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3月21日春分，在南极从春分开始，太阳就要一路下降，直到完全没入地平线下，那就是极圈内的长夜了。直到9月23日的秋分那天，太阳才会从北方的天边出现，逐渐上升，到12月21日到达最高点。这时，南冰样地区进入夏至日，之后白昼逐渐缩短，黑夜逐渐增长。就这样，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我把自己的判断和顾虑告诉了尼摩船长，他说：

“您分析得很有道理，教授，如果明天我们不能测量太阳的高度，六个月内就没法再测量了。不过，我们逆向考虑一下，如果不是有这次航行，我们无法在3月21日来到南极的海中，如果明天出太阳，那我们就很容易测量方位了。”

“船长，您的理由呢？”

“我们在地平线上测量空中的太阳，如果想得到确切的数据，是很困难的，除非在几个特定的时间，比如夏至、春分等。明天正好是春分，如果太阳的圈轮正好被北方的水平线切成两半，那我就是在南极点上了。”

“您分析得很对，”我说，“不过，如果根据严格的数学理论，这个方法也不是完全精确的，因为春分的时间不一定是在中午十二点。”

“教授，理论上您是对的，但是我的方法产生的误差不会超过一百米，这对于这颗表面足有五亿多平方公里的星球来说，这一百米真的不算什么。好了，让我们明天再来。”

尼摩船长先行回到船上，我和康塞尔留下来继续做些研究。我们在海滩上跑来跑去，不想放过这种脚踩大地的宝贵时光。我们没有什么收获，只捡到一颗海鸟的蛋。这颗蛋很大，表皮是浅黄色，上面有类似象形文字的线条和花纹，这让它看上去如此地与众不同，一个收藏家可能会出一千多法郎来收购它。我把这个宝贝交给康塞尔保存，他把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像拿着一件珍贵的中国瓷器。看得出，康塞尔很紧张，他悬着的心直到五点钟我们回到船上时才放下来。

我没有私藏这件东西，而是把它放在陈列室的一个玻璃柜里，供大家欣赏。在外面奔波了一整天，让我的胃口变得很好，晚餐的时候我吃了一块海豹肝，味道鲜美得像猪肝。上床睡觉时，我学着印度人的方法，祈求明天能阳光明媚。

3月21日如期而至，我起得很早，清晨五点的时候就登上了平台。船长已经在上面了，他说：

“天气放晴了，太阳出来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吃完早饭就上岸，选择个地点，提前做好观测的准备。”

定好计划后，我就去找尼德·兰，想拉他一同去，这些天他总是离群索居。但是加拿大人还是很顽固，他的坏脾气和沉默在与日俱增。我有些惋惜，岸上的海豹太多了，本该拿它们来诱惑这个渔民的。

昨晚，“鹦鹉螺号”又向南行进了几海里，我们现在的位置距离岸边足有一海里。早餐后，我们登上小艇，艇上除了我、船长和两名船员外，还有一些测量仪器，比如航海计时器、望远镜和晴雨表等。从小艇上，我们可以看到岸上耸立的几座四五百米高的尖顶山峰。

小艇驶过的海面上，有许多鲸鱼在悠闲地出没，它们分别属于南极特有的三种鲸。平直鲸没有背鳍；驼背鲸的肚腹有很多褶皱，背部高高隆起，但并没有形成翼；鳍背鲸的身体是黄褐色的，也是最活泼的鲸科动物之一。我们从远处就听到了这些庞然大物发出的鸣叫声，它们正在把混有气体的水柱有力地喷向高空，远远望去，好像是喷出了一阵阵的浓烟。这些鲸科类的哺乳类动物在安静的海水中往来玩耍，为了躲避狂杀滥捕，南极的海水已经成为这些鲸鱼的避难所了。

我们的小艇在九点时靠岸，这时天空中的浓云已经尽数飘向了南方，水面的雾气也渐渐散去，天空变得晴朗干净。尼摩船长选择了一座山峰作为他的观测点，晨光中，他带领我们开始攀登。空气中充满了火山气体独有的硫黄味道，我们蹬着尖利的火山石和浮石层，艰难地向上攀登。船长长期生活在海洋中，应该早已不习惯踩踏陆地，但是他在这些最陡峭的斜坡上却身手轻便，脚下生风。和他相比，我是远远不及的，就是那些擅长追赶山羊的猎人也要向他赞叹上一两句。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登上这座由云斑岩和玄武岩构成的山峰，登高远眺，我们的眼中浮现出一片广阔的洋面，肉眼能清楚地望到北方天际的界线。我们的脚下，遍布耀眼的冰场，头顶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蔚蓝天空。久违的太阳已经悬挂在北方的天空中，它的轮盘像一只火球，被水平线的锋刃削开了一角。阳光映在海面上，荡漾着一片片美丽的喷水花束。“鹦鹉螺号”也是清晰可见，它停在海面上，就像一条沉睡着的鲸科动物。在我们身后，东方和南方都延伸着一片广阔的陆地，上面遍布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岩石和凌乱的冰群。

尼摩船长站在峰顶，用晴雨表测量着山峰的高度，为了尽量精确，山峰的高度也要考虑进去。

差十五分就十二点时，从折光的效果看，太阳像座浑圆的金盘一样，它即将落入这人迹罕至的海面，把最后的光辉洒向这片荒凉的土地和那些渴望温暖的生灵们。

尼摩船长举起了望远镜，利用镜面来改正折光作用，我知道他在观察那条拖拉得很长的对角线和渐渐沉入水面的太阳。我拿着航海计时器，心跳得很厉害。如果太阳轮盘的一半隐没的时候正值正午，就说明我们站在南极点上。

“正午十二点！”我高喊道。

“南极点！”尼摩船长的声音严肃中带着穿透力，他把望远镜递给我，镜中的太阳正好被水平线切成完全相等的两半。

这时，峰顶的阳光已渐渐隐去，夜色开始从峰峦的南边漫过来。

尼摩船长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亲热动作，他用手扶住我的肩头，激动地对我说：

“先生，1600年，荷兰人叶里克被海浪和风暴吹到了南纬64°，发现了南设得兰群岛。1773年1月17日，著名的库克船长沿着东经38°，到达南纬67°30′；1774年2月30日，他在西经109°上，到达了南纬71°15′。1819年，俄国人伯林哥生到了南纬69°上；1820年，英国人布兰斯菲尔在南纬65°上止步不前。同年，美国人莫列尔，我认为他的记述不可靠，他说他从西经42°一路向南，在南纬70°14′的地方发现自由流动的海。1821年，他在西经111°上，到了南纬66°。1825年，英国人鲍威尔到达南纬62°，再也无力前行。同年，一个打海豹的渔民——英国人威德尔，在西经35°上，一直进发到南纬72°14′，在西经36°上，到达了南纬74°15′。1829年，英国人福斯特指挥‘香特克利号’来到南纬63°26′，西经63°26′的南冰洋大陆。1831年2月1日，英国人比斯哥在南纬68°50′发现恩德比这个地方；1832年2月5日，他在南纬67°发现了阿地拉衣。2月21日，在南纬64°45′发现格拉罕；1833年，法国人杜蒙·居维尔在南纬62°57′的冰山脚下停住，记载了路易·菲力浦的位置。两年后的1月21日，他到达了南方的另一个尖点，即南纬66°30′，他称那里为阿德利。八天后，他到了南纬64°40′，他命名为克拉利海岸；1838年，英国人威尔克斯在东经100°上前进到南纬69°；1839年，英国人巴连尼在南极圈的边界上发现了沙布利邓；最后，1842年，英国人詹姆斯·罗斯登上了爱列贝斯山和铁罗尔山，1月12日，在南纬76°56′，东经171°7′他发现了维多利亚这个地点。同月23日，他测定了南纬74°的方位，27日他到达南纬76°8′，28日，南纬77°32′，2月2日，南纬78°4′，这是当时人类到达的地球最南端了。那么，现在，我——尼摩船长，1866年3月21日，我到达了南极点，也就是南纬90°，我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占领这块土地的人！”

“那么，船长，您想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土地呢？”

“教授，我的名字！”

说罢，尼摩船长掏出一面黑旗并把它展开，旗子中间有一个金色的“n”字。随后，他豪情万丈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海平面上太阳的最后光辉，大声喊道：

“再见了，太阳！光辉的金球！沉下去吧，尽情地在这个自由的海底沉睡吧，让六个月的长夜遮覆我的新领地！”

意外还是偶然

3月22日早晨六点，鹦鹉螺做好了开拔的准备。清晨的曙光逐渐被黑暗掩盖，气温变得很低。天空中繁星闪烁，天空中有一颗辉煌的星宿，那就是南冰洋地区的极星。

海面上，冷风刺骨，冰层越聚越多，海面在渐渐冻结。前方的水面上出现了很多灰黑的冰块，这显示新的冰层形成了。在冬季的六个月里，南极的海面会完全冰冻，任何船只都无法在水面上通行，包括鲸鱼。它们会从冰山下面游出去，寻找温暖些的洋面。至于那些企鹅、海豹和海狮，它们身上厚厚的皮毛足以抵御这里的严寒和狂风，所以会继续留在这冰天雪地里。在最严寒的时候，它们会在背风的地方挖掘洞穴，让洞口敞开，这样藏在洞里也不妨碍自由的呼吸。鸟类在严寒来临前就迁徙到北方去了，六个月后才会返回到这里繁衍后代。所以，在这个季节里，哺乳动物是南极大陆的唯一主人。

船上的储水池装满了，“鹦鹉螺号”慢慢下潜，一直潜到一千英尺的深处，停下来转平。海水被强大的推进器搅出阵阵水波，我们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向北驶去。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北面冰山的下面了。

为了避免水中的冰块撞击到玻璃，“鹦鹉螺号”客厅的嵌板完全关闭了。我利用一天的时间整理了我的笔记，手中忙碌着，心中却总是回想在南极点时的情形。我就这样站上了这个众多先辈拼尽全力都无法到达的地点，没有疲惫不堪，没有艰难险阻，现在全身而退，坐在温暖的船舱中享受着归途的快乐，这一切，真让人不可思议。

前方还会有比这更新鲜、惊奇的事吗？应该还会有，海底的世界永远是不缺乏神奇的！自从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们送到这只船上，五个半月过去了，我们已经航行了一万四千里。在这比赤道还长的旅途中，诸多新奇或可怕的事件让我们的旅行惊心动魄又回味无穷：克列斯波林中打猎，托列斯海峡搁浅，珊瑚墓地，锡兰采珠，阿拉伯海底地道，桑多林火海，维哥湾的沉船和亿万金银，亚特兰蒂斯，南极！所有这些事件，像一部连载的故事书，使我在入睡后，脑子一刻也不能安歇。

凌晨三点，我被猛烈的撞击惊醒。我立即坐起身，想听听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我突然被抛下了床，滚到了屋子中央。很显然，“鹦鹉螺号”碰撞上了什么东西，船体发生了很严重的倾斜。所幸我没有受伤，我很快冷静下来，身体靠住墙板，沿着墙走出门，沿着走廊慢慢挪到客厅。电力没有中断，客厅天花板上的灯光依旧通明，但桌椅家具都倒掉了。幸运的是，那些玻璃陈列柜的下部都牢牢地钉在地板上，没有翻倒。船体右倾得厉害，左舷墙壁上挂的图画，都贴在了绣花挂毡上。“鹦鹉螺号”完全停止了，我听到客厅外脚步的声响和嘈杂的人声，尼摩船长没有出现，我正要离开客厅的时候，尼德·兰和康塞尔进来了。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们。

“不知道，我正要问您呢。”康塞尔说。

“奇怪！”加拿大人喊道，“我知道，‘鹦鹉螺号’肯定撞上了什么，从它倾斜的情况来看，我想这次要比上一次在托列斯海峡中严重得多，它没法脱身了。”

“那么，”我问，“我们是在水面上吗？”

“不知道。”康塞尔黯然地说。

“这事很容易确定。”我说，转身走到压力表前，我非常惊讶，表针指向三百六十米深的水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彻底迷茫了。

“还是问一下尼摩船长吧。”康塞尔说。

“他在哪里？”尼德·兰问。

“跟我来，去找他。”我对他们说。

我们来到图书室，那里没有人，我们又到中央楼梯边的船员工作室，还是没有人。我猜想尼摩船长或许是在领航人的笼间中，现在该做的还是等待，我们又回到客厅来，坐下静等。这里且不去谈论加拿大人如何咒骂，他抓住了发火的好机会，我没有阻止他，让他尽情发泄，但也不回答他的任何提问。

就这样等了二十分钟，我支棱着耳朵，想竭力听到“鹦鹉螺号”发出的一些最轻微的声音，并十分渴望推进器的轰鸣声能够重新响起。这时候，尼摩船长走了进来，他好像没有看见我们，径直走到罗盘跟前，他的脸色如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是，我很快发现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些不安的表情。他反复看着罗盘和压力表，手指在海平面图上指指点点。

我尽量克制着不去发问，怕打断他的思路。直到他向我转过身的时候，我才用他在托列斯海峡对我说的一句话来问他：

“船长，这是一次偶然事件吗？”

“不，”他答道，“教授，这次是个意外。”

“很严重吗？”

“可能会很严重。”

“会有危险吗？”

“没有。”

“我们触礁了？”

“是的。”

“这是怎么搞的呢？我们是在海底，撞到哪里了？”

“我们的路线和驾驶没有犯一点错误，可是，大自然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它随性的一次胡来，让我们无法预见和规避。人类可以冒犯人为制定的法则，但不能抵抗自然的法则。”

尼摩船长这种哲学式的描述和评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显得十分怪异。他的答复让我摸不着头脑。

“船长先生，”我说，“这件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您能说得详细些吗？”

“是整整一座冰山突然翻倒了，就在我们的航道上。”他说，“当冰山的下端受到温热的水流来回冲击并发生融化时，它就变得头重脚轻，重心开始上移。结果就是它会翻转身体，栽个大跟头。现在就是这样，有一大片冰群突然翻倒，碰上了在水底行驶的‘鹦鹉螺号’。然后冰群在船身下溜过，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船顶起来，这冰群把船托到了浅一些的水层，最后靠在船身上不动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把储水池的水排出去，让‘鹦鹉螺号’上浮，同时船就可以重新获得平衡，我们就能脱困了。”

“是的，教授，船员们正在做这项工作，您听，抽水机正在那里转动，请看压力表上的指针，它显示我们正在上升。但同时冰群也会跟我们一起上浮，直到‘鹦鹉螺号’被一件障碍物挡住，我们的状况才有可能改善。”

对于尼摩船长的分析，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冰群随着我们的船停下来，船是可以获得平衡的，但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被挤在两个冰面中间呢？

此时，我宁可默不作声，努力去思考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船长在一旁不停地注视压力表。“鹦鹉螺号”在排水后，只上升了一百五十英尺左右，右侧倾倒的问题还是没有改观。忽然，船壳上传来一种轻微运动，“鹦鹉螺号”站起一点来了，悬挂在客厅中的东西明显地恢复了它们原来的位置，墙板也在接近垂直。我们谁也没说话，我的心跳得厉害。就这样，我们感到船身在逐渐竖起来，脚下的地板也慢慢恢复为横平面。

十分钟后，“我们立起来了！”我喊道。

“是的。”尼摩船长握了一下拳头，然后匆匆向客厅门口走去。

“我们还能往上浮吗？”我追问着。

“当然能，”他回答得很简要，“储水池的水还没有排干，排干后，‘鹦鹉螺号’自然会浮到海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