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在诸王中自幼便以悍勇著称。年龄稍长，更显出其所怀心志与诸王不同，尤其好游侠，善骑射。这次到中都拜谒乡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讲习武事，锻炼带兵的本领，这使朱棣如鱼得水，格外遂心。凤阳是他试飞的起点，从这时起，除去偶尔被召赴京师外，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凤阳，直到就藩北平。

长期的宫廷教育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少年老成的朱棣养成了审慎用心、韬光养晦的做事风格。面对诸王间危疑复杂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在父亲面前应该如何去表现。当元大都的布局整齐优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都城，主持设计者就是赫赫有名的元初高僧刘秉忠。图为元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遗址。

时曹国公李文忠正在北平督建燕王府，朱棣借机致书，对这一工程提出了节俭的要求。这种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因为当时朱元璋正在提倡撙节，他自然对此感到满意。

洪武十年（1377年）初春，秦、晋、燕三王府护卫军士同时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朱棣的燕王府在原有燕山护卫军士一千三百六十四人的基础上，补充了金吾左等卫军士二千二百六十三人。朱棣知道，这是父皇对他们即将就藩的安排。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三月，燕王朱棣正式受命就藩北平。王府的燕山中、左二护卫侍从将士都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赐。

告别了春色旖旎的江南，朱棣将要奔赴那“雪花大如席”的北国了。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和陌生，等待着他的是一种更为新鲜的生活，真正的藩王生活。他对这一切充满信心，因为二十一岁的朱棣已经开始成熟了。

元宫易主

北平是通往辽东及塞外一带的咽喉重地。本不十分高大的城垣，在经历了兵燹之后更无昔日的神采，但在和煦的春风中，仍然能够显示出独特的形势：它周围的山峰，从西向东北起伏蜿蜒，群山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向东南望去，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背负着“慎固边防、羽翼皇室”重任的朱棣，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这里曾是大元帝国的首都，被称为大都。蒙古骑兵的铁蹄当年无敌于天下，所到之处莫不降服，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广袤的疆土。蒙古人、汉人、色目人汇集在这里，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俗，使这里一度成为真正的世界性都市。如今那些衣着鲜亮的蒙古人哪里去了？那些金发碧眼的色目人哪里去了？连勾栏瓦舍中的百戏杂剧也失去了原来的喧闹红火。只有那冷落的皇城宫殿依然显示出昂首挺拔的雄姿，太液池边的春柳依然娇媚地轻拂着水波。十三年过去了，这蜿蜒的红墙里终于迎来了它的新主人。

燕王府是在元宫旧址上改建而成的，基本上还保持着元宫旧制。诸王之中，封藩西安的秦王，地处汉、唐故乡，但因相隔年代久远，宫殿已颓然不存。封藩开封的周王，王府建于宋故宫旧址之上，但也已相隔一朝，难复旧局，无法同北平的燕王府相比。这使朱棣暗暗感到自得和满意。

朱棣知道，北平虽然已不是全国统治中心了，但在军事、政治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蒙古人要东山再起，这里便是他们首先觊觎的目标。元朝近百年来的统治在这里还留有很深的影响，怀恋故国的势力盘根错节，表元顺帝像面上俯首屏息，而暗中仍心怀叵测。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就是要镇压这里的“王气”。

元顺帝早在放弃大都、北退塞外时，就派驻守在太原的扩廓帖木儿率军北上反攻大都，结果被徐达乘虚攻克太原，击破扩廓回援之军。后来元丞相也速率军攻通州，再窥大都，又被常遇春回师击败。明师乘机进攻开平，元顺帝再北走，明军大胜。这是元朝恢复故都的最早两次妄举，虽然都被明军击败，但元军拥有的实力并未被消灭。在这种形势下，朱元璋派明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

洪武三年（1370年）的北征使元朝的近塞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徐达大败扩廓帖木儿，擒元郯王、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一千八百余人，将校士卒八万余人，扩廓携其妻、子、从者北遁和林。李文忠乘元顺帝之丧攻克应昌，俘获元宗室嫡子买的里八腊及后妃、宫人、诸王、将相等数百人，仅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率数十骑逃逸。

一年多以后，元朝势力又趋活跃，明军十五万分三路再次北征，却遭不利。朱元璋在此后数年中敛兵自守，而元军却屡有南侵。元主爱猷识理达腊任国政以扩廓帖木儿，图谋恢复，数为边患。面对这种局势，明朝加紧练兵，严守边关，并送还被李文忠俘获的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腊，给北元降人以官爵卫士赏明代绿釉琉璃柱顶明代柱头兽首赐，加以笼络。这时明与北元之间差不多是相持的态势，北元虽南下为患，但对明廷无法造成重大威胁；明军虽偶有出击，也难以给北元造成致命的打击。

这便是朱棣就藩时北方边境的形势。

朱棣在悉心了解北元军事动向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朝廷内的变化。就在他离京前两个月，朝中发生了一件举朝震惊的大事：左丞相胡惟庸被人告发图谋不轨，并且牵连到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罪名是“利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民，或挠政以诬贤”。早就对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官僚集团疑虑甚深的朱元璋，立即将胡氏磔杀，屠灭三族。如果像诏书中所说，中书省“任非其人”，那么再选择一个称职的人接替胡惟庸便可以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朱元璋就此取消了中书省，立下法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这一官职，而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显然这是谋划已久的一项铲除权臣、集权于皇帝的措施，所宣布的胡惟庸的罪名，不过是采取这一行动的借口而已。朱元璋铲除权臣和分封藩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维护朱明皇室的独尊地位。

朱棣到北平后不久又闻知，永嘉侯朱亮祖因为在番禺县横行不法，还诬陷知县道同，被召至京师，连儿子一起遭鞭笞至死。有心计的功臣们此时已经感到自危。魏国公徐达虽然还在北方主持军务，但其必将为藩王所取代的趋势已日渐明朗。随着藩王的成长和逐渐就国，朱元璋越来越感到可以无所顾忌地对威胁皇帝的权臣采取措施；反过来，越来越多的治国能臣被剔除后，朱棣和各位藩王身上的担子也更为沉重了。论才能，朱棣自信当属诸藩王中的出类拔萃者。这种判断的确是有道理的。太子朱标虽有长兄之风，可惜书生气太重，处事柔弱。秦王朱樉身为诸藩之长，却寡德失行，朱元璋对他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晋王朱倒是英武聪敏，颇多智数，深得朱元璋钟爱，但他生性骄狂，行事肆无忌惮，就藩途中便曾因小事鞭笞膳夫。朱元璋得知后很不放心，专门派人告诫他说：“我率群英平祸乱，对任何人都不会姑息。唯独膳夫徐兴祖，侍奉我二十三年，从未折辱过。”朱元璋是恐怕膳夫结怨，谋害爱子。除去这三位兄长外，其余诸王都是朱棣的弟侄之辈，就藩较晚，势力一般也较弱，只能屈居于朱棣之下。由此，朱棣认为父皇将北平这一强干之地留给自己，是有深意存焉；或许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觊觎皇位了。

当然，怀有政治野心的并不只是朱棣一人，秦王、晋王，甚至那些势力较弱的藩王们，几乎都无不在梦想着有朝一日取代太子，由自己来继承父亲的皇位。皇家的父子、兄弟之间，利害之争代替了骨肉之情。但是从表面上看去，一个个又都是那么忠孝本分——他们都在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来竭力表现自己是忠孝本分的。

“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朱棣在就藩北平后的第三年，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中秋，突然得到了母后马氏病逝的噩耗。马皇后并非朱棣的生母，但是自从妃生下他来，一直是由马氏安排抚养的，名义上便也成了马氏嫡出。据说妃死得很惨，因为朱棣生下来后，朱元璋算算妊娠期只有八个月，便怀疑不是龙种，但又仅仅是怀疑，查无实据，只得采取双重标准，儿子还是承认的，母亲却被打入冷宫，受铁裙之刑。今天的人们已无法想象铁裙是一种什么刑具，而一个女子穿着铁裙将是什么滋味，反正妃被活活折磨死了。小时候朱棣并不知道这段隐情，年长后尽管有所知觉，仍不敢也绝不会自认生母。谁不知道嫡出与庶出之别？马皇后从未生育过子女，太子和秦、晋等王也各有其生母，而统由马氏抚育成人，也都以嫡出自命。朱棣来不及多做准备，便带着侍从官校匆匆上路了。谁曾想到，他此次南行奔丧，竟得以结识一位怪杰，与之同归藩府，从此赞助他夺位之谋，终于成就了二十年后登极称帝的大业。

朱棣和几个就藩在外的亲王快马加鞭地赶到京师，城内已被一片悲哀笼罩。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皆被规定按制服丧，一切娱乐活动都暂时禁止了。

对于马皇后之死，最感到悲痛的是朱元璋本人。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是患难夫妻。朱元璋与群雄争战之际，马氏或亲缉甲士衣鞋佐军，或发所藏金帛犒士，对他帮助很大。马氏虽有皇后之尊，待人却宽和仁厚，多次劝说朱元璋保全功臣，对待宫中妃嫔宫人也严而不苛，常有所照顾，因此德高望重。这次病危，她自知不治，既不要群臣祷祀，也不肯求医服药，唯恐死后连累他人。

为了表示作为儿子的孝敬之心，朱棣和几位已就藩的亲王一起向父亲提出要求，选派高僧随归藩国，为已故的母后诵经荐福。这很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找来僧录司左善世宗泐，要他去办理，这是僧录司的分内之责。宗泐除去请人选荐之外，自己亲自推荐了三位高僧，其中有一位法名叫道衍的，被朱元璋安排给了燕王朱棣。

祖籍汴梁的道衍和尚本名叫姚天禧，后名广孝，出生时其家已南居三代，贫无寸土，靠行医为生。道衍自幼便显露天资，聪颖过人。家里本想让他继承祖业学医，但他对此不感兴趣，一心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一天，他到苏州城里去，走在街上，行人忽然骚动起来，纷纷躲闪到街旁。道衍从人群中望去，只见大街上前呼后拥地过来一行人马，好不威风，原来是僧官出行。道衍不由心中暗自称羡，决心出家为僧。至正十二年（1352年），道衍正式剃度出家于妙智庵中。恰恰是这一年，凤阳皇觉寺和尚朱元璋还俗投奔了濠州的郭子兴义军。说来凑巧，这两个明初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与佛门结下过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