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上最早涉及定都问题，是在朱元璋起兵之初。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取太平时，率众出迎的陶安首先提出取南京为都，此后冯国用等人也先后提出与此相同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这些建议，建都南京，称应天，并以此为基础，翦灭群雄，北伐中原，统一了全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元朝残余势力退走漠北，造成战线北移，南京便逐渐失去了踞长江以临四方之势，对于至关重要的北方边防，大有鞭长莫及之感。

有人曾提出建都汴梁，也有主张建都元大都。朱元璋却不想重步宋、元后尘，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中，当时也有人应和。但迁都毕竟不是易事，加上分封藩王以后，守边的问题暂得缓解，他便未急于北迁国都。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子朱标受命巡视西北，回京后献陕西地图，上言经略迁都方案。可惜时过不久朱标突然病故，迁都一事便被暂时搁置。直到十年后，当朱棣从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后，迁都之事才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也正是朱棣登基改元的得意之时，他明代国子监有南北监之分，北京国子监设于永乐元年。明初监生优礼备至，但督责亦严，不合学规者至被处死，可见在这里读书并不轻松。

大祀天地于南郊后，回到奉天殿。文武群臣行庆成礼，礼部郎中李至刚等人这时提出了改北平为北京的建议，朱棣当即答允下来，但先称“行在”。事情虽出自李至刚之口，实际还是朱棣本意，李至刚不过是为人机敏而善于附会，揣摩到了朱棣的心思罢了。同年二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派郭资、雒佥等为北京行部尚书，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

尽管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朱棣却没有公开表示迁都。他心里很清楚，营建北京是有洪武旧制可循的，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要迁都于北京，时机还未到。

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这并不是为迁都的修建，只是为朱棣北巡做准备，因为原有燕王府的规制，已经不能供皇帝巡幸居住了。当时营建的声势很大，大批官员被派往全国各地督办采木。其实，南京的宫殿在“靖难”中被焚毁，也需修建，但朱棣置之不顾，却花这样大的力气去营建北京行宫，他的这种用心恐怕当时并非无人察觉。大动土木的场所还不止于宫殿，天坛也是这一年开始动工的。因为工程浩大，历时十四年才最后建成，那时被称作“天地坛”，与故宫一样，都是规模庞大的艺术品。帝王祭天祈谷的建筑在这里营建，对迁都问题也是一种暗示。

历史上记载，营建北京宫殿是以南京为蓝图的，但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北京宫殿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凤阳皇宫的规模和体制而建。凤阳的宫殿经过战乱，现已成为一片废墟。从考古的著述看，宫殿的布局、名称及规格与北京故宫比较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从午门到三大殿这一坐朝地区，基本上和北京故宫的“外朝”吻合。所以确切地说，北京宫殿建筑应该是以凤阳为蓝图，其宏敞足过于南京。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登基后第一次回到北京。他这次巡幸主要是为经营北边，但是至少有两件事使人感到这非同寻常的巡幸与迁都计划有关。

一件事是与朱棣北巡的同时，设置了行在六部、都察院，《皇都积胜图》是一幅全长6米左右的长卷，再现了明朝北京城的繁盛景况。此图绘于嘉靖、万历年间，作者无可考，署名者为当时的监察御史史学迁。

而且以夏原吉署行在礼、兵二部及都察院，礼部尚书赵羾署行在刑部、兵部侍郎，在北京开始组成另一套政府机构。

第二件事是这一年开始的长陵营建工程。朱棣来北京不到两个月，便选定了方士廖均卿所择昌平黄土山为陵地，在北京为自己营造起陵墓。这实际等于公开表示了迁都决心。

作为北京屏障的卫所，也在这时得到加强。永乐七年六月，设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镇安、怀来、宣城、宁国、威远、德胜诸卫，并且在洪武原设京卫上十二卫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上十卫。南北两京的地位已经几乎难分高下了。

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想到过迁都，因为这时北京要作为国都，还有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那便是缺乏经济保证。这里距离财赋重地江南毕竟太遥远了。

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它已经具备了超越南京的条件，下一步是要解决经济来源。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传统办法是移民。永乐初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后又两次迁徙山西民户万户实北京。南京、浙江的富民三千户，被选充北京宛平、大兴两县厢长。这些富民大多居住在安定门、德胜门内一带，供职日久，有些破产逃亡，便择其原籍殷实户佥补。罪犯们也被指令到北京耕种闲田。这些办法有效地促进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北京悄悄地繁荣起来。

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公开了他考虑已久的迁都计划。他召集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之事，其实这只是个形式，事先都已安排好。在一片附和声中，决定正式开工修建北京宫殿官署。

营建北京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建造北京的宫殿，在当时集中了全国十多万名工匠，同时征调各地民工和卫军做壮工，就连监狱里的犯人也押解出来供苦役，再有其他帮工总计在百万人以上。

北京宫殿以木骨架结构为建筑体系，木料是由特产楠木的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福建等地高山深谷中采伐来的。在原始森林中伐运木材，不知夺去多少供役者的性命。在当时文献里就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记载。

被强征的穷苦百姓冒着虫、兽、瘴、疫的侵袭，自带干粮辗转在丛林荆棘，劳动艰苦自不待说，而且还要遭受监工责打。督运木材时“诏以锦衣官校从治怠事者”，以这样的鹰犬对付百姓，其暴虐可想而知。供役劳动者在折磨之下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便无法避免，在湖南发生李法良率领的伐木工人暴动，朝野为之震动，采木一度也被暂停。

北京工程基本完成，已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了。朱棣正式决定迁都，首先找来行在兵部尚书方宾，告诉他明年改行在为京师，两京的军卫要适当变动。第二天便正式公布了迁都诏：

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今已告成，选永乐十九年正月朔旦，御奉天殿朝百官，诞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戏，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故兹诏示，咸使闻之。

这份诏书写得很有些水平，仿古制、徇舆情而立南北两京以至迁都北京，都成为继体守成的重要措施。朱棣再次将自己的迁都置于太祖高皇帝的祖制掩护之下。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不少官吏反对迁都。

最早提出反对迁都的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他们合疏上言“建都北京非便”，被朱棣谪贬到均州去做佃户。此后虽不大见到公开反对迁都的人了，但这只是因为不敢再公开反对，并非改变态度支持迁都。明朝的官吏大部分是江南士绅，要他们离开故土，远赴塞下，无论如何是很难情愿的。当然，也有些官吏反对迁都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情况的考虑，认为定都南京可“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

所有反对迁都的官吏，都忽略了朱棣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这不仅因为北京《大明混一图》为朱元璋颁旨绘制，以明帝国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但没有明显的疆域界限，是中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图中着重描绘了明朝各级治所、山脉河流的相对位置，镇塞堡驿、渠塘堰井、湖泊泽池、边地岛屿及古遗址、古河道计一千余处。

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口口声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灵，得无怒乎？朱棣坐在父亲和侄子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内心是难以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想到死后要葬到父皇身边，是会感到心惊魄震的。人们不应该低估这位皇帝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父皇身边，这也是为什么他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许多年以后，还不断有治史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朱棣正式迁都时，他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稳固了，如果说还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何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心理方面的因素外，人们还常常提到他的几度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他执意迁都是为了将北京当做抵御蒙元的基地。如果认为迁都的原因如此简单，那还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可以说“乌足达英雄之略”!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也多次说过自己曾是元朝的臣民，在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了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耳熟能详。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就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举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迁都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元，那么征服蒙元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还有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前往巡视，在西北设立哈密卫。派使臣出使西域，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元，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剌顽梗不臣时，他是不能容忍的，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使之臣服而后已。《明史》上说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屈”，可算道出了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才是他的英雄之略。而这是当时许多大臣们难以猜度的。

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起，朱棣正式将宫廷及百官迁到北京，并且下诏大赦天下。历时十八年的迁都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但围绕着迁都问题不同主张的斗争却并未因此告结。

这一年四月初八，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顷刻间化为一片灰烬。阁臣杨荣指挥卫士冒火进行抢救，抢出了一些重要图籍，堆放到东华门外，三大殿却未能保住。这场难以预料的灾异，后来被人们附会上一些传闻，成为反对迁都的官员们的口实，从而引起一场政治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