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的削藩虽然没有像朱允炆那样的声势，但却比较顺利，不像朱允炆那样一波三折。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允炆削了几个藩王，为朱棣处理藩王问题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已没有足能与朝廷抗衡的强藩。明朝人论及此事时说：“昔高皇帝众建诸王，皆拥重兵据要术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庙无懿亲之迹，府寮无内补之阶。”

朱棣在削藩的同时，逐步加强了对诸王的控制，这也就是所谓“藩禁”。严格地讲，这也是削藩的一个内容，因为虽然名义上仍设置了许多藩王，但藩王的实际权力却大大削弱了。这或者可以称为另一种形式的削藩。这类藩禁在洪武、建文时已规定了一些，自永乐以后禁例更多，而且更加严厉。

自永乐初始，朱棣就不断训谕诸王，要他们老实守法，以全亲亲之谊。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朱棣赐书训诫诸王：“《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释之曰：‘其所由来者渐矣。’……虽不可亏亲亲之私恩，亦不敢废天下之公义。……诸弟侄亦惟常念皇考之法俱在，各尽乃道，共保富贵。”同年十月，朱棣乘赐诸王《皇明祖训》之机，再次向诸王表示，自己不是宋太宗，诸王也不要当“汉七国”。但历史事实表明，诸王想当“汉七国”的大有人在，有的是没敢当，有的是当了一下，很快就被削去了。朱棣则比宋太宗更有过之，他反而更像汉武帝，因为正是在他们这两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手里，两代的藩王之害才彻底被消除。

明初藩王实力最强的是几个塞王。因为有御边的任务，不仅自己控制的军士多，且有节制其他军事将领的权力。对朝廷构成威胁的也主要是他们。朱允炆曾把几个塞王移往内地，如辽王朱植原封广宁，被移往荆州，肃王朱楧也由甘州移往兰州。朱棣即位后虽称恢复诸王旧日爵封，但移往内地的藩王不许再回原地，而且还把原封宣府的谷王移往长沙，宁王也由大宁改封南昌。原来，一般的藩王都有三护卫，一卫大约五千六百人，朱棣用各种方式削减藩王的护卫，有的三卫尽削，有的只留一卫，有的则仅留几十人“备使令”而已。

洪武年间，诸王可以节制武臣，尤其是几个塞王，一旦边境有事，元功宿将都要听藩王节制。这是一种很大的权力，也为诸王提供了培养羽翼、拥兵割据的条件。朱允炆曾经规定：“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但没有形成制度，也没有切实有力的措施。这一点在朱棣手里得到了有力的实施。他陆续把“靖难”功臣派往各地，让他们指挥当地的军队，明令诸王不得干预。他命左都督刘贞镇守辽东；何福佩征虏将军印，以总兵官镇守陕西、宁夏等地；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驻宣府备御。北平虽有他的三子朱高燧驻守，朱棣仍命靖安侯王忠前去节制诸军。这样，诸王节制武臣、指挥军队的权力就没有了。同时，朱棣又设立京军三大营，强干弱枝，藩王尾大不掉的局面便不复存在。

洪武末年也曾有过禁止藩王干预地方事务的规定，建文时又加以重申，但那时由于藩王的实际权力过大，干预地方事务的事还是经常发生。朱棣由藩王“继统”，深知其中三昧，即位不久就宣布，王府“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领一钱一物”。朱棣还明确规定：“事干王府者，遵祖训启王知之。有司令行事务，不许一概启请，推托利害。若王府事有相关，即遣人驰奏，不得报而擅承行者，论以重罪。”即使这样，永乐三年（1405年）还是发生了周王府在地方州县张贴榜文的事，为此朱棣赐书严加训诫：“朝廷与王府事体不同，（王府）长史专理王府事，岂得遍行号令于封外，与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国有一国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逾尊古之制也。今贤弟居国，如诸子擅行号令于国内，其亦可乎？”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兄弟，尚不许干预地方事务，其他诸王自然更不在话下。

以反对削藩起兵夺位的朱棣坐享了朱允炆削藩的成果，人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削藩手法确比朱允炆高明，也显得更从容老练。永乐年间的削藩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进行的，朱棣对诸王诫谕在先，对有异谋者则或削护卫，或废为庶人，对未废削者也进行了一些严厉的限制。他还在凤阳设置了一个叫高墙的变相监狱，就是专门用来监禁朱家的“罪人”的。经过朱棣这一系列的处置，彻底结束了明初昙花一现的强藩分立局面，使藩王难以再危害朝廷。因而自朱棣以后，诸王“若无罪而拘之者”，虽觊觎皇位的不乏其人，有的人也搞了点小动作，但没有能成气候者，诸如安化王和宁王的反叛，都是旋起旋灭。

“片纸旦下，而夕系于请室”，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兵连祸结甚至皇位转移的结局。

令人感叹的是，朱允炆没有完成的削藩的历史使命，后来却由以反对削藩起兵的朱棣去完成了。历史的辩证法竟是如此。藩王“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翰”的情况，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们过去那种尊崇的地位此后也一落千丈，一去不复返了。

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秉承祖父的削藩方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藩禁措施，凡皇族人员不得参政、出仕，也不得从事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出城不得二王相见，严禁与官府交结，以后甚至还禁止藩王入朝。这样，宗室成员从明政权军事和政治的支柱最终彻底沦为皇朝的附庸。正统十三年（1448年）九月，英宗朱祁镇对礼部尚书胡等说：“近闻内外官员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许待以酒馔，余物一毫勿与之。”景泰六年

（1455年）三月，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孟创上言：“近年以来，王有畏惧势要，下堂执手相见（朝廷使臣）者，上下失仪，甚乖大体，乞悉遵祖训。”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诸王畏惧朝廷，唯恐得罪。而永乐以后藩王获罪之易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随意出城网鱼、游玩、选择坟地、送丧等，都会以有违“祖训”而受到申斥。这些藩王简直像囚犯一样，困处一城，受到严密的监视，真正成了“徒拥虚名、坐糜厚禄”的寄生虫，除了传宗繁衍、消耗财富而外，再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这类寄生虫人数少时还问题不大，但到明末竟繁衍至二三十万人，成了国家财政上的一个大包袱，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开宗室之禁”时，明皇朝也就临近灭亡了。

铁幕下的问号

对朱棣的盛世皇权提出最有力的批评的不是朝廷的官吏们，当然也不是心存不测的藩王们，而是那些因贫困无法生活而起来造反的百姓。

永乐初年，明教信徒李法良由江西入湖广利用传教聚众揭竿，号召继承元末明教起义之旨，反抗朱元璋对明教的背叛。这次起义于永乐七年（1409年）被江西按察司佥事何颖镇压。永乐十六年（1418年），在北京附近的昌平爆发了以刘化为首的农民起义。同一年，潞州农民暴动，兵部主张发大军剿捕，按察使郑辰永乐款铜佛郎机铳说“民苦徭役而已”，自请前去招抚，事情得以平息。在此前后还有在嘉兴发生的倪弘三起义、在曲靖发生的杨得春起义、在湖州发生的吴贵归起义。仅此数例就可以看出，永乐年间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中国是个具有农民起义传统的国家，永乐时距元末农民大起义相去不远，明教在民间流行甚广，虽然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禁止明教活动，并将禁令颁布于《大明律》中，但并未收到明显效果，明教各支仍然坚持传教与起义。任何动荡、激变都成为明教起义的机会。

自幼诵读佛经、自称“佛母”的山东蒲台女子唐赛儿是明教的秘密传播者与领导者。这位传奇式的女子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据称会法术。她的丈夫林三很可能也是明教的首领，但是较早去世了。到起义前夕，她的传教范围已不仅在蒲台，而且渐及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为了发动和组织农民，唐赛儿诡言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通晓法术，并且能运用神剑。于是在许多农民心目中，唐赛儿成了一个能知前后成败之事，并能剪纸为人马相斗的真正的“佛母”。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唐赛儿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夺占了益都的卸石棚寨。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击溃，高凤也被杀死。山东都、部、按三司接到战报后又派遣莒州千户孙恭火速带人前去招抚，但是起义军拒绝接受，杀掉了前来招抚的官兵。由于起义军声势迅速高涨，“细民翕然从之”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升、宾鸿乘胜攻占了莒州和即墨，并围攻安丘。奏报送到朝中，朱棣立命安远侯柳升、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将卸石棚寨围得水泄不通。寨中派耿童儿出降，声称义军“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参赞军务的山东右布政使储埏劝柳升派兵控制了寨外水道，以为寨中真正无水无粮，不战自降了。谁知当天夜里，唐赛儿突然偷袭官军军营，都指挥使刘忠仓促应战，在混战中被杀，义军乘机突围而去。这时，朱棣又紧急调来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佥事卫青率骑兵夹击，起义军在安丘战败，四千余人被俘后遭杀害。

山东悉平的奏报并不能使朱棣感到满意。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既没有严格组织，也没有明确口号纲领的农民起义竟会在一个月内横扫山东，攻城略地。更让他恼火的是，这次起义的领袖唐赛儿始终未能捕获。朱棣曾经发布过一个搜捕唐赛儿的诏令：

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

两个月后，在北京及山东的尼道姑中仍未发现唐赛儿的踪迹。于是，朱棣又发布了一个诏书，要将全国的尼道姑尽数逮送京师，以从中搜捕唐赛儿：上惩妖妇唐赛儿诵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

朝廷先后逮捕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唐赛儿仍然未能捕获。而有关唐赛儿下落的传闻却愈发神奇起来。祝允明的《野记》和《存砚楼二集》上均有唐赛儿被俘复去的传说：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今死矣！

语解者曰：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

在这些文人笔下，唐赛儿是一个通晓诸术的“妖妇”，但老百姓把她当成一个传奇的女英雄。明朝人也对唐赛儿在朱棣的重重密网中未被捕获而感到惊奇，认为她一定得到了神人佑助。

朱棣在搜捕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布“各处监收及取来到尼姑道姑，悉宥还俗”。明末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久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

历史上的极端专制统治，一向是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实际上有时却虚弱无用到如此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军队以致特务机关，都无济于事。像朱棣这样一个专制皇帝，对此也只能束手无策了。唐赛儿起义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它却给朱棣的皇权密网撕开了一个大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