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奇书恐怕指的还是诸子、文集的精华。朱棣当时对解缙等人说：“置书不难，两万余卷的《永乐大典》只有七百三十卷副本存世，连原书的零头都不到，而正本的下落已成千古之谜，引得后人苦苦追寻而难觅其迹。

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然而问题还不在积书，而在于积奇书。永乐四年的这次大规模求购遗书，对《永乐大典》的编修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编修《永乐大典》所使用的书籍，全系文渊阁所藏。

此后不久，解缙便不再主持修书工作了。这倒并非因为他在修书中的表现令朱棣不满。解缙的失势，一是由于他反对当年对交的用兵，二是由于他指出汉王朱高煦“礼秩逾嫡”而触怒朱棣，后来又遭到朱高煦的诬陷。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便被发往交布政司去做参议。

修书工作主要还是由道衍和以布衣充任总裁的陈济负责。刑部侍郎刘季篪所长并不在修书，而以办案干练著称，主要承担的是修书过程中的一些事务性工作。永乐五年十一月，编修工作告竣。道衍等人将这部分写成一万余册的巨帙进呈给朱棣。一切都依照朱棣的意图。书中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书籍七八千种，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技艺诸项内容，共达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其中仅书目便有九百卷之多，总字数达三亿多，成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这部书是以《洪武正韵》分部的，以一个字为纲，依韵排列。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子百家分类相属，完全据原书照抄。虽然将原书支离，但却直录原文，不曾擅减片语只字。书的装帧也独具一格。采用上等白宣纸，印朱丝栏，楷书端正，墨色黝黑，微发古香。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用白描绘制图形，形态逼真，精丽工致，堪称古籍插图中的佳品。征引书名和圈点以及版心均用朱笔，极为醒目。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过，朴实庄重。

这一回朱棣感到满意了。这正符合他那种一切求大的心理，完全可以作为盛世文治的炫耀。他将这部亘古未有的巨帙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且亲自为之撰写了序文：

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礼乐而宣人文。……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统历代之典。

口气既大，又开诚布公，将纂修大典的目的讲述开来。作为一部便于检索的治国参考书，必然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确实做到了这点。

在《永乐大典》以前，中国已有不少类书。魏时缪袭等人的《皇览》共六百八十卷，梁代刘孝标等人的《类苑》共一百二十卷，北齐祖珽等人的《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唐代魏徵等人的《文思博要》共一千二百卷，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一百卷，宋代李昉的《太平御览》一千卷，王钦若的《册府元龟》一千卷。由此可以看出，以前的类书最多的也就是一千余卷，长达二万余卷的《永乐大典》实在是煌煌巨制，是以前的类书无法比拟的。

《永乐大典》辑书，不像后来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那样对原书任意删改，而是一字不改地原文照录，这就保存了典籍的本来面目。由于它收罗宏富，所以使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赖以流传和保存。《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达五百余种。清嘉庆时又从中辑出一部《宋会要》，也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书。被收在“水”字

韵下的《水经注》，是流行最古老的本子，清代考据学家戴震、赵一清为《水经注》的版本问题争论多年，《大典》本一出，问题便迎刃而解。过去，人们对工技、农艺之类的书多不重视，而《大典》则广加收录。元人薛景石的《梓人遗制》即是其中之一，被录在“匠”字韵下，后人据此找到了半部《梓人遗制》，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建筑学文献。

可惜的是，朱棣未曾真正利用这部巨帙。他当时正忙于对北方的经营，便将

《永乐大典》藏之秘阁。直到迁都北京后，才将此书运至北京，但仍是束之高阁，真的成为“遗之子孙”的财产了。不过，后世人们对这部书的看法也是大不相同的。有人以为这部书“过于穰滥”，其中“精华”合起来不过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余则均为可以捐弃的“糟粕”。这毕竟是儒臣的偏见。因为如此大小精粗无所不有的修书之法，与儒生们断章取义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也有人称这部书未曾修完，因所录过于冗滥而不得不中途罢修。其实并无此事，这也只是后世文人对于这部惊人巨帙的误解罢了。

书成之时，朱棣曾动过刊行《永乐大典》的念头。这便需要首先复写一部。计划于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完成，后以工费浩繁而未果。抄写这样一部大典，确非易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皇宫三大殿遭受火灾，幸赖大力抢救，《永乐大典》才未被毁。这件事提醒了嘉靖帝朱厚熜，如果万一再被烧，这部大书可能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决定重录《永乐大典》，用书手一百八十人，每人每天抄写三纸，每纸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直抄到隆庆元年（1567年），用了五年时间方告完竣。这部副本藏于北京的皇史宬，正本后来便不知去向，人们猜测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中，也有人怀疑是被嘉靖帝死后带到他的永陵地宫里去了。

明朝的皇帝中，经常翻阅《永乐大典》的只有嘉靖帝朱厚熜。但他的所为却远非朱棣对后世子孙们的期望。

《永乐大典》副本也屡遭厄运，以致最后散佚甚巨。当时虽有严格的典守制度，但并不能防止官吏的窃取。这部大典从录成之初，便由于官吏的监守自盗而开始了它的流散过程。曾任翰林院编修，以博览群书而名闻正德、嘉靖两朝的文学家杨慎，就被人指为“偷书官”。清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副本已佚去近两千册，其中被明代官吏窃走的必不在少数。而清代那些道貌岸然的四库馆臣手脚也很不干净，乾隆皇帝就曾有谕旨查询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蒋廷锡等人家中是否私匿《永乐大典》。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中“梁上君子”的窃术也越来越高明。《苌楚斋随笔》记载，这些人盗书之法是“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用者寥寥而盗窃有术，确实是封建社会政府藏书的一大流弊。清代后期又有英法联军的盗购、八国联军的焚掠，《永乐大典》的散佚范围由只限于国内演变到流向国外，封建官吏不再是“独家经营”，而是与帝国主义强盗相勾结，成为他们盗购的帮凶，盗书手段也由偷偷摸摸的窃取发展为赤裸裸的武装焚掠与劫夺。这部两万余卷的巨著今天仅存世四百册左右，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取诸亡国，举于仇怨”

朱棣在凭借武力“继统”后，面临的是一个官吏奇缺、政体紊乱的局面。为了掩饰篡弑，朱棣在夺位后屠杀了大批建文朝的文臣，但他同时更需要得到文臣们的支持，这就是所谓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不过，当时的诛戮过于严酷了，文臣们一时很难放下心来，朱棣不得不为此专门发布诏谕，安定人心。作为政治家，他当然明白以人才成就帝业的道理，而且要不厌其烦地将这番道理讲给那些愿意入其彀中的文臣们听：

帝王图治，必审于用人。或取诸亡国，或举于仇怨，惟其贤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敬德，宋太祖用范质、王溥、石守信、王审琦辈，相与协心比力，共建功业，载在信史，垂光后世，昭然可鉴也。朕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天地宗社之灵，肃清奸宄，遂正大统。莅阼以来，思惟文武群臣，皆皇考旧人，惟诚用之，纤悉无间。比闻群臣犹有心怀危疑，不安于职者。此盖不达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尔文武群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遗子北京国子监前的成贤街孙者，岂异国仇怨之比者乎？孟庄子不改父臣与父之政，见称孔子。朕每诵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几务之重，宥密之严者，非皆前日靖难之人。此天下所明见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各尽乃心，共乃职，摅诚共事，可以永保富贵。朕言不再，其深体之。

朱棣在许多场合中是言不由衷的作戏者，而在这里所讲的确实是出自真心。他当然希望能够有一批自己选任的官吏，但是这需要时间。虽然从永乐初就开始在全国范围普遍举行乡试，会试则要等到第二年方可举行。况且依靠一次会试也难以解决官吏奇缺的状况。这对朱棣来说，简直是在望梅止渴。

朱棣也曾实行荐举，他在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给吏部的一份敕谕中说：

朕以藐躬嗣承大统，图惟求贤，以资治理，宵旰皇皇，急于饥渴。其令内外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举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滞下僚，或可繁而优游散地，或抱道怀才隐居田里，并以名闻，毋媢嫉蔽贤，毋徇私滥举。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帝王那种求士图治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但荐举的情况同样并不理想，永乐初年几乎没有一个要臣来自荐举。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朱棣必须从那些降附的建文旧臣中选择一些能为己所用者。

建文中引疾归里的户部尚书郁新，被召回重掌部事。他虽然到永乐三年（1405年）便卒于官，但对永乐初经济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朱棣在郁新死后曾叹道：“新理邦赋十三年，量计出入，今谁可代者？”

此后他选择夏原吉接替郁新掌管户永乐款青花云龙纹笔洗部之事。

朱棣即位之初，建文朝官居户部右侍郎的夏原吉被作为“奸党”收治，朱棣知道他善于理财，将其释放，并且升他为户部左侍郎，不久又升任为户部尚书。夏原吉不负朱棣所望，在户部详定赋役诸制，多有所建策，曾受命治水江南，布衣徒步，日夜筹划，卓有成效。朱棣曾向他问起天下钱粮，对答得十分详明。除户部事外，凡国家大事也多同他商议，经常在便殿召见他，长时间交谈。朱棣北征时，夏原吉留辅皇太子朱高炽居守北京，每天早晨入佐太子参决庶务。退朝后，诸曹郎御史围住他请示诸事。夏原吉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处理得有条不紊。因此《明史》中称赞他说：“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应之，国用不绌。”

与夏原吉齐名的是吏部尚书蹇义，他与夏原吉一起当政，被人合称为“蹇夏”。蹇义也是建文朝旧臣，朱棣率燕师入南京时，他是少数迎附者之一，与夏原吉一起升任尚书。当时正在反对建文之政，凡是建文朝新改易的制度，全部废罢复旧。只有蹇义不避嫌疑，规谏朱棣说：

“损益贵适时宜。前改者固不当，今必欲尽复者，亦未悉当也。”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赵翼说：”朱棣夺位后，

“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为了维护统治，大肆屠戮建文遗臣，更使不少文人不愿与朝廷合作。无论是出于改变形象的考虑，还是出于朝政运转的实际需要，他都不能不对文臣们示以开明的姿态。看来他比父亲更明白这样的道理：自己虽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则有赖于臣僚去完成。从夏原吉、蹇义等人身上，不难看出专制者这种有限开明所带来的好处。

内阁七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