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血祭壬午(3)

作者: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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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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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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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164字

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青州教谕刘固曾因母老乞归,景清致书刘固,要他回京任职。只是因为这种引荐的关系,刘固受到株连。他和儿子刘超、弟弟刘国、母亲袁氏同日受刑于聚宝门外。儿子刘超臂力过人,临刑时仰天一呼,捆绑他的绳索被挣断。这个年轻人随即夺过刽子手的屠刀,连杀场上十余人,后终被磔杀而死。


此风一开,无辜受牵连被杀者不胜枚举。监察御史高翔也是被朱棣看中的人才,本来准备授官的。可这书生偏偏不肯,丧服入见,又出言不逊,结果家遭族没。朱棣还命人挖开其祖先的坟墓,将墓中遗骨掺杂上一些牛马的骨头,一起焚成灰扬掉,亲党也全数戍边。高家被籍没的田产都征收特重的赋税,目的是“令世世骂翔也”。其祖上墓地旧址因而被称为“漏泽园”。这种连耕种其田地的普通百姓也要受到株连的做法,在历史上实在是闻所未闻。《明朝小史》还记载了大理寺少卿胡闰的故乡遭到“瓜蔓抄”后的一片凄惨景象:文皇(朱棣)既抄没其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所居之地,在府城西隅硕铺坊,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


在建文遗臣们惨烈死去的同时,他们的妻女也受到人们无法想象的***。黄子澄的妹妹和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都被朱棣发付教坊司当做娼妓,遭轮奸后生下孩子。这在史籍中有多处记载。《奉天刑赏录》中的叙述虽文采不足,但却真实可信: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教坊司)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又奏,黄子澄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铉家个小妮子。奉钦:依都由他。


这些无辜的女子都被刺了字,在教坊司被人任意糟蹋。因为这时已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黄子澄妻子生的那个孩子十岁,显然是在教坊司被奸污后生的。铁铉的两个女儿也被发往教坊司为娼,但数日始终不肯受辱。她们二人各赋诗一首,交给铁铉往日的一个同官。其长女诗云: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


云环半挽临妆镜,两泪空流湿绛纱。


今日相逢白司马,樽前重与诉琵琶。


其次女诗云:


骨肉相残产业荒,一身何忍去归娼!


泪垂玉筋辞官舍,步蹴金莲入教坊。


览镜自怜倾国色,向人休学倚门妆。


春来雨露宽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


这位同官将铁铉二女的诗呈上,朱棣知道二人志不可屈,不知怎的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传令赦出。这段史实后来还被明末陆人龙演绎成《型世言》中一段引人泪下的故事。


这些遗臣的妻女有不少人被活活折磨死在教坊司。副都御史茅大芳被杀后,其妻张氏年已五十六岁,仍被发送教坊司,同年病故。教坊司奏请处理,得到的圣旨是:“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还有一些女眷被配给家奴,如果这家奴不是太凶残,身份虽低贱些,但对这些女子来说就算是比较好的下场了。御史谢升的妻子韩氏被送往淇国公丘福营中,“转营奸宿”,夜夜遭人强暴,日日以泪洗面。这也算是对建文遗臣一种独特的惩罚。


这一幕幕悲剧,几乎是在与建文遗臣被杀的同时发生的。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人们为那些慷慨赴死的遗臣们欷歔泪下,感慨万端,却不曾留意这些女性悲惨的命运,更少有人去专门记写她们。后人只是从历史的缝隙中,才看到了这惨不忍睹的一幕。


对建文遗臣的这场大屠杀,前后延续了十余年,无辜罹难者成千上万,难以尽数。其杀戮之惨,手段之恶,株连之广,甚至超过了异族入侵,确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因而遭到后世许多人的严厉谴责。有人批评说:“当日文皇之暴,甚于嬴秦,奸党之诛,烈于东汉。”清朝乾隆皇帝在北京见到永乐初年铸造的觉生寺大钟时,也曾写诗道:“瓜蔓连抄何惨毒,龙江左右京观封。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氏钟。……欲藉撞杵散愤气,安知天道怜孤忠。榆木川边想遗恨,凫氏徒添公案重。”他认为朱棣铸永乐大钟,是对“靖难”滥杀的一种忏悔。究竟是否如此,已经很难推断了,但有一点似乎已被史家所认同:这种滥杀成了朱棣一生的一块心病。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也就是朱棣死去的那一年,新科进士邢宽被点为状元,实际上就和朱棣的这种心理因素有关。邢宽与“刑宽”同音,取刑罚宽大仁慈之意。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朱棣在处治建文遗臣的问题上,完全站在宽大的反面。


用专制的屠刀对付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文人,并且广为株连,这算得上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而这些文人却又偏偏不肯屈服,虽阖家阖族赴死,仍然毫无惧色,一个个都是铁骨铮铮。他们宁肯为朱允炆的建文新政殉身,也不愿再回到藩王军人统治的暴政之下。明人朱鹭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的诗中这样写道:“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多少道出了他们怀念故主,甘为开明政治献身的心情。“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他们还希望以自己的慷慨赴死,唤起执政者对百姓的同情。


文武之别


与那些被惨杀的文臣相比,大多数握有兵权的建文朝将领,都是被迫自杀或者被暗杀的。当初和铁铉一起抵抗燕军的盛庸,不像铁铉那样遭到极刑。他于燕军攻入京师后率所部降附,朱棣命他镇守淮安,对付不肯降附的铁铉及其属下诸郡。但到第二年,朱棣还是借千户王钦及都御史陈瑛讦劾,迫使盛庸自杀了。


朱棣最初榜示“奸臣”五十余人中,武臣只有卢振、廖镛、宋忠三个人。有人说:“文皇移檄远近,列奸臣状,深恨左班文职,不及一武臣,意以阴收勋旧为将来襈李景隆地欤?”朱棣的目的显然不仅在此。他不将矛头指向武臣,主要还是为防止造成军事上尖锐对立。孙岳是抵抗燕军的武臣,燕军南下,他曾撤寺材为战舰楼橹,大修守战器械,迫使燕军改道。朱棣即位后不过遭劾谪遣。可是那些在“靖难”之初携印逃亡的北平布政司所属州县官二百一十九人,却被下令入粟赎死,并发兴州充军屯戍。对待文臣武臣态度之别,竟如此悬殊。


说起来,朱允炆的武臣们也大都缺乏文臣们那种视死如归的骨气。除去“靖难”之初即被撤换的老将耿炳文之外,李景隆是开金川门迎降的,盛庸是率余众附降的,顾成、平安是被俘后归降的,何福也在朱棣即位后投降。只有两位皇亲国戚不肯甘休,同朱棣闹了一阵子。一个是魏国公徐辉祖,一个是驸马都尉梅殷。


徐辉祖在燕军入城时,曾指挥守军毫无希望地抵挡了一阵,后来看到大势已去,独自跑到父亲中山王徐达祠中,不肯迎降。让他自供罪状,他只是在上面书写其父开国功勋和封爵铁券中免死之语。朱棣大怒,又不好下手,于是废其爵位,禁锢在私第里。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朱棣的皇后徐氏病故后,徐辉祖随即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据谈迁的《国榷》记载,当月月底,徐辉祖子徐钦嗣魏国公爵位。但查继佐却在其《罪惟录》中指出,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想起皇后徐氏的好处,才决定让徐辉祖的儿子继承祖父、父亲的爵位,并赐名为钦。无论如何,朱棣对于徐辉祖的态度是既恼且恨的,只是顾念妻子与其兄妹之情罢了。所以,查继佐很自然地会想到,徐辉祖之死是被朱棣勒令自裁的。


梅殷曾受朱元璋密令辅佐朱允炆,但“靖难”之中,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燕军南下时,才被命以总兵官镇守淮安。淮安是南下要道,朱棣本拟假道淮安,遭到梅殷的拒绝,迫不得已改道南下。朱棣夺位后,梅殷仍拥兵淮上。朱棣恐怕有变,让梅殷的妻子宁国公主写血书劝他还京。梅殷见书后恸哭一场,离淮回到京城,很不情愿地去见朱棣。


“驸马劳苦。”朱棣这样说,不知是真心问劳,还是存心讥讽。


“劳而无功耳。”梅殷冷冷地答道。朱棣见状,心里很不痛快,悻悻然沉默下来。


两年后十月里的一个早晨,梅殷入朝,走在笪桥上时,遇到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三人并排走了没两步,忽然,谭深和赵曦一起向梅殷一侧挤来。梅殷躲闪不及,慌忙间落入水中。桥上众官员见状乱作一团,却没有一个人去救,直看着梅殷上上下下扑腾了一气,终于溺水而死。


事发之后,开始只以梅殷自己投水报闻,可是宁国公主听说后大哭大闹,揪住朱棣的衣服向他要人,朱棣被宁国公主弄得狼狈不堪,恰在这时都督同知许成又来揭发所见真相。朱棣见躲不过去,只得把谭深、赵曦传来问罪。两人一听要以害死驸马罪论处,发起急来,高喊:“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急命左右金瓜力士敲落二人牙齿,不让再喊,遂将他们斩首。


暗杀梅殷一事搞得朱棣非常被动,他遣官为梅殷治丧,并且封梅殷的儿子们官职,揭发此事的许成也被封为永新伯,就这样将事情掩盖了下来。他在当时给宁国公主的书信中写道:


驸马殷虽有过失,兄以至亲不问。比闻溺死,兄甚疑之。都督许成来首,已加爵赏,谋害之人,悉置重法,特报妹知之。


显然是不许再提及此事了。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朱棣以各种手段诛杀了朱允炆的大批遗臣;然而同样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他还需要更多的官吏像忠于朱允炆那样忠于自己。因而这场屠杀与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做法是有所区别的:其一,朱元璋所杀功臣,均被指为图谋叛逆的“奸党”。建文遗臣虽然被指为“奸党”,但实际上都是忠于朱允炆的忠臣。朱允炆又并非昏暴之君,颇为后世史家同情;相反,朱棣得位继统,则有明显的“篡弑”之嫌。其二,朱元璋时代的功臣,大都是开国新贵,与整个明朝的文人阶层关系不深。建文遗臣们则大都是典型的文人士子,与后世史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三,朱元璋杀戮功臣目的在于保障君权的集中和朱氏天下统治,朱棣则主要在于证明自己夺位名正言顺,同时还出于政治报复。正由于这些缘故,建文遗臣们的事迹才被后世所大力宣扬。


这种褒扬是有一个过程的。由于朱棣的追治和禁令,建文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渐渐不大为人所知。明人张芹曾说:“诸先正之死烈矣!于今才百余年,而遗事已落落无传,至有举其名而懵然者。”到嘉靖、隆庆以后,这些事迹才逐渐在士林中传播开来。以记一樵夫身殉建文为例,在《逊国臣记》、《偃暴谈余》、《建文编年》、《会稽志》、《七修类稿》诸书中便有多种不同记述。


传说为忏悔滥杀、超度冤魂所铸的永乐大钟,后来的命运也颇多曲折。万历年间,陈列大钟的汉经厂已房屋破败、荒草没膝,于是大钟被迁往京西万寿寺,一路万牛齐拉,移了数月;天启年间却又被人从寺内高悬的横梁上扔了下来。原来朝臣们奉旨寻找社会动荡的原因,竟认为是永乐大钟在作祟,因万寿寺位于虎方,钟声必然造成“龙弱虎强”。这样一个愚蠢、可笑的理由,便使熹宗朱由校下旨“卧钟于地”。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超度冤魂的秘密和“龙弱虎强”的威胁都已成为历史,永乐大钟才被重新悬挂在觉生寺后的大钟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