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科·祭孔

人们常常将朱棣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朱元璋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父子两人确实有所不同。确切地说，朱棣虽然同父亲一样热切地追求那种赫赫武功，但时时都不曾忘记标榜自己的“文治”。

洪武之政给当时那一代文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畏怯，在政治上为官“如作虎穴游”，在经济上“既盈而覆”，难于发展。用解缙的话说，“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到洪武晚年，导致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拒绝与洪武政权合作。建文的宽仁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这实际上也是对洪武过于严猛的一种惩罚。然而，受益于建文仁政的文人士子，并未能保持住他们所拥护的建文朝廷。当时的朝鲜国王李远芳同大臣赵浚曾议论起这些变化。李远芳以为“大抵人心怀于有仁”，他对“建文宽仁而亡，永乐多刑杀而兴”很不理解。赵浚对他说：这是因建文“徒知宽仁而纲纪不立故也”。夺位后的朱棣则要在保证纲纪和维护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去争取知识分子们最大程度的合作。

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以献媚取宠的，不料朱棣却戴上了“不好武”的假面具。他说：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除北京外，在全国范围举行了乡试。次年会试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请选士数目。朱棣问洪武时选士多少，李至刚答道，各科不同，多的时候达四百七十余人，少的时候只三十人。朱棣说：“朕初即位，取士姑准其多者。”于是，这年一次就录取新进士四百七十二人，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相同。经廷试，一甲三名为翰林修撰、编修，二甲五十一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

永乐年间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从未间断，只是录取数目不像此次之多。如永乐四年（1406年）会试，取了二百一十九人，较这次减少了一半多。但在科举时代，录二百一十九人也算是较多的。虽然洪武十八年录取过四百七十二人，但那是因为科举已被停了十五年。而朱棣第一次开科取士即达此数，盛况如同开国，这对消弥士大夫的敌视情绪是很有用处的。

这次会试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南北榜”案形成鲜明对照。那一次，朱元璋为限制江南地主并笼络北方士子，杀掉考官白信蹈、复阅考官张信和考中

廷试第一名的陈，将考官刘三吾戍边。他亲自阅卷后，取录六十一人，全部是北士。永乐二年（1404年）会试取录的新进士中，一甲及二甲全系南士，三甲中也多为南士。

愿意入朝为官的，为他们敞开仕途；不愿入仕的，也不去勉强。朱棣摆出了一副尊儒的架势。他一面对建文儒臣们进行残酷的屠杀，一面又着力于振兴文教，对儒士们采取了尊优笼络的态度，这大概就是他所津津乐道的“宽猛适中”了。

朝中有个姓丁的学士，学问不错，朱棣对他很器重。一次问起他“少从谁学”，丁学士回答说，曾从学于元末翰林学士李征臣。李征臣为人倔犟，入明后不肯为朱元璋所用，家属被杀光也不肯屈从，被谪戍到宁夏。朱棣得知后让人将李征臣接到京师，劝他为官。他对朱棣说：“臣于洪武中既不受官，则今日义不得复受。”

“那么你欲何之呢？”“愿还行伍。”李征臣还像当年一样倔犟。“朕既已召卿，何可复从戍。”朱棣倒不在意，免去他戍籍，让他回吴中故乡。

提到故乡，李征臣备感凄凉。洪武严政使他已无家可归。于是，朱棣按照他的意愿，送他去吴中故人盛景华家馆执教去了。洪堪是洪武时进士，因为太年轻，朱元璋让他回去，等二十五岁时再来京听用。这时的皇帝已是朱棣，但还是照常任用了他。

朱棣对会试落第的举人也很优容，他让翰林院择其较优者，送入国子监继续研读，以俟下科再试，并给予教谕的俸禄。所以《明史·选举志》载：“举人入监，始于永乐中。”永乐时会试有“副榜”，这些人就是入国子监继续读书的落第举人。

“靖难”之役中，朱棣率师南下时，曾经过山东孔孟之乡。他当时限令将士，不得入境骚扰，表示了尊儒之意。这在他夺位过程中，确实称得上是一大妙笔，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谁抓住了尊儒，大抵也就抓得了正统。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在京师又导演了一幕戏剧性的祭孔活动。

一月初一上朝时，朱棣向群臣宣布了祭孔的计划：“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道之在天下，载于六经，天下不可一日无生民，生民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朕将临国学，躬礼孔子，以称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

祭孔的日期定在三月初一。朱棣服皮弁，备法驾至孔庙，行四拜礼。这是超逾常规的礼节。当时礼官考谒庙仪时，仅规定宋服靴袍行再拜礼的。朱棣又对礼部官员说：“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南京贡院经永乐年间重建，形成规模宏大的科举考场。明远楼取自《大学》“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之意。想当年监考官昼夜登临眺望，严防考生私自走动传递通风，实在是一个绝佳的位置。

胡广书《祭韩公茂文》

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今当躬诣太学，释奠先师，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

祭过孔庙后，车驾前往太学，这更是盛况空前。朱棣将《五经》授予国子监祭酒胡俨和司业等人，特赐他们坐讲。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吏及翰林儒臣全部赐座听讲。胡俨讲完《五经》，朱棣一面命人送上茶水，一面择其中要点不断提出问题。那天国子监周围挤满了衣冠儒士，还有不少外国使臣围观。儒臣们为这种空前的礼遇而飘飘然了。

几个月之后，朱棣在奉天门召见了翰林侍读学士胡广等人，谈到对儒臣的恩礼，胡广感激涕零地说：“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朱棣笑起来，他为自己的措施感到得意。按照礼部的奉请，当时还为朱棣到太学祭孔视学一事立了一块碑。碑文也是他亲撰的：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世之极其尊崇之礼者，非于孔子有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

这些做法确实达到了目的，不仅当时的儒臣感到满意，后来的人们也看到了这种变化。有人评论说：“国初（指洪武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洲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明史》中也说：“当是时，海内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内兴礼乐，外怀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

刊行《圣学心法》

对建文儒臣无情残杀的朱棣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是想作为一位盛世名皇留于史册之中。最能反映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纂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的《圣学心法》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平，讲读后，他随手向翰林侍读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说：“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汉唐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

胡广等人读过此书，奏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

于是，朱棣将此书定名《圣学心法》，明代皇帝的“御笔图书”印章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又称文宣王庙，是明朝初年国子学所在地，历经劫难，几复兴废，成为古老的南京城一处标志性胜景。

命司礼监刊印。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推崇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夺嫡继统的相似经历和心境。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由此可以说，《圣学心法》正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因而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虽然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书中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可以视作他追求盛世名皇之梦的自白：“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取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除去尊崇儒教之外，朱棣还利用开馆修书将这些知识分子们笼络起来。永乐朝颁降于府、州、县学的书籍有《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五论书》等。其中《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均刊行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以致后来颇感耗费，急成全书，结果似乎还有些儒士略不尽意。文人中交口称赞的也不在少数，杨士奇就曾说：“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纯质之俗，斯民皆诚笃之行，而况左右供奉之臣哉！”

把朱棣之心比于孔子之心，确实有些***不类。这些儒臣的恭维也许真的出于诚心，但朱棣尊儒却只不过是他统治的方法。他在《御制重修孔庙碑文》中写道：“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应该说，这才是朱棣的本意所在。

其实，太祖朱元璋也是尊儒的，但他并不信任那些恃才自傲的儒士。明初的方孝孺和解缙算得上是当时名儒，都被朱元璋借故赶回家去，说是“今非用孝孺时”，又说令解缙回家读书“后十年来”再用。说来说去，总之是不肯信用。理学的那套东西，虽说是维护君命，但是同明初的发展并不相吻合，建文帝朱允炆过分倚靠方孝孺以理学之道治国，终至失败，朱棣对此不以为然，因此，他的治国并非尽用儒道。这一点上，他又追随了父亲朱元璋。儒臣们也并非毫无察觉，不过他们感到同洪武之政比较起来，永乐政治毕竟做了更有利于儒臣的调整，这就是后来阁臣杨士奇所说的：“昔我太宗皇帝于洪武之政，仁宗皇帝于永乐之政，皆有因时损益之宜，亦皆是上体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当其时无人曾有异议。”应该说，杨士奇的话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当时在以儒道治国的问题上，并非没有异议，也有人提出过不同主张。江西按察使周观政曾上书提出“不必尽法祖”。他知道这事若被儒臣们知道，必定惹来一场攻击，所以要求对上书内容“秘不公布”。朱棣看过周观政的上书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他“真是个怪人”。这当然算不上是表态，或者只能算是模棱两可的表态。

周观政的慎重并非过于敏感，永乐二年（1404年）发生的朱季友上书事件，便说明这种小心在当时不无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