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典礼，齐王、潭王、赵王、鲁王因为年纪小而没有参加。朱元璋派丞相承制官携带册宝，分别授给他们，最年幼的则由乳母抱着行礼。仪式同样严肃而冗长。

受封当天，诸王还要依次朝谢皇后、太子，诸王之间又要互相致贺，丞相又率百官给诸王祝贺，依然是没完没了的行礼致辞，鸣鼓奏乐。

在一片道贺声中，朱棣的燕王生活从此开始。这时他还差十天整满十岁。这个年少的藩王无论如何“天纵英明”，也不会明白自己日后该在这座深宫内外扮演怎样一个角色。

“昭鉴”与“祖训”

程式化的宫廷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那么索然无味，更何况像朱棣这样天真烂漫的少年。宫廷里的人们都仿佛被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无论他是皇帝、后妃，还是太子、藩王。

朱元璋年轻时没上过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儿文化，因而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封藩的第二天，他就亲自为诸王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官属，都是一些“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他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辅导之臣，就如同法度之器。木匠得到材料后，必加绳削，方能成器。朕将此重任委付你们，你们首先要正己，然后方能为朕辅导诸子，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至于流于邪恶。”这便是他的教育朱元璋书《制谕》方针了。

封藩当年的冬天，朱元璋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他听说有一个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间，名气很大，便亲自写信，征召入京来做诸小王的老师。这个李希颜学问大，脾气也十分古板，上课时手操一把戒尺，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有一次，一个皇子的额头竟被他用戒尺

打得肿起包来。朱元璋看到后心疼得很，抚摸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准备治李希颜的罪，马皇后连忙在一旁劝解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该责怪的。朱元璋听后才息了怒。史书中没记载挨打的是不是朱棣，但他肯定是在这样严肃的气氛中完成学业的。

为了考察诸子的学习情况，朱元璋经常到他们读书的大本堂去，或评论文字，或赐宴赋诗，或讨论古今政事的得失。他认为，帝王之学与平民之学不同，要求对诸子“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所谓“实学”、“帝王之学”是什么呢？那就是“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

其实，帝王南面之学多数并不在书本上。一个开创之君，一个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大刀阔斧理棼治乱的杰出人物，从来都不是单由书本讨生活的，更不是靠儒家经典所能陶冶范铸而成。就朱元璋来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代雄才，主要还是靠了现实残酷的生活与斗争的磨炼。从学问方面说，朱元璋对哪个方面都不精，或者说都是一知半解，但因为经验的丰富和领悟能力的高超，他又对所涉猎的每一门学问都能提其纲领，通其大义。实际上，这正是帝王之学、英雄本色。这样一种作风、一种气度，无疑对朱棣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接受师傅的教育外，朱棣兄弟还要按照父亲的训诫行事。朱元璋命内侍们制成麻鞋和裹腿，规定凡出城稍远时，诸子必须“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使这些久住深宫的皇子们不致因环境优越而娇惰起来。他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诸子，令他们早晚经常观看。“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

洪武元年（1368年）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还宫，朱棣和众兄弟随侍在父亲身边。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空地附近时，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这块空地之上，并非不可以建造亭台馆榭，以作游乐之所。我之所以不建，是因为不忍重伤民力。过去商纣王大造琼宫瑶室，结果招致天下怨恨。汉文帝也曾动过修造露台的念头，因为痛惜百金之费而作罢，结果国泰民安。你们要牢记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啊!”朱棣和兄弟们虔诚地听着，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了。

洪武六年（1373年），朱棣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两部书，一部是《昭鉴录》，一部是《祖训录》。他翻开《昭鉴录》，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的善恶事例，但这绝非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对于父亲的这番用意，朱棣是很清楚的，他必须竭力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为善的藩王，至少必须让父皇感到他是这样去做的。至于那部《祖训录》，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的训言，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记诵，而且遵照吩咐，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诸王随时观览自省，做到敬守祖法。他对诸臣说：

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

朱元璋称帝后一直忧心忡忡的是，如何保证皇图永固。他认为除了对诸王的教育外，就是要求诸王不能逾越自己所确立的规范，不能更改自己的成法。随侍的儒臣为朱元璋的这种认识找出了理论根据。他们回答说：“自古创业之主，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经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这个沉醉于“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的皇帝，对这种逢迎当然十分高兴。

转过年来，朱棣十四岁。正月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仪式并不十分复杂，对朱棣来说是件饶有兴味的事。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后边依次是秦王、晋王，然后是燕王朱棣……鼓乐齐奏，仪仗鲜明。来到神坛前，仍是太子领头，依次行礼之后，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祭祀用的胙肉。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他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地，祭过功臣，拜谒过太庙。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预示着他即将成人。

迎娶女诸生洪武八年（1375年）冬天，朱元璋命太子、诸王出游中都讲武，燕王朱棣却并未同行，因为父亲准备为他册妃完婚，选定的燕王妃是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达的长女。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素有“女诸生”之称，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于是找了徐达来，对他说道：“你我乃布衣之交，自古君臣相契便可结为姻亲，你的长女就同我的四子成婚吧。”徐达连忙起身拜谢。对皇帝的话是不能提出异议的，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为满朝文武视为恩宠的事情。

后人在史书上经常看到，明皇室依例不得与勋臣家通婚。这是指宣德以后的事。在

此以前，尤其是洪武年间，皇室与勋臣家通徐达像婚不但不违禁，而且很普遍。太子朱标娶开平王常遇春之女为妻，秦王朱樉娶宁河王邓愈之女为妻，鲁王朱檀娶的是信国公汤和之女，徐达还有两个女儿后来也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安王朱楹。同样，朱元璋的女儿亦多嫁勋臣之门，韩国公李善长的儿子李祺、颍国公傅友德的儿子傅忠，娶的都是朱元璋的女儿。在这种背景下，朱棣娶徐达的长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订亲的吉日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当天，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册徐氏为燕王妃”后，遣使持节至魏国公府，行纳采、问名之礼，并定好迎亲日期。

迎亲那天清晨，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府内早已得知消息，傧相站在府门一侧，按照仪式规定问道：“敢请事。”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而由一名引进去跪禀朱棣。“我来奉制迎亲。”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引进再将此话传告傧相。等到徐达迎出大门外，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入府门。他身后跟着一名执雁的随从，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再拜过魏国夫人，此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导出，站在母亲身边。父母在女儿出嫁前的最后一句叮嘱也被规定下来：“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徐达必须这样说。夫人也只能说：“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此后朱棣便可迎王妃回宫行合卺礼了。

这一年朱棣十七岁，徐氏小他两岁，只有十五岁。朱棣当时决然没有想到，这位淑媛文静的将门之女，二十五年后竟成为他夺位战争中的得力助手。

在父亲眼中，十七岁的朱棣已经长大成人了。婚后才一个月，朱元璋便命朱棣和兄弟们一起前往中都凤阳。他的用意很明显：在诸王即将就藩之前，让他们看看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知道前辈创建帝王功业之由兴，同时也使他们更多地接触民间生活。这确是必不可少的一课。

仲春时节的南京城外风和日丽，蓝天白云下不时掠过几只春燕，农夫们正在田间进行着那世代如一的周而复始的耕作。融融春光里走来了太子和诸王的大队人马。走在前面的是身着戎装举着龙旗的军士，一面黄旗居中，青旗、赤旗、黑旗、凤阳明皇城建于洪武初年，遗址内现存部分城门、城墙、门楼等，可见刻工精细的石雕和各种五彩琉璃脊兽。

白旗在四面环抱。每面旗下都有六个身着与旗帜同一颜色服装的军士，身背弩弓，无不英武强悍。接着便是举着引幡、戟氅、戈氅、仪锽氅、羽葆幢、青方伞、青杂花团扇的校尉，个个都是鲜衣怒马。那踏踏的马蹄，滚滚的车轮，在土路上扬起漫漫黄尘，打破了春日郊外的宁静。

从南京到凤阳，朱棣一行人走了近两天时间。凤阳在元代称为濠州，属平安路。朱元璋做了吴王之后，这里便是龙飞之地了，自然要有所升崇，于是改称临濠府。朱元璋定都南京时，这里又被确定为中都，若不是刘基等人一再劝说，他差点儿就将凤阳作为京师了。中都的新城周围五十里，环置九门，中有皇城，也颇具规模，可以看出这位开国皇帝经营桑梓之地的一番苦心。一年前太子与秦王、晋王出游中都时，正值凤阳府刚刚迁入临濠新城，而城西南的皇陵城也已经动工了。

这是朱棣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籍，他的祖父母就埋葬在这里。凤阳虽然离南京只有三百三十里，但由于临近淮河，经常受到洪水的袭扰，与富庶的江南相比，显然要贫困得多。在这片父亲曾经放过牛羊、当过小和尚的土地上，朱棣仿佛看到了那些图画中描绘的父亲艰难征战的场面，对创业之苦有了更深的感受。这也是朱棣第一次体验离开宫禁的生活，因而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直到他登极之后，还曾感慨地回忆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