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待宦官的态度来看，朱棣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都截然不同。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宦寺误国”的教训，专门铸制铁牌设置于皇宫门口，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且规定诸司不得与宦官衙门文移往来。不过朱元璋并未严格遵守自己的规定，当时就已经有派宦官出使的情况出现。朱允炆用文人士子治国，对宦官的管理更为严格。到朱棣即位后，为加强对文武官吏的监察侦缉，便公开使用宦官，委以这类特殊使命，于是宦官开始正式进入明朝政治生活。

在“靖难”之役还在进行之时，就有许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向他报告朝廷虚实。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京师空虚的情报。有些宦官还为他拼杀疆场，多有战功。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原来规定宦官不许读书识字，但后来明代的宦官多通文墨。一般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从宣德时设内书堂开始的。其实，朱棣虽然没有正式设内书堂，但已开始派人教宦官们读书识字。明朝的宦官在永乐时就已通文墨了，这也正是他们在各个领域表演的资本。永乐时的情况确实与洪武中大不相同，朱棣没有也不可能像他父亲朱元璋那样，分封诸子去取代功臣守边。在“内难初平，恫疑未解”的情况下，他也不能无所疑虑。而各地镇守的将领又大都洪武旧人，于是，他决定用宦官分赴各地镇守、监军。这些镇守、监军之类的宦官一般都带有刺事的任务。据《罪惟录》中关于“定制内官”的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内官奉诸差行。上曰：‘朕恐在外诸司，行事或有不便，间往询之。但不许干预有司事。’”这显然负有刺事的使命。

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这种制度的变化在正史上难以寻觅，但在记述明宫掌故的野史上却有案可稽。由于他将宦官的管理权由吏部转归内廷，宦官的政治活动就有了方便条件。时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和芸芸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连这些监视别人的特务，自己也处在其他特务的监视之中。谁稍有越轨行为，马上就会被最高统治者知道，真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侦伺锦衣卫头子纪纲。纪纲以阴伺臣僚、弹劾搏击而气焰熏天，天下臣民似乎都在他的监视之下，没想到自己却被宦官监视着。他视朝臣为敌，首发其罪的却并不是朝臣，而是朱棣身边更有资格充当鹰犬的宦官。他被宦官指为图谋不轨，自己竟也尝到了磔杀的滋味。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是极为突出的，其责任自然应该追究到朱棣。正是从朱棣开始，对宦官的严密防范被打破，这些刑余之人居然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按照史书中有关舆服的记载，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容易得到的。后世王振、刘瑾、魏忠贤之祸，隐然肇始。

当然，尽管朱棣广泛地使用宦官刺事，但由于他威柄自操，刚果有为，宦官们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一个宦官“以私财寓外人”，朱棣随即予以严惩，并敕各衙门卫士，宦官出入之际，要“遵旧制严搜”。一个宦官私役工匠，朱棣训斥应天府尹向宝，怪他不予制止：“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远外任小官职，当如何畏之？”遂命锦衣卫将这个宦官逮治。人们从朱棣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臣下对宦官是何等害怕!

东厂：特务中枢

中国历史上职业特务的记载，据说最早见于《三国志》中魏吴的“校事官”，其实还有更早一些的。自春秋以后，作战双方使用特务刺探对方是常见的事。《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用间篇》实际上就是使用特务。汉代有“大谁何”，

就有一篇，“主问非常之人”。唐代的缉事番役被称为“不良人”。明代从一建立起便使用特务刺事，后来只是名称时有变化，机构越来越多罢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互相牵制，层层监督，最后一统于皇帝。朱棣也是出自这一目的，便设置了由宦官统领的东厂。

对于东厂的设置，朱棣一向讳莫如深。人们知道这个由宦官掌管的最著名的特务机构始设于永乐中，但是设置的具体时间却无从详知。由于特务都是干些见不得人的事，特务机构又大都是秘密建立起来的，所以外人很少知道内情，正史对此自然语焉不详。《明通鉴》上说：“永乐十八年八月，置东厂于北京。初，上命中官刺事，皇太子监国，稍稍禁之。至是以北京初建，尤锐意防奸，广布锦衣官校，专司缉访。复虑外官瞻徇，乃设东厂于东安门北，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这大约是因为东厂衙门的设立为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时才为人所知，所以人们习惯地将东厂成立时间记为永乐十八年。而宦官刺事早在永乐初年便为数不少，故一些治史者认为东厂始设于永乐七年（1409年）的冬季。

作为明代最重要的特务机关之一，东厂可以公开执行侦缉刑狱。提督东厂的，最初“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称为“督主”。特务们也各设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官员。明代宦官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为第一衙门。司礼监有掌印太监一员，因可以代替皇帝对奏章“批红”而权力甚大。掌印太监以下是秉笔太监，掌东厂的就是秉笔太监第二号人物或第三号人物。按照朱棣的设计，东厂与锦衣卫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又互相勾结，东厂的很多隶役就由锦衣卫拨充。从这种安排不难看出，朱棣在编织这张特务网上下了十分精心的工夫。

这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就是说除皇帝以外，任何人都在它的侦察之中。事关机密，责任重大，所以朱棣也特别重视，派去主持的宦官都是心腹亲信，颁发的关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隆重得多。其他宦官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唯独这个机关是篆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又特给密封牙章一枚，一切事件应该封奏的，都用这个钤封。

东厂特务侦事的小头目称“档头”，下领番子数人，这些番子也称为干事。一些地痞流氓经常送情报给档头，称“起数”。档头给他们赏钱，称“买起数”。为了进一步敲定罪名，档头率领番子前去侦伺，称“打椿”。有时对所谓犯人先毒打一顿，受贿满足后再放开，称“干榨酒”。每月的月初，东厂的数百特务抽签，分配侦伺对象，在各官府和城门访缉称“坐记”。当会审大狱或锦衣卫拷讯重犯时，他们就去旁听，称“听记”。将情报报告给东厂头目，称“打事件”。打来事件后，即使是深夜，也能马上直接报告皇帝。这些事件有大有小，皇帝听来大都兴味盎然。东厂还自设监狱，收系重犯，因而可以不经过法司就刑讯犯人。

在中国制度史上，尤其是特务制度史上，东厂的设立无疑是个重大事件。明代以前，帝王使用特务刺事都是偶尔为之，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机构和制度。明代东厂的出现，形成了专门的特务机构，特务刺事也走向制度化。东厂的活动自永乐年间一直到崇祯亡国时为止，前后共有二百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期间的一切侦察、诬陷、屠杀、冤狱，直接间接都是从这里发动、执行的。明末嘉兴诸生沈起堂拟撰《明书》，谓“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虽然把明代灭亡的原因说得过于简单，但厂卫特务的肆意屠杀臣民，乃明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却也是事实。

无论如何，朱棣的做法为明朝政治开了两个恶劣的先例：一是造成告讦密察的特务政治，二是造成后世帝王昏庸时宦官的专权。第一点朱棣是看到了的，也是他着意安排的。不过他表面上依然要标榜宽仁。永乐五年（1407年）夏天，朱棣到灵谷寺，一条青虫掉到他身上，他让左右取置树间，告诫说：“此物虽微，皆有生理，毋轻伤之。”其实这也正是大肆杀戮建文遗臣之时，难怪对一条青虫的仁慈也要记入实录。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甲辰科殿试时，朱棣原取第一名叫孙日恭，因为日恭两字合起来成为暴字，便将其改为第三名，改取了一个名字叫邢宽的人作为第一名。这种莫名其妙的做法简直成了一个生动的政治笑话。

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从专制密网下解脱出来，朱棣不过是比历史上的其他专制君主更熟练地使用了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正所谓“内外弛张，使恩威莫测，惟文庙为然”。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在这张密网下的生活，渐渐地对一切都熟视无睹了。于是，一个所谓的永乐盛世就这样被创造出来。

二王遭废

朱棣在宠信特务、宦官，依靠他们铺设血腥盛世之路的同时，也曾经给那些因朱允炆削藩而处境窘迫的藩王们带来巨大的希望。

“靖难”之役中，不论是已被削废的藩王，还是那些将遭削废的藩王，大都将希望寄托在燕王朱棣身上，他们相信朱棣的胜利必定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朱棣很能理解这一点，而且他的夺位登基也正需要得到藩王们的支持。因此，当他率领军队攻入京师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命令军士们迅速赶去护卫被拘系的周王朱和齐王朱榑。周、齐二王此时已经得知燕军兵临城下的消息，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朱棣的到来。大队全副武装的军士们赶来时，朱还以为是朱允炆城破前派来的杀手，失声惊呼，以为必死无疑。直到被送入燕军军营见到朱棣后，朱才知道厄运已经结束了。如此情形下的相见，使这对同父同母的兄弟不禁相对而泣。他们并辔来到金川门，下马登上城楼。此刻燕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京城。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随着这场战争的失败而告终结。像削藩这样一件需要魄力和手段的壮举，却偏偏让朱允炆那样一个以仁柔闻名的青年皇帝去完成，历史的安排有时令人感到近于残酷了。但是朱允炆这次流产的削藩，却并非毫无作用。朱元璋分封所造成的藩王拥兵分镇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只有燕王朱棣在这场战争中崛起，而这位以藩王夺位登基的皇帝当然会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削藩的重要。

不管朱棣是否情愿，他都必须接过朱允炆未能完成的削藩之业，这也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不过，朱棣还不能立即着手削藩，作为以反抗削藩为名义起兵夺位的一个藩王，立即削藩实际上等于自我否定。朱棣暂时采取了优礼诸藩的做法，以换取他们的承认和支持。这样一来，便给藩王们带来了一段短暂而微妙的“黄金时代”。

在建文初被削废的五个藩王，除湘王已死外，周、齐、代、岷四王全部被复爵。湘王自焚而死后，朱允炆给他的谥号为“戾”，显然带有贬义，朱棣改谥其为“献”，这就有褒义了。他还为各王府增置了宾辅、伴读、伴书等，这也是提高诸王待遇的一个标志。朱棣即位正值盛夏，南京酷热，他让在京诸王不必每日上朝，而改为三日一朝，以示优遇。诸王除嫡长子承袭外，其余诸子随着宗支的疏远，按规定封为将军、中尉等职，朱棣也为他们提高了品级。这样一来，宗室成员都因朱棣夺位而得到了不同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