄而保守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的习性颇沉静而天性也不冲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年轻贵族，于1894年3月30日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招致了十分奇特且始料未及的死亡。

埃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连续不断地打，但从不让赌注有损于他的身份。他是鲍德温、卡文迪什和巴盖特尔纸牌俱乐部的成员。据说，就在他遇害当天的晚饭后，他还在巴盖特尔纸牌俱乐部玩了一局桥牌。他当天下午也是在那里玩。跟他一起打牌的默雷先生、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都证实，他们玩的惠斯特桥牌，大家的牌底都差不多。埃德尔可能输了五英镑，但不会更多。他有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输掉这点区区小钱，对他来说不值一提。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玩牌就是在那个俱乐部玩牌，他也是一个细心的牌友，常常赢了就收手。还有人作证说，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同莫兰上校搭伴，一轮下来就赢了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英镑。这些就是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他的近况。

案发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来时正好是十点钟。他的母亲和妹妹拜访亲朋好友去了。女仆作证说，她听见他进了三楼的前厅。这里通常用做起居室。她事先已生好火，由于冒烟，她把窗子打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前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听到什么响动。夫人想到儿子房间去告个晚安，可发现门反锁着。母女俩又是喊，又是叫，又是敲门，都不见答应，便叫人把门撞开，结果发现不幸的年轻人倒在桌子附近。他的头部被手枪开花弹击中裂开了，场面非常恐怖。房间内没有发现什么枪支。桌上有两张十英镑的纸钞和总共十七英镑十先令的金、银硬币。这些纸币堆成几小堆，数目不一。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旁边是俱乐部里牌友的姓名。由此可以推断出他死前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越是对现场仔细检查，情况似乎越发复杂。首先，受害者没理由自己反锁门。有可能是凶手反锁了门，然后跳窗逃走的。可是地面离窗台至少有六米，并且长满了盛开的报春花。无论是地面还是花丛，都没有被踩踏过的迹象，就连房子与道路中间狭窄的草坪上也没有什么痕迹。这样看来，显然是他自己锁了门。

可他是怎么死的呢？没人能爬到窗前却不留下任何痕迹。假如有人从窗子外往里射击，那他必须是个神枪手，否则根本无法用左轮手枪对死者的头部造成致命伤害。另外，公园路是比较繁忙的主干道，离死者住宅不出一百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出租车停靠站。在事发当晚没人听到过枪声。可这里就是死了一个人，左轮手枪子弹都在这里。像软头开花弹那样，进口小、出口大，让中弹者当场死亡。这就是花园路命案现场的情况。如前所述，埃德尔没有仇敌，桌上的钱还在，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完全没有作案动机——这一切都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我整天反复思考着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所有事实的推论，找到一条阻力最小的途径，以此作为我的亡友所说的调查起点。我承认，我的思索没有多少进展。傍晚，我漫步穿过海德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园路与牛津街交叉的那一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人们都仰起脑袋望着同一扇窗户，还把我要看的那所房子指给我。有个人正在讲他自己作的某种推测，其他人则围着听，那人身材瘦高，戴着墨镜，我几乎能断定他是个便衣侦探。我尽量凑过去，可他的判断听起来荒诞不经，我觉得有点厌恶，从人群中抽身退出来，不料撞上了后面的一个残疾老人，把他怀里抱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我连忙弯腰去捡书，记得看见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树木崇拜渊源考》，我便假定这个老人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籍，不是搞这种生意，就是以此为嗜好。我为这桩小意外连声道歉，主人显然十分珍视被我碰掉的这几本书，他的表现非常无礼，咆哮一声扭身离去。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对公园路四二七号的观察并不能澄清我心中深感兴趣的这个难题。房子与马路是以一道矮墙及木栏间隔，总共不超过五英尺高，因此，任何人十分容易就可进入里面的花园，但是窗子是完全不可能进去的，因为旁边既无水管也无任何东西可供身手矫捷的人攀爬而上。带着比之前更深的困惑，我折回肯辛顿家中。

我在书房还不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个人想见我。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古怪的藏书老者。他那尖瘦枯槁的脸由满头的白发须中露出，而他那些至少有一打的宝贝书籍则牢牢夹在他的右膀下。

“先生，你看到我必定大吃一惊吧。”他以奇怪而带着嘶哑的声音说道。

我承认我的确如此。

“呃，先生，当我蹒跚地走在你后面，正巧看到你走进这屋子时，我心中有些不安。我对自己说，我还是进去见见这位仁慈的先生吧，告诉他如果我刚才的态度有些粗暴，可是我并无恶意，他替我捡起书来，我该向他道谢。”

“你把这件小事看得太重了，”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是怎样知道我住这儿的呢？”

“咳，先生，如果不算太冒昧的话，我们还是邻居呢，你会发现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的拐角处。我想我很高兴看到你。先生，也许你也收藏书吧。我这里有《英国鸟类》《卡图卢斯》和《圣战》，价钱便宜，每本书都很便宜。再买五本书你就可以把书架的第二格空档填满了。现在看起来有点不整齐，先生，对吗？”

我掉过头去看我身后的书柜。当我把头转过来时，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冲着我微笑。我站起来，相当吃惊地看了他几秒钟，随后我似乎晕过去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晕倒。确实有一团白雾在我眼前旋转。白雾消失后，我发现我的领口被解开了，嘴唇上沾有白兰地的辣味，福尔摩斯俯身站在我的椅子边，手里拿着一只扁酒瓶。

“我亲爱的华生，”我听见他那熟悉的声音，“太对不起了。万万没有想到你激动成这个样子。”

我一把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失声叫道，“真的是你吗？你当真还活着？你从那可怕的深渊里爬得出来了，可是这可能吗？”

“先别问了。”他说，“你真相信自己现在适宜谈这些事吗？”

“我没事了，福尔摩斯。我只是怀疑自己的眼睛有没有看花了。天哪，多么盼望着，你能在我的书房出现！”我又抓着他的袖子，抚摸着里面精瘦而有力的手臂。“好了，你到底不是鬼魂。”我说，“亲爱的伙计，见到你快要把我乐疯了。

坐，坐。快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那可怕的深谷中死里逃生的。”

他在我对面坐下，跟往常一样冷漠地点了一支雪茄，身上还是之前那藏书者的破烂外衣，只是藏书者的白胡子和那堆书已经堆在桌子上了。福尔摩斯看上去没有变老，而是更加清瘦矍铄了，只是他那长着鹰钩鼻的脸庞略显苍白，让我得知他最近身体不怎么健康。

“总算可以站直了，”他说，“让个大个子连续几小时装成一个比自己矮三十厘米的佝偻背可真的不怎么好玩。亲爱的朋友，如果我还可以请你协助我的话，我们今晚可是有一些既艰巨又危险的工作。等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完了，我再给你详细叙述一下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那样或许更好。”

“我现在满肚子的好奇，更想立刻、马上知道所有的一切。”

“你今晚跟我行动吧？”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真的是又回到从前了。我们应该吃上一口晚饭再出发。嗯，至于那个峡谷嘛，我根本没费力气就出来了，原因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哈哈。”

“你根本没掉进去？”

“不错，华生。我根本没掉下去。不过，我给你留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我发觉模样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里，挡住了通向安全的狭窄小路，我心里立刻明白，我的侦探生涯已经到了终点。我望着他那对灰色的眼睛，觉察到他的无情冷酷。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就沿着那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莫里亚蒂就紧跟在我身后。走到路的尽头，我只得停下脚步。他没有掏武器，突然冲过来，伸出两条长长的胳膊把我抱住。他心里清楚，他的一切都完了，他要急着报复我。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作一团。但是我懂点日本式摔跤术，过去也曾用过几次。我拼命从他的两臂紧抱中脱出身，他却失去了平衡，惨叫一声，双脚疯狂乱踢，两手在空中乱抓，结果纯属白费劲，掉下了悬崖。我探出脑袋看，只见他坠落到很深的地方，撞在一块岩石上，又弹了出去，掉进水里，溅起一片水花。”

我惊奇地听着福尔摩斯讲述这段经历，他却喷着烟，讲得慢条斯理。

“再说说那些脚印！”我嚷道，“我亲眼看见小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却没有一个走回来。”

“是这样的。就在那位教授消失在我眼前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命运给了我一个多么幸运的机会。我知道莫里亚蒂不是唯一发誓要杀死我的人，至少还有其他三个人，而他们想向我报仇的心理只会因为他们首领之死而增加。他们都是很危险的人物，迟早会有一人找上我。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深信我已经死了，那么他们就会自由行动，很快地就会露面，迟早我可以消灭他们，到那时候我可以宣布我还活着。这些念头在我脑中迅速转动着，我相信在莫亚蒂教授还没落到莱辛巴赫瀑布底时，我已全想好了。

“我站起来观察我身后的悬崖峭壁。几个月后，我饶有兴味地读到了你那篇活灵活现的描述。你断定那悬崖都是峭壁，你说得不完全对。在悬崖上还有一些突出的窄小的立足点，而且还有像是岩架的地方。峭壁是那么高，要一直爬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想沿着潮湿的小路标往前走不留下脚印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说真的，我本来可以像过去在同样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把鞋倒过来穿，但在一个方向出现三种脚印肯定会使人看出这是一种骗术。因此，总体来说，我最后还是冒险往上爬。华生，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瀑布在我脚下咆哮。我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但说句实话，我似乎听到莫里亚蒂在深渊底下冲着我喊叫的声音。稍一不慎就会掉下去。不止一次，当我的手没抓住石头缝里的草丛或我的脚从潮湿的石头边上往下滑时，我就想这下我完了。但我还是拼命往上爬，终于爬到一条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上面还长着柔软的绿色苔藓，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而没有人能看得见。我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人员以极其同情又劳而无功地调查我摔死的现场时，我正躺在岩架上呢。

“结果，你不可避免地作了错误的结论。之后，你们离开那里回旅馆去，只落得我孤零零一个人留在那里。我还以为这下可太平无事了，不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我这才明白，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险事等着我哩。山上一块大石头轰隆隆下来，从我身边滚过去，砸到那条小道上，弹了起来，落到深谷中。开始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件偶然事故。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朝上看，见到昏黑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的脑袋。又一块石头滚到我躺着的岩架，砸在离我头部一英尺开外的地方。可不是吗，这事很能说明问题。莫里亚蒂并非单枪匹马来的。在莫里亚蒂教授要谋害我的时候，还有一个同党在望风。一眼就可看出，这个同党是个非常危险的人。他就藏在远处我发现不了的地方。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同伙死于非命，看见我如何死里逃生。他一直在等候时机。后来他绕道上了峭壁顶。他同伙的企图失败了，他要在峭壁顶上获得成功。

“华生，我没有多少时间思考。我又看见那张阴险的脸在往下看，我知道马上就会又有一块大石头砸下来。我慌忙向下爬到小路上，但如果我当时头脑冷静，我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因为那比往上爬要困难一百倍，但我没时间考虑这么做的危险了，因为又一块巨石从我身边轰鸣而过，而那时我只是抓着那块伸出来的石头，身子悬在空中。往下爬了一半的时候，我滑了一跤——谢天谢地，我落在了小路上，只是身上被划破了。我站起来就逃，摸黑走了几十里山路。一周之后，我到了佛罗伦斯，确信已经没人知道我的下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