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用宦官为使臣出使外国并不合适，因为宦官被人们认为是“刑余小人”，历代外交活动中也无此成例。而郑和与他的副手王景弘都是宦官。难道只有这些宦官才能胜任，朝廷之内竟无使节之才吗？显然不是。人们不难想见，朱允炆对待宦官十分严厉，因而他们纷纷归附朱棣，透露南京皇宫中虚实，帮助朱棣夺取帝位。这些宦官自然不像文人士子那样讲究忠义，被朱棣认为可靠而易于差遣，所以就以他们为使臣，暗中担负着察访前朝之君的使命，以致不少宦官在永乐朝竟有幸跻身外交家之列。

检诸史籍还会发现，郑和下西洋的使团中包括不少锦衣卫特务人员。这些人跟随郑和出使，不仅是察访朱允炆的一个有力证据，而且也是朱允炆确实逃亡在外的有力证据。

另一个受命密察朱允炆疑踪的人是当朝户科都给事中胡。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命他以颁御制诸书及访寻仙人张邋遢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当然也担负着旁察东宫及各地官吏军民之事，但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找建文踪迹。胡名义上寻找的张邋遢，是明初一个具有神奇色彩的民间人物。他名金一，号三丰，因平素不修边幅，人称张邋遢。其人龟形鹤背，大耳圆目，不论寒冬盛夏，随身只穿一件破衲衣和一领蓑衣；读书过目不忘，善戏谑，有人说他能日行千里，行无定处。其形象就如同家喻户晓的济公一样。据说太祖朱元璋闻其大名，派人访察而无所获。朱棣让胡去访，也是积数年不遇。也许胡一开始就没准备遇上，因为他微服出行的真正目的在于访察建文帝朱允炆。

胡在外将近十年之久，不断将伺察情况及时上报，朱棣对胡的上报非常重视，让他书写成大字，以便夜间报至，也能够立即披阅。为了保证密察的可靠，朱棣在委派胡出巡的同时，又另派人暗中监视胡的行动。这位形迹诡秘的大臣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还朝，向朱棣汇报了访察情况，但关于朱允炆的下落，除去得到更多传闻外，并未有所结论。朱棣当然仍不能放心，这一年，胡母亲病故，他按制度乞归守丧，朱棣没有准许，这在明朝制度中称为“夺情”。明初虽不及明中叶后的丁忧制度那样严格，但若非有至关重大之事，他是不会轻易夺情起复的。这至关重大之事还是寻觅朱允炆的踪迹。

永乐十四年底到十五年（1417年）初，发生了谷王朱橞案。这个当年开金川门迎纳燕军的藩王当然知道朱允炆下落不明的情况。他利用蜀王之子崇宁王朱悦燇获罪逃来谷王府避匿的机会，欺骗众人说：“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这虽然是一场骗局，但是谷王朱橞作为“金川门之变”的当事人，居然也利用朱允炆下落不明为己用，足以证明朱允炆确实未曾焚死于宫中。

这种影响所及，居然在老百姓中也有人告发朱允炆疑迹之事。浦江郑义门厅中有朱允炆亲书“孝友堂”三字，于是有人向朝廷告发，称朱允炆藏在此处。这里是建文朝翰林待诏郑洽的家，曾被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传说朱允炆出亡时认为其家忠孝可恃，便藏身于此。朱棣急忙派人到这家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找到朱允炆，不由大怒，告发者以诬告罪被斩。此事表明，朱棣知道朱允炆逃亡在外，否则他就没有必要派人去搜查了；同时说明，当时下层人士也知道朱允炆逃亡在外。告发者以诬告罪被杀，实际上是因为他无意中触及了当朝皇帝的痛处。朱棣本已宣布建文帝死于火中，怎么又出来一个建文帝呢？看来此人被杀实属必然。

永乐十六年（1418年），已官拜太子少师的道衍和尚病倒在北京大庆寿寺。临终前，朱棣前往探望，问起他有何嘱托，道衍和尚提出释放溥洽的请求，又一次涉及朱允炆的下落问题。溥洽为朱允炆在位时的主录僧，有人传言他知道朱允炆的下落，也有人说朱允炆即匿其所，朱棣为此寻故将溥洽关押了十多年。居“靖难”功臣之首的道衍和尚临终仅有此请，使朱棣一时无话可说，随即下令释放溥洽。道衍和尚听罢，才撒手归天。

释放溥洽，或许是因为朱棣感到亡命在外的朱允炆已不会构成对皇位的威胁。但查询之令并未解除。于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胡以礼部左侍郎再次受命出巡江、浙、湖、湘诸府。这次他又在外四年，至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还朝奏事时，京师已迁至北京。胡还朝后得知朱棣北征阿鲁台出至宣府，立即驰赴谒见。胡到达宣府时正是深夜，朱棣业已就寝，听说胡赶到，急忙起身召见。两人密谈至次日凌晨，胡漏下四鼓乃出。虽然无人知晓密谈内容，但多以为必与朱允炆的踪迹有关。很可能他这时已经得到了有关朱允炆的确讯，如果不是死亡的消息，则必定已示甘心让国，恩怨勾销，总之是可以放下心来。两个月后，朱棣北征回师，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追寻了多年的疑案，此时才算悄悄了结。

然而，这距离朱棣去世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他以篡弑夺位二十二年，竟被侄子的疑踪搅扰了二十一年之久。

野蛮的“革除”

无论如何，建文帝朱允炆是亡国了。

以一位得人心曾无过举的青年皇帝，仅执政四年而横遭惨败，饮恨终天，引起了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怀念。明代文人笔下的建文四年，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家给人足，道化融洽，路不拾遗。他的仁声义闻甚至远播西域，有“治民等于三代”之誉。对于以藩王夺位继统的朱棣，历来的文人却多有微词。《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借一位士林人物之口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话虽说得褊狭，却是当时的民心所向。

不该胜利的成了胜利者，不该失败的却大败亏输。这种历史的逆反现象使人们感到困惑难解，封建史家们只好将其归于“天意”。

建文逊国和永乐继统，给正在步入耄耋之年的封建专制打了一剂强心针。朱棣以“建文信任奸回，悉更旧制，使天下臣民无所遵法”为借口，废除了朱允炆的全部变革措施。洪武朝的严刑峻法和江南重赋随之恢复，被精简掉的官僚机构又很快臃肿起来，建文年间遭废黜幽系的诸王也一律恢复了王位，纷纷来朝。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使明朝政治进一步走向僵化。

历史上改朝换代是常有的事，何况同一朝代的皇位更迭，但无论如何兴亡隆替，有关前代的历史记载却并不会断绝，且常有因革之朝为前代修史，即便是天人共弃的无道暴君，也只是革其命但不革其位号。于是有位号则有纪年，有政令则有实录，自春秋以来一直如此，自古至今从未间断，而朱棣却使明代的建文朝成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例外。大概是出于篡弑者的一种心理，他夺位后即下令将建文四年（1402年）改称为洪武三十五年，以后又将建文四年全部革除，使客观存在四年的建文朝从历史记载中生生消失。这就是所谓“革除之际”。

为了极力塑造自己夺位的合法性，掩盖篡弑的事实，朱棣不仅“革除”了建文的年号，更将建文朝官方档案及记载野蛮地尽数毁除，于其不利者，虽片纸不留，以致“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建文朝事十无一存，给后世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也产生了诸多疑案，数百年来众说纷纭，屡屡成为史家争论的热门话题。

朱棣首先盯上了《明太祖实录》。当时官修的史书中，地位最高、对历史记载和社会舆论影响最大者莫过实录，建文元年（1399年）由方孝孺等纂修的《明太祖实录》自然也不例外。即位后仅四个月，朱棣便将这部《明太祖实录》尽行销毁，落入其手的初修本册数、卷数均成了千古之谜，前实录官叶仲惠等人也被指为逆党遭到杀害。与此同时，朱棣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借口是此书遗逸既多，兼有失实，并委任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为纂修官。不久，他又颁布诏令，全盘否定建文年间所修《明太祖实录》的价值，用前实录官被杀的下场发出警告。这个诏令实际上已为《明太祖实录》的二修定下了基调，暗示臣下应按他的旨意纂改。

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二修的《明太祖实录》完成。对这次修成的《明逊位后的建文帝仍得到百姓供奉太祖实录》，起初朱棣并没有表示异议，除按照常规由礼部安排盛大的祝贺仪式外，还称赞纂述翔实，并对参与纂修的官员进行了嘉奖。

人们意想不到的是，事过八年之后，朱棣再次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此时他早已把过去褒奖李景隆和茹瑺等人的话置之脑后，指斥李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永乐九年（1411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命复修。

三修《明太祖实录》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修改得比较彻底。进呈之日，朱棣披阅良久，才表示稍稍称心。此书即今天所传《明太祖实录》，与二修本只有一百八十三卷相比，三修本共二百五十一卷，补充了不少材料，但同时也篡改得更为仔细，几乎达到了不留痕迹的地步。经过篡改的实录主要在“嫡出”和“靖难”两个方面对朱棣大加粉饰，为其夺位制造种种合理借口。实录中增入了朱元璋“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之语，还增入了朱元璋临死之前“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暗示朱元璋想把皇位传给朱棣，并影射朱允炆及其追随者阻挠了此事。言下之意，朱棣发动“靖难”是顺天承命。

后来在朱棣授意下修撰的《奉天靖难记》，进一步销毁朱允炆的历史痕迹，歪曲相关建文朝的历史事实，粉饰其夺位的合法性，对朱允炆及其父朱标极尽诬蔑之能事。书中还照搬《明太祖实录》中的一些说法，用大量篇幅不遗余力地叙述朱棣在为燕王时是如何文武全才，如何得众人拥戴，而将朱允炆炮制成一个荒淫无道、完全具备被推翻条件的君王。

《奉天靖难记》所写的内容，后来又完全被《明太宗实录》抄录进去，并将建文年号革除，借以证明朱棣直接继承太祖之帝位。而这样的纪年方法和歪曲的建文朝史事一起，最终以官史实录的名义被完全确定下来。

朱棣两次修改《明太祖实录》的做法，开明代人篡改历史之先例。明时人对此已有所批评，其恶劣影响延及后世。明人李建泰为何乔远《名山藏》作序时写道：“至考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考贤，避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之不足征久矣。”张岱更由此而对于有明一代的史书概予否定：“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

朱棣的屠杀和禁毁，并没有能够消除人们对朱允炆的怀念。朱棣死后，他的儿子仁宗朱高炽就不得不勉从民意，稍示开明，宣布大赦建文家属。但这种解禁的速度又是极为缓慢的。建文殉难诸臣的平反建祠是在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其姻党军籍的除豁是在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建文年号的恢复则是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直到“壬午之难”的二百四十二年以后，南明福王朱由崧才确定朱允炆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这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用，据说是为了适应民间的说法：朱允炆是为了解除内战中百姓的苦难而自愿逊位于叔父的。由于福王的短命政权及其敕令均未被清朝统治者所承认，只是到了清乾隆元年（1736年）朱允炆被封为“恭愍惠帝”时，他的皇帝地位才算完全恢复。于是，朱允炆在《明史》中被称为惠帝，在其他一些史籍中则直截了当地被称为建文帝。

朱允炆与他的从难诸臣在通俗性历史著作中被描写成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他的故事成了人们发泄压抑情绪的通风口，成为人们在政治高压下对仁慈与宽容的真诚呼唤。作为明初的一份政治遗产，朱允炆仁君之治的理想并未因禁毁而丧失殆尽，它依然被后代许许多多文人士子所珍惜与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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