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政治形势的发展总趋势，是以专制和集权为特征的。朱元璋利用“胡惟庸案”废罢丞相和中书省，是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中书省废罢后，六部升秩，直接统属于皇帝，皇权更加集中。但六部之间互不统属，又没有中书省统一管理，一切政务都必须由皇帝亲自过问，使皇帝陷入了过去丞相所掌管的事务中。朱元璋很快便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先后采取建置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的办法，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朱允炆即位后情况有所变化，他依靠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等人入掌机务，形成了一个围绕着皇帝周围的执政班子，以致在战事频仍的四年中，这个仁柔的皇帝居然能够花那么大精力去研讨改制。这些变化对朱棣应当有所启示。不过他不打算像朱允炆那样选用朝中要臣参预机务，他决定起用一些资历较浅、年轻干练的文臣，这样的人更便于驾驭，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翰林院。

翰林意同翰苑，即文士荟萃之地。翰林院无定员，人可以多，也可以少，翰林学士掌秘书、著作之职，品级虽不高，但如表现得才华出众，往往能很快升至显要。

这时的翰林院几乎是名存实亡了。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登极时，翰林之臣杀的杀，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人。他下诏检选“文学行谊才识之士”，授职翰林院中，并从中选用杨士奇、解缙、胡广、金幼孜、胡俨、杨荣、黄淮七人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制度开始形成。

杨士奇是七人中任事最久，也最负盛名的一个。人们常说“三杨当国”，为首的就是杨士奇，另两人是杨荣和杨溥。朱棣起初以杨士奇为左中允，继为左谕德，后升任编修。他奉职谨慎，在家从来不言公事；人有小过，他极力与人为善，不予苛责。在朱棣面前，杨士奇举止恭顺，应对得体，所言朝政深中皇帝本意，因此为朱棣所信任。

颇有点恃才狂放味道的解缙是明初著名大才子，在七人中最具才华。他洪武时就上书反对分封，建文中官至翰林待诏。壬午之变时，他却主动降附，被升为侍读学士。一日，朱棣对解缙说：“有一书句，特别难对。”解缙恭问：“何句？”告之曰：“色难。”解缙知道这两个字出自《论语·为政》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色”指脸色，原意为对父母和颜悦色，打心里头敬重孝顺，是很难的。解缙当即应声对以“容易”。朱棣不解，问：“既说容易，何久不属对？”解缙回答：”朱棣始悟，为之大笑。

“刚才所云便是对句。后来编撰《明太祖实录》、《列女传》等书，朱棣都让他担任总裁。胡广是建文二年（1400年）状元，廷试的对策中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之语，朱允炆听了很合心意，亲点为头名状元，授官翰林修撰，赐名胡靖，取意靖藩王之难的意思。他与解缙同时迎附朱棣，被改任侍读，后恢复原位。朱棣北征每纪功勒石，都由胡广书写。杨荣是七人中最通晓兵事的一个。朱棣在兵事上遇到什么问题，常常向杨荣征询意见，因而多有赞划之功。一次，宁夏急报说被敌人包围，情势危急。朱棣问杨荣如何处置，他回答说：“宁夏城墙坚固，将士习战，奏书送京十余天，围已解了。”半夜时宁夏果又来报，说围已解。这使朱棣颇为叹服，他也因此备受信任。

其他几位阁臣也都各有特长。黄淮达于治体，论事明晰，所言多被朱棣采纳。金幼孜诗文写得很漂亮，常侍朱棣身边，作诗咏山川形胜，书功纪行。胡俨嗜学，天文、地理无不究览，能以师道自任，故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

这七位文人组成了一个聚于朱棣周围的干练的秘书班子。每日早朝奏事毕，内阁之臣便被召上密奏密议，经常要很久方退。他们最接近皇帝，不仅代笔，而且可以和皇帝一起从容议事。这令外廷官员很是羡慕。

阁臣被称为大学士，这个名号也颇为荣宠。大学士最早见于唐代，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到了宋代，大学士则用来优遇曾当过宰相的人。明代大学士品级虽不高，名声却不低。朱棣曾于立春时赐七学士金绮衣，待遇与六部尚书一样。他为这种破例的恩遇解释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

阁臣还有个小特权，即可以向皇帝上“密揭”。臣下上书言事，外廷由通政司转呈，内廷由会极门宦官转呈，只有内阁成员可以进“密揭”。往往“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内阁的身价。

但是如果以为明代的内阁相当于以前的丞相，那就大谬了。内阁并非一级正式官署，没有法定的政治权力。以前的丞相可以直接对六部尚书发号施令，六部有事也直接向丞相请示汇报。但内阁绝无这等权力。六部有事直接向皇帝请示报告，根本不经过内阁。此其一。阁臣们的品秩也远在六部尚书之下，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明代官分九品，五品官只是中级官员，而以前的丞相都是当朝一品，位极人臣。故《明史·职官志》上说：“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此其二。

杨士奇历仕五朝，当国四十一年，死后赠太师，归葬故里，极为显赫。其墓在江西泰和城北杏岭村的北山坡上。墓前牌坊上有朱高炽敕赐“与国咸休”大字。

明代就有人指出：“文皇嗣统，妙简英哲，于是解缙、杨士奇等入直内阁，备顾问，代王言而已。”也就是说，明代内阁最主要的职能不过是“代王言”。只有他们代表皇帝办事时，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他们不过是几个与国家军政大事无干的翰林儒臣。

由于内阁七学士来自翰林院，于是翰林院成了朱棣的官吏储备机构。永乐二年（1404年）的会试试题为“治国平天下”，会试后朱棣又命“采天文、律历、礼乐制度为问”进行殿试，目的是为“求博洽之士”。朱棣选取了曾棨等二十八人入翰林院读书，被当时人称为“二十八宿”。新科进士周忱年少，自请随入翰林院读书，也得到朱棣的赞许。这样，“二十八宿”之外又多了一个周忱，他便被称为“挨宿”。按照朱棣的旨意，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日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就学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并派给校尉驺从，可谓优礼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