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棣为三大殿灾“修省求言”，下诏命群臣直陈阙失时，一些官员乘机大讲“迁都北京非便”，进而攻击执政。言辞峻烈的主事萧仪因触怒朱棣而被杀，反对迁都的官吏们便转而攻击参与密议迁都的大臣。这些大臣们也想利用朱棣表态压服对方。户部尚书夏原吉见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深感不安。为保证迁都之初的政治稳定，他主动承担起责任，对朱棣说：“彼应诏无罪，惟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矛盾这才缓和下来。在他的耐心调解下，迁都之争总算渐渐平息下去。

争论虽然平息了，但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君主之梦并未实现。其挫折主要在于他的蒙元政策的失败，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不爽的事。尽管他对蒙元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元贵族为王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歧视性政策。他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不断发动大规模北征的做法，不但未能使蒙元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

本来，元代时长城内外已经基本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明代又相互脱节了。这也是有明一代蒙古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朱棣把征服蒙古看得太容易了，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诸卫所内迁，都反映了他对北部边境形势极不清醒的看法，结果造成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他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随着朝政逐步走上下坡路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一国之都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安。后来的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该由后代负责，也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不管怎么说，此后几年中，再没有出现迁都之议。但是被焚毁的三大殿也未能修复，君臣只能在奉天门上朝议事。半生的心血，固执的性格，都使朱棣绝不肯改变自己的主张。在三大殿的废墟上，他又开始了新的北征计划。

劳而无功的第三次北征

迁都北京的当年秋天，朱棣决定组织一次新的北征。自从第二次北征回师后，他不顾一切地着手迁都，目的便是要加强北征的优势。但是当他征求大臣们对北征的意见时，却出乎意料地遭到几乎全体大臣的反对。

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等奉朱棣之命共议出师事项，议论了一番，都感到目前国力空匮，需要休兵养民，不宜出师。

他们的意见尚未上奏，正遇朱棣召见方宾，问起北征的准备，方宾便以储粮不足为由反对兴兵。朱棣听过后很不高兴，再找夏原吉询问边储情况。身为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对当时财政状况的困境是很清楚的，他恳切地向朱棣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频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废。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

这种态度是朱棣所不能容忍的，由于夏原吉的反对，将会给出征粮饷带来问题。朱棣立即命夏原吉赴开平清理粮储，并召见吴中，再次询问对北征的意见。

吴中的回答与方宾、夏原吉是一致的。朱棣明白了，几位主要大臣在共议出师之事时统一了认识。这更使他怒不可遏。他急令召回夏原吉，同吴中一起系狱，连曾经理过户部事务的大理寺丞邹师颜也一并关了起来。

这时方宾正受命提调灵济宫。奉命往灵济宫进香的中使向他透露了朱棣发怒的情形。不知所措的方宾在极度惶惧中自缢而死。方宾之死更加激怒了朱棣，他本无杀方宾之意，因而认为这位兵部尚书是以死抗旨，盛怒之下竟下令戮方宾尸，并籍没夏原吉家。身为户部尚书多年的夏原吉，家中除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瓦器。

朱棣本想杀掉夏原吉，向阁臣杨荣询问夏原吉平日所为，杨荣力言无他，才算保住了夏原吉性命。

几位大臣中，只有吕震违背了初议。他见朱棣发怒，未敢再执原意，并且乘机谗诬方宾。于是朱棣便命他兼领户、兵部事，但又怕他畏罪自杀，派十名官校监视他的行动，并告诫说：“若吕震自尽，尔十人皆不得活。”

官吏们被震慑住了，没有人再敢公开反对北征。侍郎张本、都御史王新等被派往各地督造粮车、征集丁壮挽运，定于次年二月集中于宣府。

朱棣这次计划已久的北征，由于大臣们的反对，变得过于仓促。军饷虽如期运抵宣府，却来不及像前两次北征那样先行沿途筑城存储，朱棣只得下令军饷分前后两次运送，前运随大军同行，后运以备回师之用。

就在这时，鞑靼和宁王阿鲁台南下攻打兴和、杀守将王唤的消息传来，这无疑增加了朱棣亲征的理由。于是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二十一日，他率师离京北进，开始了第三次亲征。

这是一支不同寻常的北征队伍，在数十万大军之后，尾随着由三十四万匹骡马、十七万多辆粮车和二十三万民夫组成的庞大粮队，运送着三十七万石北征军饷。人们无法想象，这样一支大军能够进行快速机动作战。朱棣本人对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清楚的。

北征的第四天，哨骑报告阿鲁台宵遁的情报，诸将请求追击，朱棣没有同意。他知道，用这支被辎重拖累的军队去追击敌人的骑队是徒劳的。“少俟草青马肥，再出其不意直捣窟穴，破敌未晚。”他这样告诫诸将，实际上也是出于无奈，形势迫使他只能如此。

明军缓慢地行进着，沿途射猎、阅兵、演武，直到六月间才进抵应昌。这样的行军速度，比起第一次北征几乎慢了一半。行至开平附近时，朱棣开始敕令诸将严备。每到夜晚驻营，以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步军居内，骑军在外，神机营在最外，周设长围二十里，军中樵采不得出围二十里。这都是防止鞑靼骑兵偷袭的准备。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见到鞑靼骑兵的踪迹。这时阿鲁台已经迂回到了明军背后。

在威远川，朱棣接到开平守将的报告，阿鲁台正在攻打万全。这是明显的牵制战术，朱棣决定不予理睬，全军继续北进，阿鲁台果然解围而去。朱棣用兵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扬长避短。他从不肯受制于人，总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意图作战，北京故宫午门始建于永乐十八年，因遭雷火烧毁而多次重建或重修。作为紫禁城的正门，午门是整个皇宫等级最高、体积最大、最为宏伟壮丽的一座城门。因而取得了战争中的主动权。

明军进至阔滦海子附近，前锋俘获到阿鲁台部属，朱棣亲自询问后，得知阿鲁台已尽弃辎重马畜，率众北徙了。他之所以不战而走，据说一是由于自知不敌，二是由于内部意见不一，他的母亲、妻子都反对与明廷为敌。

朱棣开始不肯相信，他怀疑这是阿鲁台的诱兵之计，但是以后陆续从俘虏口中得到验证，阿鲁台确已率众北走。这给朱棣出了一道难题。军中粮饷已经相当困难，挽运的粮饷大多屯集于开平，尽管不能劳师无获而还，但也实在无力继续北进追击，朱棣只得下诏班师。他对诸将说：“虏为边患，驱之足矣。朕非欲穷兵黩武也。”这既是对众人的解释，也是对自己的宽慰。

但就在当晚，朱棣又将诸将召入行帐议事。“所以羽翼阿鲁台为悖迭者，兀良哈之寇。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翦除之。”他决心不能空手而还，诸将自然同声赞和。袭击兀良哈三卫的计划就在这次御前军事会议上决定下来。

第二天，明军精锐步骑两万人分五路并进。朱棣估计到兀良哈三卫得知大军突至，必定西走，于是他亲率大军，赶至屈烈儿河畔，正遇到西行的三卫人马车辆。明军依山列阵，以骑兵为左右翼齐进，朱棣率前锋冲击，将骑兵冲散。三卫之众本无心恋战，经过几个回合冲杀后，便溃不成军了。败散的骑兵们遍布屈烈儿河附近，被明军在河谷间穷追不舍。几天后，眼看军中粮饷几尽，朱棣才不得不下诏班师。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帝王，“逆命必歼除之”是他固执坚持的信条，却不问使一切“逆命”者就范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御驾远征，实为大可不必之举。从这次北征的结果，便可以看出此举的虚妄和偏执。

九月初八清晨，朱棣在结束了这次将近半年时间的远征后回到北京。群臣照例上表庆贺，朱棣却感到兴味索然。在这次毫无意义的远征中，前军都督马真重伤而死，后军都督佥事章安也死于馈运粮饷的途中。

对于这次北征，《明太宗实录》等几种记载多为含混夸张之词，但都反映出北征的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挣了点面子。明人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在这里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庆功宴会还是照例举行了。朱棣下令将从征将士分为四等：有功无过者坐前列，食上肴；功过相等而先入关者坐次列，食中肴；功过俱无者坐下列，食下肴；无功有过者旁立。杨荣、金幼孜等几个扈从文臣被特命坐在前列。朱棣对礼部官员讲，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要激励将士以后努力征战。看来他依然没有放弃继续北征的打算。

四出漠北尽成空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朱棣又发动了第四次北征。

这一年四月间，阿鲁台在与瓦剌攻杀中战败，他的部属中一些人南走降附。为了表示对大明皇帝的忠诚，他们向朱棣谎称阿鲁台将率众南犯。这一来，果然又激起了朱棣亲征的念头。他一直对上次北征不遇敌而还耿耿于怀，于是召集诸将，宣布了亲征的安排：“今必以朕既得志，不复出，故敢萌妄念。朕当率兵先驻塞外以待之，虏不虞吾兵已出而轻肆妄动，我因其劳而击之，可以成功。”

七月二十四日，朱棣率领三十万大军又一次踏上了漫无目标的征程。出师后第三天，各路应

汇集土木堡，朱棣在细雨中检阅了将士们。望着军容整齐、戈甲鲜明的队伍，他显得十分兴奋，令左右内侍撤去帐盖，任凭雨水淋浥。

但是此时他尚不清楚阿鲁台的去向。报来的消息也都不一。一会儿说阿鲁台拥众饮马河北，一会儿又说阿鲁台将犯大同、宁夏。朱棣只得一面传令这些地方严兵守备，一面继续率军前进。

北进途中，朱棣在沙城堡驻营十多天。他在那里召见了朝鲜使臣崔云，同他谈起女真族与朝鲜边将冲突之事。

“汝国可擒获彼人否？”朱棣问道。

“彼人见其不敌，逃遁于大山长谷，难以擒获。”崔云回答。

站在一旁的杨荣对崔云说：“汝言亦是。皇帝亲征，鞑子逃隐不见，彼亦如此。”

这话像是说给朱棣听的。大约从这时起，朱棣已经预感到这次北征又难有所获了。

明军进驻西阳河后，鞑靼知院阿失贴木儿、古讷台等人率妻子部属降附。他们带来有关阿鲁台去向的最准确的消息：自四月间阿鲁台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战败后，人口、马驼、牛羊多被掠去，部落溃散，景况颇为困顿。得知朱棣率军北征后，疾走远避唯恐不及，根本不可能再萌南向之意。

情报是不容置疑的，朱棣的亲征又一次徒劳了，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按道理，情况已明，大军可不劳远出。但是上一年出师已徒劳而还，回师时袭击三卫，尚可示威于世；如此番再度出师无功而还，对于征战一生的朱棣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

进退维谷间，朱棣派出一支三千人的骑队，深入北方去探察消息，希望用这支骑队去碰碰运气。大军则决定不再贸然北进。几天后，已经出关的先锋宁阳侯陈懋给他送来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前来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