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开关”

朱棣即位之初，明廷几乎无外交可言，只有真腊、暹罗、琉球和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来贡。这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对于渴望君主华夷的朱棣来说，简直太说不过去了。

如此局面的形成，是朱元璋不务远略的结果。朱元璋即位之初，也一度向周边诸国遣使招徕，表明自己是新朝天子，元帝国已被大明所取代，要他们前来朝贡。当时，曾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遣使来华，朱元璋也都给予接待。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他在奉天门对省府台臣们有过一段关于对外政策的重要讲话：“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段话被写入《皇明祖训》后，又增加了一番叮嘱：“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并且开列了不征之国，计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虽然也有使臣出使和外国朝贡的记载，但闭关政策既定，并不视之为盛世之举。特别是胡惟庸伏诛后被冠以勾结日本的罪名，外国来贡也受到多方限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专门负责接待海外朝贡人员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废罢不置了。

实行海禁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其主要特征是禁止私人之间的海外贸易，既不许中国海《皇明祖训》商私自出海，也不许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一切中外物品交换活动都必须通过朝贡和赏赉的方式进行，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朝贡贸易”。过去的一些治史者把它简单地理解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其实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有着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担心“海疆不靖”。元末的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曾是朱元璋的劲敌，他们活动在江浙沿海，方国珍还掌握着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水师。他们失败后，其部下有不少人逃亡到东南海上，继续与明廷为敌。

朱元璋担心这些海上敌对势力与国内的反对派相互勾结，联合起来反对自己，所以便断然做出了实行海禁的选择。他曾说：“余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常禁其往来。”从中不难看出，朱元璋的闭关锁国政策，固然是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所决定，更大程度上则出于他对明朝统治形势的考虑。从本质上说，海禁之举正是朱元璋专制主义极权统治在对外交往活动中的反映。实行海禁之后，不仅人民私自出海贸易不在允许之列，而且连沿海人民下海捕鱼的活动也被明令禁止，甚至国内人民使用“番货”都会获罪。明廷还通过所谓“垛集”、“按籍抽兵”，征役船户为军，在沿海地区广筑城堡，严行稽查。连为数极少的几个国家来朝贡，朱元璋也对来贡的时间、路线、人数等进行了苛刻的规定，不许随意来贡。用他自己的话说，“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这样，“片板不准下海”成了一条祖训。

倘若没有朱棣起兵夺位，也许后世子孙真会依循祖训，闭关不出，一心一意地去经营祖宗留下的基业。可是偏偏有朱棣夺位登极，而朱棣偏偏又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于是朱元璋的这条祖训便很难再继续实行下去了。

即位伊始，朱棣并未敢明令废除海禁。这主要是因为，他指责朱允炆“变乱祖制”，自己打的旗号是恢复祖制，所以对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不敢轻易取消。这从他刚即位后发布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即位还不到半个月时颁布的谕旨中便有这样的重申：

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但纸面上的条文和实际执行的情况很不一致。这种情况在永乐一朝并不少见，朱棣对待海禁一事就是个典型。因为他虽然那样说，但在具体执行中却是大大地放松了。两相对比，差别显而易见。朱元璋在位时，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一两年就要重申一次，朝廷还不时派军政大员到沿海巡视。朱棣则只在即位之初宣布过“遵洪武事例禁治”，以后则再没有重复过这类诏令。与此相反，有关优待来使的诏谕却不断颁降。即位还不到三个月，他就对礼部诸臣说：“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这离宣布仍遵洪武旧制实行海禁的诏令才两个月，调子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洪武末年废罢的市舶司又被朱棣重新设置起来。因贡使日多，于是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市舶提举司，不久又设交云屯市舶提举司。京师所设会同馆是用来接待国宾的。朱棣还亲自设定了市舶司官员的等级：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嗣后，朱棣又命于三市舶司各设驿馆，以供贡使及其随行人员住宿。福建馆叫“来远”，浙江馆叫“安远”，广东馆叫“怀远”。由这三个驿馆名称也可以看出，朱棣对诸来华人员是非常欢迎的。

依照当时的接待程序，由海路来华的贡使先到市舶司，由市舶司官员安排住宿、饮食，并派人陪同贡使入京，沿途地方官员负责运送贡品。中亚诸国由陆路来华，由哈密卫派人护送至京，贡品也由地方官安排百姓代为运送。来华贡使献上贡品，可以得到朱棣极为慷慨的赏赐，其价值都远远超过贡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厚往薄来”。此外，贡使都附带着一些私物，被允许在市舶司和京师会同馆进行交易，这都是大大有利可图的事。于是许多国外私商便冒充贡使来华。朱棣对海外诸国的情况知之不详，来者不拒。仅仅为这些真假贡使运送贡物就成为沿途百姓很大的负担。正如《明史》上所说：

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诸蕃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献。既入关，则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邮传困供亿，军民疲转输。比西归，辄缘道迟留，多市货物。东西数千里间，骚然繁费，公私上下罔不怨咨。廷臣莫为言，廷臣亦莫之恤也。

这里说的是西北陆路，由东南海路来华的贡使也是同样。

中国的皇帝往往更热衷于政治上的独尊，尤其是有作为的皇帝。他们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主宰，往往不大吝惜金钱的损失。朱棣也正是这样一个皇帝，他认为“厚往薄来”是怀柔远人之道。当年他派往爪哇的使臣部卒入市交易时被当地人误杀，爪哇国王遣使入朝谢罪，献黄金万两。礼部大臣认为输不足数，请拘留使臣问罪，朱棣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将输金全部免掉了。

朱棣确曾打开洪武朝始终封闭着的海关大门，但是如果认为朱棣实行的是海关开放政策，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开关”，一方面严禁民间出海贸易，即所谓“私通外夷”；另一方面则为海外朝使们打开了大门，朱棣要求礼部官吏们对来朝的外国人不许阻挡，“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

但是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上又确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毕竟要比其他各个时期开放一些，有人认为这是海禁的宽弛时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地之大，无不覆载”

永乐初年，夺位杀戮所造成的动荡未曾平息，朱棣已经急不可待地向海外各国派出使臣。马彬受命出使爪哇、苏门答剌、西洋琐里等国，李兴出使暹罗，尹庆出使满剌加、柯枝。朱棣还下旨派赵居任、杨洪和僧人道成前往日本，一行人尚未出发，日本使臣已到达宁波。这一消息恰恰是与地方官吏关于日本使臣私携武器与民间贸易的报告同时送到京师的。

时为礼部尚书的李至刚在上朝时谈到此事：“故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舶，诸违禁者，悉籍送京师。”这是按照洪武规定提出的处理意见，不过没有申明“祖训”，只是称为“故事”。按照“故事”，日本是不准入贡的。朱元璋曾屡却其贡，不与往来。

朱棣已经决心抛开祖训，广招“四夷”。他对廷臣们说道：“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

与此同时，地方有司又奏报西洋琐里等国来朝贡方物时附载胡椒与民互市之事，请求照章征税。朱棣也没有准许。他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这类话，朱棣已对大臣们讲过多次：“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近西洋回回哈只等，在暹罗间，朝使至即随来朝。远夷知尊中国，亦可嘉也。”

朱棣将朱元璋关闭起来的大门打开，不仅仅是听任各国使臣入朝，而且以极其优厚的待遇去吸引他们，这个夺位登极的皇帝希望得到“四夷”共尊。当礼部报告有些朝贡的使臣违反禁令用白金与民间交易时，朱棣显得相当宽大为怀：“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中国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命“悉贳之不问”。

为了适应外交上的需要，朱棣还专门设置了四夷馆，专门负责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令监生入馆“习译夷字”。

当时与明廷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有大约将近百余个，称得上“诸番使臣充斥于廷”。这些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臣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廷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贡使；一类是仰慕明朝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华大国风范的各国统治者；一类是以贡使身份前来贸易的各国商人。

在与明廷交往的各国中，以朝鲜使臣往来最频。朱棣在夺位后即派使者以即位诏谕朝鲜。因为当时辽东尚未归附，他可能担心朝鲜仍忠于朱允炆，故最先遣使去朝鲜，借以孤立在辽东的建文势力。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朝鲜国王李远芳命世子李禔为进表使，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前往南京，成为朝中的一件大事。

朱棣对李禔这次来使十分重视，先行派遣锦衣卫指挥、千户以千余骑将李禔一行迎入江东驿馆，随即又命礼部尚书郑赐、宦官黄俨往迎慰劳。李禔等人入京后，住进接待国宾的会同馆，礼部侍郎赵羾又奉朱棣之命入馆拜望。这甚至超出了迎接一般国王的规格。

朱棣第一次在西角门接见李禔时，就很喜欢这个身为朝鲜国世子的天真少年，让他到自己身前来。朱棣一改平日的威严，显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与李禔随便攀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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