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用事者”，指的便是首先受知于新帝并被委以重任的齐泰、黄子澄等人。刚刚擢升为兵部尚书的齐泰，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应天府乡试第一名，次年又得中进士，历官礼部、兵部主事。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因历官九年无过失，被选中陪祀郊庙，朱元璋亲赐其名泰，原名齐德便渐渐少为人知了。齐泰干练强记，朱元璋偶然问起守边将领的情况，他竟能一个不漏地讲出来；再问诸图籍，他便从袖中取出一本手册献上。朱元璋翻开来看，上面所记简要而且详密，不禁对他的才干感到惊奇。朱允炆做皇太孙时也听说过这些事情，因此对齐泰十分敬重。

另一名用事的谋臣黄子澄，便是曾在东角门向朱允炆谈过治藩之策的翰林修撰。他本名黄湜，字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年）会试第一名，与齐泰同榜，也是个才高自负之人。朱允炆即位后，命他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

朱允炆身边还有一位名声赫赫的士林人物，就是翰林侍讲方孝孺。其父方克勤为洪武年间颇有政声的循吏，于“空印案”中罹祸被杀。方孝孺自幼便以聪敏机警著称，年长后师从名儒宋濂，文章之名甚著，宋濂曾以“百鸟中见此孤凤”称赞他。一次，朱元璋命宋濂作《灵芝甘露颂》，并先行赐酒。宋濂喝得大醉，回去后对方孝孺说及此事，便酣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宋濂惊恐万状：差事没有完成，皇上震怒，必赐死。方孝孺说，老师不必惊慌，文章学生已代老师作了。宋濂呈进，朱元璋读后说，这不是先生写的，作文之人胜过先生。当时也有人向朱元璋推荐方孝孺，但是这位以武功得天下的皇帝并不想用他这样的文人，又不愿让别人指为不爱惜人才，只是推说“今非用孝孺时”，给了他个汉中府教授了事。素有“蜀秀才”之名的蜀王朱柏却十分器重方孝孺，聘请他做世子傅，并且亲为其书庐题名“正学”二字，因此，时人又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朱允炆即位后，立即将他召至京师，主持朝中改革事务。

以上三人都是有学识、富理想、积极改革、勇于任事的文人。他们虽然缺乏处理政务的经验和领导统御能力，但皆为朱允炆倚任至重，被视作建文朝最有影响力的辅臣。

这个新朝廷因而被人称作“秀才朝廷”。

早在明代开国之初，文人们曾怀着对文治的热望走向仕途。不少人认为，异族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新皇朝应该像历史上的汉唐盛世一样，呈现出一派蓬勃祥和的气象。然而，他们的这种热望很快就被现实所击碎。

太祖朱元璋是个专制独断得出奇的皇帝，身居九重，却时时不免一种强烈的猜疑心，唯恐他人分润太多，更担心天下被他人所篡取。他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十分严密的特务网，迭兴诏狱，杀人如麻。杀人的花样极多，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甚至用秤杆从下身捅烂五脏六腑，总之不能让人死得那么爽快。相比之下，砍头无疑算得上是一种优待，难怪有人揣测临刑者跪在阶下高呼“臣罪当诛，谢主隆恩”时，那份感情可能是相当由衷的。为了震慑群臣，朱元璋还发明了廷杖的刑法，正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官员每天早上入朝，即与家人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阖家才有笑容。

洪武一朝的文字狱，更令读书人胆战心惊。不但议论朝政要遭杀身之祸，连逢迎拍马也会由字义或字音引起莫名其妙的曲解而遭诛籍九族。文网之密，搜求之细，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致使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便再无别的出路。就是那些入仕高官者，在君主的淫威面前也不过狗彘而已。

对朱元璋的做法，不但方孝孺当年私下里颇有微词，就是朱允炆也早有改弦易辙之心。

随着洪武政治的自然结束，举朝上下都迫切希望有一个缓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万民望治如大旱之望云霓。这不但对正值盛年的朱允炆亟思突破现状的心理产生了极大激励，也为他刷新政治、革故鼎新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适应这种政治解冻的客观要求，朱允炆即位伊始，便在人事上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归重左班，尊右文教，大兴科举，为平民知识分子打开了进入政权的大门。

六月的南京，夏雨淅沥不断。

宫灯在夜雨中飘摇不定，乾清宫的屋檐上响起一片沙沙之声。朱允炆此时将方孝孺召到这里，与他讨论国家大事。

“陛下君临天下，于为君之道可有所思吗？”以扶持世教发问。“朕正要听听先生的主张。”朱允炆颇有思贤若渴的气度。

“请陛下赦臣妄言之罪。窃以为，君者，能均天下之谓。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可惜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不知人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率怠而不修。如此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何取哉！”

“先生所言极是，当细陈之。”君臣二人相得甚笃，越谈越深。“治理天下，当以德为主，以法为辅。”方孝孺针对洪武年间的严猛之治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无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之能治也。圣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义。故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民畏威不若使民畏义。畏义者，不善不禁而不能为；畏威者，不善尽之而不敢为。不敢与不能，相比何啻陵谷！”

“诚如先生所言。”朱允炆聪明绝顶，与方孝孺一拍即合，“朕观大明律，就较前代往往加重。先帝在世时，朕曾遍考经礼，参之历朝刑法志，改定畸重七十三条。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就请先生主持变法改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宽刑罚，以称朕意。”

见皇上能从谏如流，方孝孺十分欣慰，但改制事关身家性命，话说得重一些还是必要的。“太祖皇帝宾天前，方申刑法划一之制，令子孙世守，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变乱祖制之罪。望陛下慎思。”

“先生不必过虑，盖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知其善而守之，能守之法者；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看来朱允炆决心已定。于是，一场被朱棣指为“变古乱常”的改革运动开始了。

对每一个新上台的皇帝来说，减除逋赋、赦免罪囚是照例要做的文章，但朱允炆并不完全是在例行公事。这个天真的政治家确实诚心希望天下百姓得受其惠。

南京明故宫内的石壁建文元年铜权

他自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故大胆变更祖制，“宁屈国法，不忍以法病民；宁缺储积，不忍以敛妨农”，其言并不在权术和欺骗。而这一点，后来恰恰可能成为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朱允炆即位仅一个多月，即下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规定凡军民有犯五刑者，法司按律科断，不得深文周纳；洪武时代的榜文峻令，也不再张挂；对那些罪证不足的或可以原谅的囚犯，均予赦免。由此，朱元璋当年制造的一些冤案、错案陆续得到纠正，不少流放的官员被赦还，许多被杀功臣的子弟也受到录用。史书记载：“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分之二。”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朱允炆诏令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得免一人；全国卫所军中单丁者，放其为民。许多军户得以摆脱五军都督府的残酷盘剥，百姓称善。

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朱允炆诏称：“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百姓因受灾变卖子女为奴者，他命地方官府为之赎身。诏书一下，又赢得了百姓的一片称颂。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朱允炆做出了平均江浙田赋的决定。江浙地区赋税重于他地，是朱元璋初取天下时愤恨江浙士绅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一种掠夺性措施。这一地区是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他害怕“精于握算”的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还专门做出了不许浙东人任职户部的规定，实际上也是一种歧视政策。这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阻碍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式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对此，朱允炆的诏书指出：“江浙重赋乃用惩一时，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每亩征赋不得超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赋税科则调整以后，有效地纾解了民困，为解决江南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

建文元年二月，官制改革开始实行。当年朱元璋罢相后升六部秩以分权，而六部尚书都仅为二品，这已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卿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在于压抑大臣，以保证“天子威福不下移”。为了纠正废相造成的弊害，朱允炆将六部尚书品秩提升到正一品，改变了六部尚书低于五军都督府长官的状况；并以参预军国机务的方式，使他们分享到较大的议政权力。原来以监察官吏为主要职责的六科给事中被改为左右拾遗，突出了规谏皇帝的职能。太祖时用于摧残大臣的廷杖，建文朝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改革，多少增加了统治集团内部民主管理的色彩，甚至表现出以官制限制皇权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地方上省州并县，精简机构，革除冗官冗员。特别是税课局、税课司等一大批税收衙门的撤销，受到了百姓们的普遍欢迎。

建文元年三月，朱允炆任命刑部侍郎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问民疾苦，奖廉黜贪，免除不急之务，得便宜行事。

建文元年四月，朱允炆下令合并卫所，裁减军队，诏军卫举通经军士，进一步改变了太祖的重武轻文政策。

建文元年五月，针对洪武末年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的现象，朱允炆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以供香火，余田入官，均给百姓。”

正像后来许多史家所评论的那样，建文新政中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一些沿用了上千年的官名，朱允炆却改用《周礼》上的官名；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搞了无谓的变更。特别是他按照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的井田制，这在当时便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方孝孺对他说：“但使陈胜、韩信有一廛之宅、一区之田，不仰于人，则终身为南亩之民，何暇反乎？”对这番话，朱允炆是非常赞赏的。显然，他企图以恢复井田制来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这在封建社会根本无法实现；但他以洪武一朝民变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作为立论的出发点，这种以复古为口号旨在为封建社会寻找出路的主张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在推行新政中，年轻的朱允炆表现出了一个封建皇帝难得的虚心和雅量。一天，他偶感风寒，上朝稍晚，让大臣们等了一会儿。监察御史尹昌隆立即上疏批评，颇有点小题大做，不依不饶：昔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侍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朱允炆这时才二十一岁，上朝晚的事情时或难免，尹昌隆的话却说得如此尖刻，连左右近臣都有些听不下去了，要求晓以疾病。朱允炆则认为直谏难闻，不肯怪罪他的鲁莽，反而下诏称：“昌隆之言切直，礼部可颁示天下，使知朕过，朕亦用自警。”正是这个不识眼色的尹昌隆，后来因弹劾执政大臣遭到贬谪，又是朱允炆知道后，亲下御旨命他官复原职。以至于连宫女们于后宫殴哗，这位年轻的皇帝也以“一宫未齐”而悱然自责不已。他不但屡次诏求直言，虚心纳谏，更倚重大臣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事。这些都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作风判然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