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伦德说：“我有一个合伙人，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人。他本人是完全诚实可靠的，钱就放在他那里。你能想到他现在哪里吗？对，他就在船上，就是船上的那位牧师，一点没错！他身上穿着那件神圣的黑色上衣，而他装在箱子里的钱足足可以买通全船的人。现在所有的水手都成了他的心腹。在这些人答应签名受雇之前，他就用金钱把他们全都收买了。

他还买通了两个狱卒和二副美勒，要不是他觉得船上的船长是不值得收买的，那他一定会连船长也收买的。”

我问他：“可是我们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呢？”

他说：“你说呢？我们要让船上的那些士兵的衣服变得比裁缝做的更加鲜红。”

我说：“可他们都有武器啊。”

他说：“小伙子，我们也要武装起来，每人两支手枪。我们有全体水手做后盾。要是这样还夺不下这只船，那我们早该让人送进小女孩的寄宿学校了。今夜你和在你左边的那个人谈一谈，看看他可不可靠。”

我照办了，知道我的左邻是个年轻人，处境和我相同，罪名是伪造货币。他原名伊文斯。现在也像我一样改名换姓，是英国南方一个富有且很有前程的人。他完全乐意参加这一密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救，所以在我们的船横渡海湾之前，全船犯人只有两个未参与这一秘密。一个胆小如鼠，我们不敢信任他，另一个患黄疸病，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的夺船行动从头至尾没有遇到阻碍。水手们是一伙无法无天的家伙，事先经过特别挑选，专门来干这事的。冒牌牧师来到我们的囚舱，表面上是来做宗教劝诫。他背着一个黑色袋子，好像装满了传教小册子，不断出入一间间囚舱。到了第三天，我们每个人的床下都藏了一把锉刀、两支手枪、一磅炸药和二十发子弹。两个狱卒早就是普伦德的心腹，二副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这条船上我们的对手只有船长、两个船副、两个狱卒、马丁中尉和他的十八名士兵，另外还有那位医生。尽管计划非常稳妥，可是我们还是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我们准备夜间进行突然袭击。然而动手时间比我们预料的提前了许多。情况是这样的：

在船起航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天夜里，医生来给一个犯人看病。他把手伸到犯人的床底下摸到了手枪。如果他当时不动声色的话，我们的计划可能全部失败。但他是个神经质的小伙子，他惊叫一声，脸色苍白。这就使那个犯人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于是把他抓住堵住嘴捆到了床上。那个犯人打开通往甲板的门，我们就从这扇门冲出去，因为医生进来时忘记锁上门了。两个士兵中弹倒下，一个士兵跑过来看发生什么事，也被一枪打死。两个士兵把着特等船舱的门，他们的枪似乎没有上火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开火，他们试图上刺刀时中弹身亡。我们拥进船长室时里面已响起了枪声，推门一看只见船长已经倒下，他的脑浆把钉在桌上的大西洋航海图也弄脏了，牧师站在死者旁边，手里拿着的手枪还在冒烟呢。

两个大副早已就擒，整个事情似乎大功告成。

官舱就在船长办公舱隔壁，于是我们蜂拥进了官舱，坐在长沙发椅上七嘴八舌地聊起来。因为我们又重新获得了自由，都兴奋得要疯了。

周围到处是货舱，假牧师威尔逊打开了一个货舱，取出十来瓶红葡萄酒。

我们打碎了瓶口，把酒倒在大杯里，正要干掉，这时耳边意外地响起了枪声。大厅里烟雾弥漫，能见范围只有一桌之隔。等到烟雾散去，这里已经是一片血腥。威尔逊和另外八个人一个压着一个地倒在地上，垂死挣扎。

血和桌子上的红葡萄酒让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恶心。我们看见那个场面都吓坏了，要不是普伦德，我们可能完蛋了。他像公牛一样怒吼着冲了出去，我们活着的人紧跟在他后面。我们跑出去在船尾看见中尉和他手下的十个兵。大厅桌子正上方的旋转天窗开了一个口子，他们就是从这个缝隙对我们开火的。我们在他们装弹药之前，就冲了上去。虽然他们顽强抵抗，但我们占了上风。不到五分钟，战争就结束了。

上帝呀！那艘船简直成了一个屠宰场！普伦德像一个疯狂的魔鬼，他像抓小孩一样把士兵们抓起来，不管活的死的，一个一个地扔进海里。

有一个中士，身受重伤，却惊人地游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个“好心人”朝他脑门开了一枪。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的敌人就只剩下两名狱卒、两名大副和医生了。

对怎样处置剩下的敌人我们发生了争论。许多人因为能够重新夺取自由而高兴，所以不愿意再动手杀人。杀死手拿武器的和现在手无寸铁的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八个人——五个犯人和三个水手说，我们不愿意再看到有人被杀害。但普伦德他们一伙人却无动于衷。他说：

“我们要想求得永世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事情办得干净利落，不留一个活口，我不愿意看到将来有个人到证人席上去指证我们，这一点会又让我们遭到关押。”不过他终于答应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乘坐小艇离开这里。我们早已经厌恶了这种血腥的罪恶勾当。我们知道在这次劫船杀人之后，以后还会有更残忍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们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给了我们每人一套水手服，一桶淡水，一桶腌午肉，一小桶饼干和一个指南针。普伦德扔给我们一张航海图，告诉我们要我们说是一艘失事航船上的水手，我们的船是在北纬十五度，西经二十五度的地方沉没的。

然后他就割断了缆绳，任凭我们随波漂去。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要讲到这个故事最惊人的情节了。在暴动的时候，水手们曾经落帆逆风行驶。但在我们离开之后，他们又扬起风帆，乘东北风离开我们缓缓驶去。我们的小艇便随平稳起伏的波涛向前。我们几个人中，数我和伊文斯受教育最多。我俩坐下来查看海图确定我们所在的位置，打算向哪个海岸行驶。

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因为向北约五百英里是佛得角群岛，向东约七百英里是非洲海岸。由于风向转北，我们基本上确认向塞拉利昂行驶比较好。于是便掉转船头向此方向驶去。这时从小艇向后方看，三桅帆船已不见船身，只见船桅。我们正在向它眺望，突然看到一股浓密的黑烟笔直腾空而起，像一棵怪树悬在天边。几秒钟以后，一声雷鸣般巨响震耳欲聋，等到浓烟消散，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已无影无踪。我们立即掉转船头，全力向那个方向驶去，只见海面上还飘着一股烟雾，说明那船遇难并沉没了。

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出事海面。起初我们怕来得太晚，救不了什么人了。出事的海面上只见一条救生艇的残壳、许多木板和断裂的桅杆在随波起伏，但没有活人的踪影。我们失望地掉转船头，忽听有人呼救，这才看到不远处的一块破船板上，有个人直挺挺躺在上面。我们把他拖到船上一看，原来是个年轻水手。这人叫海德逊。他被烧伤了，已经精疲力竭。直到第二天清早，他才有力气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我们。

看来在我们离开以后，普伦德那伙人就开始杀害那剩下的五个敌人。他把三副枪杀后扔进海里，对另两个人也如法炮制。他还下到中舱割断了可怜的医生的喉咙。这时只剩下勇敢机智的大副，他是个外科医生。

他看见普伦德手里拿着血淋淋的屠刀向他走来，便挣开事先弄松的绑索，跑上甲板，一头钻进尾舱。有十二个罪犯手持枪向他奔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坐在火药桶边，火药桶盖子已经打开，船上载有一百桶火药。

他发誓说，谁要敢动他一下，他就要与全船人同归于尽。话音未落就发生了大爆炸。海德逊认为这是一个罪犯开枪误中火药桶引起爆炸，而不是大副用火柴点着火药桶引起的爆炸。不管什么原因，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和那些劫船者就此沉没到深海中了。

我亲爱的儿子，寥寥数语已道出了我遭遇的那段可怕的经历。第二天我们被驶往澳大利亚的哈特斯普号双桅船搭救。这里的船长很容易地相信了我们是遇难客船的幸存者。海军部把货运船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作为海上失事记录在案，对于其他只字未提。

经过一段开心的旅程，哈特斯普号把我们放在了悉尼。伊文斯和我从此隐姓埋名，开始采矿，这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国，所以我们很容易隐瞒过去的身份。接下来的事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们发财了，周游世界，以富有的殖民者身份回到了英国，在乡下购置了房产。二十多年来，我们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我们希望把过去永远埋葬。所以当那个人走到我面前时我立即认出他就是我们从沉船中救起的那个水手，当时我的感觉你现在可想而知了。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恐惧，想让我们供养他。你现在总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拼命地讨好他。他离开我们家去另一个受害者那里时，还不停地放出威胁的狠话，那么你总该同情我当时内心的恐惧了吧？

我的手在写下面的字时已经颤抖不已，几乎是难以辨认了。贝多斯先生写来密信说，那个叫海德逊的水手已经把一切都检举了。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以上就是我在那天晚上读给小特雷弗的故事。华生，这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个富有戏剧性的案件了。而我的好朋友在经历了这场灾难后，心都要碎了，他迁到德兰伊去种茶树了，我听说他在那里干得很好。至于那个水手海德逊和贝多斯自从那封警告信后，便杳无音信了。

“其实并没有人向警察局提出检举，所以一定是贝多斯错把海德逊的恐吓当做事实了。曾有人看到海德逊在附近潜伏过，警察认为他是在杀害贝多斯后就逃走了。

而我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一定是贝多斯陷入了绝境，认为海德逊检举了自己，便为了报仇雪恨杀死了海德逊，并带着所有的钱款逃到国外去了。这些就是案子的基本情况。我亲爱的医生，如果这些情况对你的笔记有所帮助，我是很愿意供你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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