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嗜杀的太祖皇帝在遗诏中称皇太孙“明仁孝友”，并非虚夸。朱允炆十四岁时，父亲身上长了个大瘤子，疼痛起来呼天抢地，苦不堪言。他侍候在父亲身边，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曾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太子重病期间，朱允炆侍病曲尽苦心。太子死后，尽管他十分悲痛，还是事事不逾礼制。居丧期间，朱元璋见他搞得形销骨立，心疼地安慰他说：“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这时，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听了祖父的话才喝了一点粥。他提出要为父亲服丧三年，朱元璋没有同意；但三年内他不饮酒食肉，不举乐，不御内。有人劝他，他回答说：“服可例除，情须自致。”这时三个弟弟都还年幼，朱允炆亲自抚育他们，白天一起吃饭，晚上一同睡觉。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有一天他来到朱允炆的寝宫，见兄弟四人都在，便随口说道：“兄弟相怀本一身。”朱允炆立即对道：“祖孙继世宜同德。”此对得到了朱元璋大大的夸奖。

临终前不久，朱元璋因病魔缠身常常无端暴怒，许多人因此遭祸，朱允炆总是和颜悦色地服侍他，吃药要亲自尝，如厕则亲扶起，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夜里大家都睡了，朱元璋叫允炆却呼无不应，应无不起，常常是一夜一夜地无法安寝。

明孝陵宝顶庄严神秘，显示着帝王的威严，正面石壁却在民国初年被好事者横刻“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大字，令人哭笑不得。

这样，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因此许多获罪的人得了救。朱允炆的这些品性道德，很得宫内外的赞颂。

仁厚往往与柔弱相连。弥留之际的朱元璋似乎感到自己身后之事尚未安排妥当，对于年轻的皇太孙能否接替好皇位、维持好统治，他感到难以放心。虽然经过多年杀戮，已经不会再有异姓功臣来威胁他所安排的这个继承人了，但是那些拥兵在外虎视眈眈的藩王们，尤其是燕王，将会如何呢？朱元璋为此秘密召见了驸马都尉梅殷，命他辅佐皇太孙朱允炆。瞑目前，朱元璋对左右侍臣说：“燕王不可不虑。”

然而，这一切担心与安排都已为时过晚，太祖在世时没有能解决的问题，梅殷更无能为力了。事态正像朱元璋所忧虑的那样。随着他的去世，一场围绕着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便在燕王朱棣和朱允炆这对叔侄之间更为激烈地展开。

关于朱元璋之死，《明太祖实录》上这样记载：“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

明孝陵方城

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明太祖实录》是后来朱棣两次修改留传下来的，这段话试图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朱元璋好像是暴死的。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实际上是影射朱元璋病况不明，为朱棣后来的起兵夺位提供借口。

《明太祖实录》还接着记述道，朱元璋在临死前派宦官召燕王朱棣进京。朱棣赶到淮安，朱允炆矫诏命其返回北平。“上不知也。疾亟，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言不及他。”这段话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太祖本想把皇位传给朱棣，只是因为朱允炆“矫诏”将其阻回，皇位才落到自己手里。这与上段记载一样，实在不足为凭。以朱允炆那种儒雅的品性，他决不会迫害祖父，特别是他还很年轻，很希望祖父能够再多保护他几年。因而可以肯定，那些所谓朱元璋未得善终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

朱元璋死后葬于南京的钟山孝陵。孝陵的卜选约在洪武初年。当时，人们看到南京城东面的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便都说那里有“王气”，是真龙天子的藏身之所。朱元璋得知后，率徐达、汤和、刘基到钟山寻找修建陵

墓的开穴地点。他让三人分别将地点写在一个纸条上，藏在袖中，待三人合在一处，发现选的都是同一地方，便将陵地定在这里。三人中刘基不仅是朱元璋得力的谋臣，还精通风水术，写过《析髓经》、《堪舆漫兴》等风水著作。

孝陵陵址也确是一处风水吉地，钟山三峰形成“个字落脉”的玄武之象，而主峰前的玩珠峰独龙阜，又构成陵寝的父母山及结穴山。陵园左右前后的山势与刘基在《析髓经》中所讲“龙虎左右弯环抱，前宾后主皆相照”的吉壤意向完全一致。

孝陵动工兴建时，原先位处孝陵陵址之上的太平兴国禅寺被迁至独龙阜之左，赐名灵谷寺。据说在开挖孝陵地宫时，挖到了梁武帝时宝志禅师的墓塔。奇怪的是，历经八百余年之后，宝志禅师竟然“真身不坏，指爪绕身数匝”。军士想抬他起来却抬不动，朱元璋只好亲自行礼，许以金棺银椁和香火庄田，才把他抬到灵谷寺葬入塔内。孝陵陵前的梅花山旧名孙陵岗，是三国时吴帝孙权的墓葬之地。有司请示迁去，朱元璋说：“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便没有迁走。

微臣的预言

钟山孝陵，太祖高皇帝的葬礼正在隆重举行。虽然是法驾连绵，仪仗如林，但置身于祖父灵位前的朱允炆，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蓦然记起被祖父杀掉的平遥训导叶伯巨来。

那是洪武九年（1376年）的事了。钦天监从年初开始不断报告星象异常：二月岁星逆行入太微；三月荧惑犯井；四月荧惑犯鬼；五月太皇犯毕、井，又有客星大如弹丸，白色，止于天仓，几天之内越来越亮，最后进入紫垣，一直闹了四十多天。这件“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事引起举朝上下的不安。皇帝既然受命于天，五星紊度自然是上天垂戒，按照当时人的说法，这是“七政皆乱”，属于灾祸之兆。太祖照例诏求直言，说是“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而且说“于斯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

宁海人叶伯巨，其时以国子生被选拔担任平遥县儒学训导之职。他早就看出朱元璋政策的失误，便呈上了一份“万言书”。一些朋友劝他不要上书，以免招致杀身之祸。他却说：“如今天下有三事可虑，其中二事易见而患迟，一事难见而患速。即使没有求直言的诏书，我尚且要讲的，更何况皇帝已下明诏。”他讲的“易见而患迟”的二事，是指“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那所谓“难见而患速”的一事，则是指“封藩太侈”。他在“万言书”中写道：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

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听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灭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同样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叶伯巨得出的结论与朱元璋完全相反。他以汉晋两代的事例详尽地剖析了这一问题。汉朝初年，高祖刘邦鉴于秦室孤立无援，仍行分封制，后来又规定“非刘不王”。但天下诸藩日臻强大，专恣自为，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以削弱诸侯的势力，但未被采纳。景帝时吴楚七国更加骄横，势在必反，晁错再建削藩之议，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于是相继削赵王、胶西王、楚王之地，吴王乃与六王相约而反。待七国次第平定，朝廷将地方用人之权收归中央。其后诸王的权力虽然削减，但封地仍很大，武帝又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命令亲王在自己封地内分封众子弟为侯，从而将诸王的领地块块分割，避削地之名而行弱藩之政，从此地方权力全归朝廷控制，汉室得以安定。一百五十年以后，

晋武帝再次重蹈汉初覆辙，企图众建亲王羽翼皇室，分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并给予兵权。武帝死后，八王相继为乱，绵亘十六年之久，国势陵夷，地方大乱，遂至匈奴刘氏举兵南下攻破洛阳，怀帝被俘。

叶伯巨担心明朝再走历史的老路，因尾大不掉而致乱，其策略与贾谊、主父偃如出一辙，其拳拳忠心可嘉，切切之议可行，本该算个“忠且仁者”吧？然而天心难测，朱元璋早忘了自己说过“惟冀臣民，许言朕过”的话，竟固执己见，想要在并不通行的老路上再做一番尝试。他读到叶伯巨的奏疏，大发雷霆，高呼：“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他爱诸皇子太深了，因而过分相信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忌异姓功臣也太深了，因而认为除依靠骨肉之情外别无他途。叶伯巨的一番话搅得他心绪不宁，他一定要亲手射杀叶伯巨，才能解心头之恨。仿佛叶伯巨一死，朱姓江山便会从此太平无事了。

叶伯巨被逮至京师，但中书省的官员们都不忍心他马上遭到殛刑，也许他们与叶伯巨对形势有着相似的见解，也许不过是出于有限的同情心罢了。中书省等朱元璋怒气稍稍平息，向他奏请对叶伯巨的处置。结果，这位目光敏锐的预言者被送入刑部的大狱，一直关到死，总算比枭首凌迟好得多了。只是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提及削藩之事。

想到这里，朱允炆暗暗慨叹这位不入流的小官，竟有如此忠心和远见，不由对祖父滥杀言事者的做法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怨怼之情。

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聪明洞达之士，二十多年前的叶伯巨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会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复杂的现实做出精辟睿智的判断，但却往往得不到重视，甚至因为发表意见而遭到惨祸，哪怕这意见是应统治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只有当他们的论断被历史无情地证实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真正的价值。这时便会有一大批人出来称赞他如何如何高明，不听其言教训如何如何沉痛。照理说，这样一来，类似的错误以后便不会再犯了，然而事实上后人还是常常要重复前人的错误，当然失败也常常是同样惨痛。难道人们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吗？不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千古万国人同此心，人们的欲望大体一致，而历史规律也亘古如一，绝不更改。两者相遇，就看谁能屈服于谁了。

朱允炆着实感到了形势的危迫，但他别无选择。他硬着头皮做好接过一根棘杖的准备，他只能靠自己的本领去削平这根棘杖上的利刺了。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叶伯巨当年的预言发展着。

“秀才朝廷”

朱允炆为自己确定的新年号是“建文”。这个年号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恰好是一文一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臣们不难从中窥见他的治国意向：他要结束祖父重武的政风，开创明代“郁郁乎文哉”的新格局。

封藩在外的藩王们，这时还来不及对新帝的政策做出什么猜测，得知太祖驾崩的消息，便纷纷动身赶往京师奔丧。燕王朱棣日夜兼程赶到淮安时，却遇到了朝廷派出的使臣。使臣向他宣读了太祖遗诏，其中明文规定“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他看到江口已有重兵设防，不敢贸然前进，只得听从道衍和尚的建议，派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代表自己去京师奔丧，然后悻悻而归。自然，他对此感到十分恼怒，这分明是朝廷用事者矫诏阻拦，而且也说明朱允炆的新朝廷对朱棣和藩王们已经有所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