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营建长陵的工程是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开始的。工程主要包括地宫和陵园两部分。关于长陵地宫的情况，人们至今仍无从知晓，只有等日后考古发掘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但人们今天可以看到定陵地宫的情况，所有身临其境者无不为其工程浩大而惊叹。葬在定陵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朱棣的后世子孙，他的陵寝决不会比朱棣的规模大，由此可以想见营造长陵所花费的巨量钱财。

长陵的地宫修建四年后，徐皇后被安葬于此，地面上的陵园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才基本完工。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长陵陵园虽是经过后来数次重修而成，但也大体保持了最初的格局。陵园由陵门、恩门、恩殿、明楼和宝城组成，排列于南北纵轴线上。这组建筑群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工程的宏大。

在长陵中为朱棣殉葬的宫人有三十余人。即使最受宠爱的韩氏和在吕鱼惨案中幸免于难的崔氏亦在其列。殉死那天，要赏赐她们一顿酒宴，随后领入大堂。此时大堂上已安置了许多小木床。只听得哭声震天，宫人们一个个被强迫站在木床上，将头伸进吊好的绳套中。站在一旁的宦官将床一撤，宫人们便升天了。韩氏死时，呼唤着自己的乳母说：“娘，我去了！娘，我去了！”喊声未绝，床已撤去。虽然殉葬者家属被称为朝天女户，受到优恤，殉葬者也会得到好听的谥号，但这又怎能补偿她们被虐杀的生命！

埋葬程序是极其繁琐的。在斋戒、祭告以后，入葬的当天宫中举行了启奠、祖奠等仪式。刚刚登极的新皇帝朱高炽站在朱棣的棺椁前，西向而立。皇太子朱瞻基和亲王们依次侍立。内侍奏请灵驾进发后，将棺椁抬出宫门。走在前面的依然是朱棣生前旧御仪仗，后面是神亭、神帛舆、谥册宝舆、铭旌等。朱高炽送到午门后没有出宫，由太子朱瞻基和亲王们将灵柩送往长陵。在长陵又举行了安神礼、迁奠礼、赠礼，将棺椁放入地宫，册宝、明器等也都陈列到地宫中。

地宫的石门重重地掩闭了。这标志着一代历史的终结。

千秋功过朱棣原想“悠游暮年”，但他做不到，繁忙的政务几乎使他暇不暖席。直到晚年，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仍拖着多病之躯，连续亲征漠北，最后死在北征回师的途中。他在位二十二年，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也留给人们不少的疑问和深思。

作为一位第一流的帝王，朱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他不仅是十五世纪前期中国历史的参与者，而且是个卓尔不群的领导者和塑造者。他在位的二十二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是向前发展的，以此为基础，明朝的国力走向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和发展。明史上的所谓“永宣之治”，确实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难怪明人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王世贞也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吴廷燮在论及朱棣的业绩时干脆做出如此断言：“秦皇以来，实所未有。”

检诸史籍，人们可以从历史的高度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个新兴皇朝建立，完成了统一事业，它同时带有的缺陷又注定了它的事乖命蹇；继之而起者，必须把前代皇朝所开创的制度完善起来，这时便会出现一个兴盛且较为持久的新皇朝。秦经百战统一天下，而失于役繁政苛；汉起而代之，承秦制，以黄老无为之治得以安天下。隋继战乱而兴，而失于荒淫奢侈；唐承隋制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出现了“贞观之治”。

后周虽经改革，已具统一气象，却因未能削除武臣擅权而失败；宋继之，翦除藩镇，强干弱枝，从而完成了相对的统一，建国达三百余年之久。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谓完备，但用刑过繁、分封过侈而又文武失衡，朱允炆强行推进政治转轨，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夺位，文武兼用，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藩势力，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这样纵观下来，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便可以大致确定。他虽非开国之主，但也并不是继体守成之君，虽承袭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但却将它置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为大明皇朝走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当然尽管政见不同，这一步换成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是要走的，但朱允炆不幸跌倒了，而朱棣则以此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并奠定了明朝的政治格局。

就以篡弑得国的方式而言，朱棣的确如后来的治史者所评论的那样，与唐宋两太宗颇有类似之处，而他本人也时以唐太宗自拟。在史书中，这样的现象很耐人寻味：得国不正的君主，却往往在其统治期间，以雄才大略力求表现，反而成为一代天骄。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励精图治，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要借不朽的事功来肯定自己的历史地位，以洗刷篡名。朱棣通西洋、征漠北、平安南、建北京、修大典，气魄之大并不在唐、宋两太宗之下，然而论及永乐政治，则无法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那种内治之美无论如何是朱棣难以望其项背的。二十余年间，他驱天下百姓于无休止的征战徭役之中，虽号称功加汉唐，而当时百姓实未沾得其惠。欲“斯民小康”，其可得乎？又其自许神圣，必难入人言，鸷厉好杀，定广招民怨，为钳制人口严施密网，更是历来受人抨击。这使人们在赞叹他的文治武功之时，也不能不注意到永乐政治黑幕对有明一代的负面影响。

贻害最烈的莫过于重用宦官，使其干政。那些阉人不但被派遣采办、提督市舶，而且受命监军、巡视、使外、镇守。特别是朱棣专设东厂，以珰校刺事，多治诏狱，使空前规模的特务恐怖统治达到惊人的地步。如果说朱棣本人威柄独操，对宦官尚能驾驭，那么由于后世皇帝庸懦者多，宦官之祸便日益严重起来。从正统年间的王振开始，成化年间有大太监汪直，正德年间有一手遮天的刘瑾，天启年间更有被呼为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就不能不给朝中“清流”和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当年朱元璋以重刑绳臣下，不敢“批龙麟而逆天恩”的情况已屡见不鲜，但毕竟还有钱唐、韩宜可、茹太素、李仕鲁、叶伯巨、郑士利、王朴等一批直言敢谏之士。到了永乐时期，经过朱棣的野蛮杀戮，抗直不屈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极其罕见了。正如《国榷》的作者谈迁所说：“革除之初，鹰鹯成风。或戍或诛，家凛户怵。旧臣宿士，恫疑沮丧，殆无穴自避。”与此同时，朝中阿谀逢迎的风气却逐渐滋长起来。这种情况，正是永乐年间封建皇权极度膨胀、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牢固确立的病态反映。

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类型造就出不同的领袖人物，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朱棣。他的政策、思想乃至性格，正孕育于十五世纪前期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人们可以看到，在历史规定的范围内，他以出类拔萃的才干使自己的业绩达到了历史所能允许的最高点，但他毕竟是在这座特定的舞台上表演，因而并不可能去塑造一个他力所不及也非其所愿的角色。

这位永乐皇帝在接受历史赞美的同时，也难免要接受历史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