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土干素与阿鲁台不和，自从与瓦剌作战失败后，退踞漠北，迁徙无常。他的外甥把台劝他降明，于是率众南来。先锋陈懋率军北进时，得知鞑靼在饮马河北为瓦剌所败，乘机率部追击，追至宿嵬山口，不见敌踪，却遇到前来降附的也先土干，于是连忙派人向朱棣奏报。

看到陈懋的奏报，朱棣真是大喜过望。他正耻于劳师无功，也先土干来归，使他这第四次北征又能有所收获。其实严格说来这算不上一次真正的北征，因为直到也先土干来归时，朱棣并未离开万全右卫的辖区，也没有北出外长城关隘。朱棣在给也先土干的敕谕中写道：

“尔智识卓越，灼知天命，亲率部属来归，可谓超群出类者矣。朕览奏，良用嘉悦。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他同时敕谕陈懋：“也先土干顺天道来归，诚心可知，宜厚意抚绥，其家及其部属、其资财孳畜，一毫勿有侵损，庶不孤远人来归之心。”他对这件事表现了极度重视。

朱棣前往天城，等待陈懋携也先土干的到来。这时他的心情与前已大不同。几乎每次将士们射猎，他都要亲临观看。

“朕岂以畋猎为乐？”他抑制不住欣喜，对左右侍臣说道：“顾见将士驰骤健捷，皆适于用，有可乐者耳。”也先土干随同陈懋到达天城时，已是深秋季节。他向大明皇帝行过入见礼后，朱棣召至近前，随便交谈起来。“诚悃久，顾来归，但为阿鲁台等牵絷。今幸见陛下，是天赐臣再生之日也。”也先土干表现得十分谦卑，他尚心存疑惧。

“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天道恒与善，人为君，体天而行。故为善者，必赐之以福。尔今顺天道而来，君臣相与，共享富贵，勿忧。”朱棣看出他的不安，极力安慰，并赐予酒馔。也先土干放下心来。

朱棣决定给也先土干等人以超擢的旌表，特封他为忠勇王，赐姓名为金忠。与那位当初以卜者身份劝说朱棣起兵，后来官至永乐朝兵部尚书的金忠姓名相同。其甥把台因赞谋来归，也授予都督佥事之职。盛宴之上，他命金忠位坐列侯之下、诸伯之上，并不断命将御前珍馐辍赐。宴后，又将御用金杯等物也一并赐予金忠等人。酒喝得多了，加上左右一片赞美声，朱棣显得有些飘飘然了。他一向以唐太宗自拟，这时却批评起唐太宗来：“昔唐突厥颉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边境无虞，甲兵不用，斯朕志也。”不过这一时高兴的谈话，却并不像他真心所想。

第二天，朱棣下诏班师。回师途中，他不乘御辇，骑马与忠勇王金忠并辔而行，

询问了许多鞑靼、瓦剌内部之事。

十一月初四，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朱棣的车驾进入居庸关。他身着衮龙金绣袍，乘玉龙花马。沿途军容甚盛，金鼓喧阗，旗旄辉映，连绵数十里。文武群臣、外国使者全都盛服而至，当地耄耋百姓夹跪道侧，见到朱棣车驾，齐呼“万岁”，声震山谷。忠勇王金忠从未见到过这种场面。这是朱棣出兵北征最辉煌的一幕，也是他最后的凯旋一幕。金忠的归附，使他感到兴奋和满足，却并不能使他放弃北征的信念，只要阿鲁台还没有彻底归附，他就还要继续北征下去。

其实，就在朱棣庆贺凯旋之时，国家财政已被他一再北征劳师搞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而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孀，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

朱棣死后，他们才敢把压在心底的话一吐为快。

民间对于朱棣的穷兵黩武也表现出种种不满。明朝政府本是奖励生育，对“一产三男”之家给予格外优待，但永乐时由于兵役不止，老百姓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明太宗实录》上说：“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则弃之不育者。”这不禁使人想起杜甫“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诗句，与台阁派的御用文人歌颂朱棣武功相反，当时有不少边塞诗反映出民间的厌战情绪：“曾逐嫖姚出汉关，故乡宁负老来还！到家莫恨无金印，数亩青山梦亦闲。”“无家亦归去，胜作异乡尘。”“多少还家梦，中原有弟兄。”

据史家统计，明朝军队总数在洪武时期为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人，到永乐时期竟激增至三百一十万人之多。王叔英上疏朱元璋，已哀叹兵员过多，造成“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朱棣一再北征的军费负担便不难想见。庞大的军费开支来源于军民的血汗。宣德初年龚翊即上言说，田土所出“除工费及本力外，抵官数常恐不足，已周岁月粮，夫复何望？忽遇欠岁，尤更狼狈，是以冻馁交迫。强者取于触法为非，弱者甘为沟瘠以死”。洪熙元年（1425年）四川双流知县孔谅也奏称，“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搅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这种劳师之举也遭致邻国的批评。朝鲜君臣对朱棣北征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上问：“达达先来侵欤？帝欲先往征乎？”

廷显言：“达达之来侵，臣等未之闻也。但闻沂国公率禁兵见败于贼，故帝欲雪其耻，将往征之。”

上曰：“彼来侵我，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我先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可乎？不胜则为天下笑矣。”

怀柔西南

朱棣是个好大喜功之人。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他把经营的重点放在北方，但他从来不曾忽视和放弃西南。永乐时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也成为朱棣统一功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永乐八年（1410年）三月，贵州宣慰使司请设僧纲司，当时朱棣正在进行第一次北征，监国京师的皇太子朱高炽批准了贵州宣慰使司的申请。设僧纲司是朱棣利用佛教加强对西南的乌斯藏、云、贵、四川等地少数民族统治的有效措施。在这些笃信佛教的民族中，宗教领袖受到了明廷的特别优待。

不久，思南宣慰使田大雅故去，其子田宗鼎袭官，贵州爆发了一场动乱。田宗鼎与宣慰副使黄禧不和，长年互相讦奏。朱棣为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改黄禧为辰州知府，将他们分开来。二人虽暂时分离，但仇怨未消，不久，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沙坑地发生冲突，黄禧便和田琛相结，与田宗鼎构兵厮杀。田琛自称天王，黄禧为大将，率兵攻打思南，田宗鼎战败挈家逃走，其弟被杀，祖坟被毁，母尸遭戮。他无力对敌，诉于朝廷。朱棣知道这场争斗难辨是非，敕令田琛、黄禧赴京自辩。田、黄二人估计入京不会有好结果，拒命不从。朱棣一面命人前往诏谕，同时命镇远侯顾成率兵五万压境，造成政治军事双重压力。但这只是为造声势以防万一，朱棣本意并不想兴兵西南，军队虽然派出，又密令顾成率将士数人，潜入思州、思南，将田宗鼎、田琛、黄禧全部逮送京师。二田等人被执后，当地竟寂然无知。

田琛、黄禧被逮入京后皆引服，田宗鼎被免罪复职。但田宗鼎此次受害太甚，非图报复不可，朱棣恐怕他回去后兴兵致乱，将他扣留在京师。不久田宗鼎又与其祖母互讦，称其祖母与黄禧有奸，祖母也讦他“缢杀亲母，凌乱人伦”等事，要求朝廷治罪。于是，朱棣决定在贵州全面实行改土归流。

田琛被逮送京师后，其妻冉氏在当地挑动台罗等寨苗族首领普亮等人叛乱，希望能使朝廷派田琛回来招抚，以免在京被杀。朱棣没有因此动摇，他将田琛留京治罪，并命顾成与都督梁福等率湖广、贵州二都司及武昌三护卫官军三万人前往思州镇压。但朱棣还是希望能实现招抚：“今讨之非难，但虑杀伤过多耳。卿等至境上，且按兵不动，已遣人赍敕诏谕，如诏谕不服，进师未晚。”这倒不是出于慈悲，而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朱棣希望西南能够稳定，他正在准备来年的第二次北征。

一个月过去了，台罗等寨未服，也没有得到顾成等人的消息，朱棣显得有些焦急。他敕令顾成等若兵力不足，再调贵州都司一万人，要求在当年冬季内务必解决问题。在他的不断督促下，顾成与贵州布政司参议江英等合兵围剿，如期将台罗等寨的变乱镇压下去。永乐十二年（1414年）年初，顾成献上普亮等人首级，思州平定了。而在这次用兵过程中，改土归流建立起来的贵州布政使司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事紊政繁之中，朱棣也开始注意到西南边远的乌斯藏地区。

乌斯藏的僧人在元朝曾受到极高的礼遇，这迫使明廷不得不承袭元朝旧制。因其地笃信佛教的习俗，朱棣对当地的佛教领袖给予优厚待遇，授与职官，并通过他们去实现明廷对当地的管辖。

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死后，哈立麻被尊为尚师，朱棣特命司礼少监侯显和僧人智光赍书币前往征请，又派驸马都尉沐昕率人离京往迎，表现了最大的虔诚与尊崇。哈立麻到京后，在西郊灵谷寺建“普度大斋”，以荐福太祖高皇帝朱朱棣授乌斯藏卫指挥佥事的诰书元璋及孝慈高皇后马氏，朱棣每日必亲赴寺中行香。

随后，朱棣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王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织金珠袈裟和印诰及金银彩币等物。返归时，除去再次广赐金银外，还命中官护行，送其返回乌斯藏。许多儒臣不理解朱棣何以对乌斯藏僧人给予如此盛典。

乌斯藏僧人住在灵谷寺时，因不通汉语，需要译者相伴。翰林侍读李继鼎曾因此讥嘲说：“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所谓‘唵嘛呢叭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之不悟耳。”儒臣们不满于朱棣对乌斯藏僧人的尊崇，认为这是主上的嗜好。但他们却没有看见，就在朱棣大赐哈立麻的同时，直隶及浙江诸郡削发为僧赴京申请度牒的一千八百多人，却都被他下令发戍辽东、甘肃。其实朱棣何曾诚心嗜佛，他不过是希望通过对乌斯藏僧人的盛典，以实现对乌斯藏地区的统治。至于“普度大斋”，不过是他顺便以示自己出于正统，掩饰夺位的表演罢了。

朱棣并未因臣民的误解而放弃对乌斯藏僧人的盛典。乌斯藏另一位著名宗教领袖尚师昆泽思巴也被请到京师。朱棣接见了他，并赐予藏经、银钞、彩币、鞍马、茶果等物，封他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其规制仅次于哈立麻。昆泽思巴辞归后，朱棣命翰林高谷到海印寺专门抄写佛经，一直抄写七年尚未告竣。这在当时又成为儒臣们议论不解之事。但他们不敢推咎于朱棣，于是指为哈立麻等人作祟。其实这都是出于朱棣的安排。

第三个受封的是乌斯藏尚师释迦也失。他在入朝时被朱棣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朱棣还曾下令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与护教王、赞善王及必力工瓦国师、必里、朵甘、陇答诸卫领川藏各族建置驿站，通道往来。这是明初第一次大规模的川藏道路工程。以后，朱棣再次派宦官杨三保前往乌斯藏，敕令阐化王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率川卜、川藏各族补修驿站道路，将第一次未修通者全部修通。通过这两次大规模修复，“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

《明史》中说：“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无疑是对朱棣西南政策的客观评价。

在人们传统的观点看来，凡属有作为的帝王，都是与统一事业连在一起的，而对追求不世之功以致劳民伤财的程度则可以忽略不计。按照这个标准，朱棣似乎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