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循舆情”的登基

建文四年（1402年），是传统干支纪年的壬午年。所以，这一年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劫难，被称为“壬午之难”。

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秦淮河畔，夫子庙前，到处都是身披铁甲、手执长矛的燕军士兵。自从太祖朱元璋定都以来，已有三十余年未蒙兵灾的南京，一时间战马嘶鸣，哭声震天。一场血腥的争夺过后，燕军终于控制了全城。朱棣忘情地策马向建文帝朱允炆居住的皇宫奔去。

来到承天门前，朱棣才发现，三大殿后的皇宫此时正笼罩在一片烈火浓烟之中。他最关心的是朱允炆的下落，于是急忙派人飞速冲进宫中灭火搜人，并在全城戒严，严令士兵们把住各门，不得放任何人出入。大火被扑灭了，皇宫的每个角落都经过反复细致的检查，士兵们从乾清宫的火堆中扒出了一具尸体，已被烧成灰烬，分辨不出是不是朱允炆。但这件事表明，建文帝朱允炆历时四年多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皇帝和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了。

第二天，诸王便率群臣上表劝进，朱棣作态不允。

第三天，诸将上表劝进，再不允。

第四天，当诸王再上表劝进时，朱棣甚至装出不悦之色，以表示自己无心于皇位。同日群臣再请，朱棣再次固辞不允。

第五天，朱棣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如果再固辞不就，反而不好下台，便准备正式登基。他命人备驾入宫，正在途中，编修杨荣迎谒于驾前，对他说道：“殿下先谒孝陵？还是先即位呢？”一句话提醒了一心想登上皇帝宝座而几乎忘情的朱棣。他立即命车驾掉头前往孝陵拜谒。

先谒陵还是先即位，看上去似乎关系不大，其实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拜谒父皇的陵墓后再即位，表明自己是继承太祖的皇位，而不是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这对通过三年战争夺得帝位的燕王来说，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天下臣民的心理上，这样至少可以增加一些自己是合法继承人的色彩。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朱棣还决定于南京附近的阳山开采巨型石材，在孝陵为父皇树立一块撑天柱地的“神功圣德碑”。全国先后有万余工匠被征调于此日夜开凿，从碑额、碑身到碑座的三块石材已大体成形。后来，总重量超过三万吨的石材终因过于庞大而无法运输，被弃于阳山西麓，欲立犹仆于蒿莱之中。有人说，朱棣一开始便明知不可为而偏偏要上马，意在借题发挥，大造声势，无非还是想借树碑表现自己的正统性。

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登基称帝。在即位诏书中，他对侄子进行了严厉指责。这个以武力“继统”的藩王要以此来说明自己夺位的名正言顺：

允炆以幼冲之资嗣守大业，奈其秉心不孝，更改宪章，戕害诸王，放黜师保，崇信奸回。朕乃整师入京，秋毫无犯。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应天顺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俯徇舆情，乃即皇帝位。

无论把话说得怎样冠冕堂皇，朱棣终究无法洗去自己身上篡弑的印记。他的夺位，在朝野上下的文人士子中自然遭到了激烈反对。许多文臣看到自己为之效忠的皇帝被推翻了，生死未卜，不禁悲恸欲绝。他们为中国传统的君臣大义所驱使，不愿去做降臣，便纷纷自杀殉难。

曾当廷殴打徐增寿的御史魏冕，在宫中火起时，有人劝他投降燕王，他厉声呵斥，随即自杀。和魏冕一起痛打徐增寿的大理寺丞邹瑾，也和魏冕同时引颈自裁。

燕军进入金川门后，都给事中龚泰被燕兵抓起来。朱棣认为他并不属于搜治之列，就释放了他。但他并不领朱棣的情，回来后就投城下自杀。

宋代大儒程颐的后裔程本立，曾参与撰修《明太祖实录》。实录修毕，他被任命为江西副使。还未上任，燕军已入金川门，程本立遂自缢而死。

翰林纂修周是修也是个志操卓荦之士。京师失陷后，他留书给解缙、杨士奇等诸友人，托以后事，自己一人来到应天府学，向先师行礼毕，自缢于尊经阁。

南京阳山碑材巨石呈黝黑色，上有白纹，为碑材中之良材，当年石工打凿的道道凿痕今天仍历历在目。正所谓“石上有痕已为前朝记功过，碑中无字留与后人论是非”。

礼部侍郎黄观于罗刹矶投河自尽，其妻翁氏亦投河死，死前呕血石上，成小影，一到阴雨天气就可以看到，人称“血影石”。此石呈现出愁惨状的人形，后被僧人移入寺庙中，直到清代前期尚得保存。

与自杀殉难者相比，在任逃遁的更多。据谈迁的《国榷》记载，共有四百六十三人。官员如此大规模地集体逃亡，致使朝署几空，整个国家机器完全陷于瘫痪。

相形之下，迎附的文臣则少得可怜。朱棣数来数去，也只有二十四人。《明史纪事本末》记下了这些降臣的姓名：

吏部右侍郎蹇义，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刘，右侍郎古朴、刘季箎，大理寺少卿薛岩，翰林学士董伦，侍讲王景，修撰胡广、李贯，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芮善，待诏解缙，给事中金幼孜、胡，吏部郎中方宾，礼部员外郎宋礼，国子助教王达、郑缉，吴王府审理副杨士奇，桐城知县胡俨。

令朱棣恼火的是，竟有一些尽忠于朱允炆的官吏匿于迎降者中欲谋行刺，幸亏他防范严密，才未遭暗算。有一个叫连楹的御史假装投降，身藏利刃，千方百计地接近朱棣。朱棣接见降臣时，他叩见后冲上前去刺杀，却未能成功，被左右卫士当场杀死。《明史》上说他被杀后尸体犹直立不倒，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却反映了后人对这种刚直不屈之士的赞颂。

此类暗杀行动虽然不多，但对朱棣登基的情绪却多少总是有些打击。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铁的手腕对反对派实行最残酷的报复性镇压。这便酿出了后来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捉拿建文遗臣的悬赏是相当优厚的：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绑缚“奸臣”为首者升官三级，为从者升二级；绑缚官吏为首者升二级，为从者升一级。赏格一出，告密者蜂拥而至。或邀官求赏，或挟私泄愤，或勒索财物，简直是鸡飞狗跳，乱成一团。

朱元璋当年那种猜忌的心态现在又轮到朱棣来体验了。进入南京以前，他还比较自信，因为在军事上他比较有把握。但自从跨入皇城的那个时刻开始，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便时时侵扰着他，皇帝并不好当，特别是一个背着“篡”字的皇帝更不好当。心理上的虚弱往往转化为手段的残酷，还是老办法：杀人!

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

血腥“除奸”

朱棣以“除奸靖难”为名起兵，但最初指斥的所谓“奸臣”只有齐泰、黄子澄二人。他在令旨中开列的奸臣，除列齐、黄二人姓名之外，其他均无具体所指。这种做法可能出自当时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如今的情况不同了，朱棣已经夺得了皇位，他明显地扩大了对所谓“奸臣”的打击范围，几乎所有忠于朱允炆而又不肯同他合作的文臣都被指为“奸恶”，遭到榜示通缉。

第一次揭榜的左班文臣共二十九人，其中不少都是明初的著名大臣。除太常寺卿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之外，还有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侍郎黄观，大理寺少卿胡闰，寺丞邹瑾，户部尚书王钝，侍郎郭任、卢迥，刑部尚书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书郑赐，侍郎黄福，吏部尚书张纯，侍郎毛太亨，给事中陈继之，御史董镛、曾凤韶、王度、高翔、魏冕、谢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经历宋征、卓敬，修撰王叔英，户部主事巨敬。其后又增加了徐辉祖、葛成、周是修、铁铉、姚善、甘霖、郑公智、叶仲惠、王琏、黄希范、陈彦回、刘璟、程通、戴德彝、王艮、卢原质、茅大芳、胡子昭、韩永、叶希贤、林嘉猷、蔡运、卢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余人。钱士升《皇明表忠记》中说当时榜示“奸臣”四十四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则称：“予得诸文庙榜示奸恶官员姓名二纸，又传于文献者百廿四人。”其中有些属于殉节于建文朝廷，而并非朱棣所榜示的“奸臣”。

人们不能不对这些建文遗臣的行为感到惊异，这些身在刀俎之上的文人虽然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却对朱允炆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忠诚。

黄子澄被列为“首恶”中的第一人。京师陷落时，黄子澄不在朝中。他表面上与齐泰同谪于外，实际上受密令募兵。他微服潜至苏州，与知府姚善商议倡义勤王之事，姚善认为当时形势紧迫，上书劝朱允炆不要置黄子澄于外。但当黄子澄受召回京时，京师已经陷落了。他最初想同姚善泛舟乞师海外，姚善以为不可，他只好只身南下，跑到嘉兴去找致仕在家的杨任，共谋举事。这时朱棣早已开列赏格，黄子澄自然成了告密者眼中的一块肥肉。他到杨任家不久，即为人告发被逮，重兵押解京师。

黄子澄对这场战争的失败是负有责任的，当初荐李景隆代耿炳文，就是他的主张。待李景隆兵败丧师，他请朱允炆治李景隆之罪，朱允炆不肯，他看出建文朝廷凶多吉少，怀着愧疚的心情赋诗道：

仗钺曾登大将坛，貂裘远赐朔方寒。

出师无律真儿戏，负国全身独汝安。

论将每时悲赵括，攘夷何日见齐桓。

尚方有剑凭谁借？哭向苍天几堕冠。

诗中既是责斥李景隆，也是深深的自责。

黄子澄被逮赴京师后，由朱棣亲自进行审问。他抗节不屈，仍然口称“殿下”，而不是称“陛下”，遭到朱棣左右侍从的一片喝斥。黄子澄大义凛然地说：“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朱棣闻言大怒，命将他宗族老少六十五人、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全部带至，又令他将自己的罪过写于纸上。黄子澄接过纸笔，奋笔写道：“本为先帝文臣，不职谏削藩权不早，以成此凶残。后嗣慎不足法。”

朱棣见此愈发怒不可遏，立命将他的双手砍去，接着又说道：“汝虽未入岛夷，足迹已至海上。”遂命再将他的双足砍去。这时的黄子澄已手足全无。人们都知道汉高祖刘邦的戚夫人被吕后砍为“人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惨剧在黄子澄身上又得到重演。

所不同的是，戚夫人成“人南京奉天门遗址

南京明故宫丹墀上的血迹石，传为壬午之难时建文遗臣颈血溅染所致，后经人刻成碑保留于午朝门遗址。清人周宝瑛留诗：“何事齐梁问旧因，前进宫阙半荆榛。可怜一片金阶石，留得忠臣血迹新。”

彘”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死去，黄子澄则当场即被磔杀。族人不分老少，全部斩首，姻党悉戍边。只有一子侥幸逃匿，改姓为田，辗转避祸于湖广咸宁，算是没有绝嗣，直到赦免“奸党”后才敢复姓。

齐泰是另一“首恶”。京师陷落后，他还在外募兵，但这时想举兵兴复已经不可能了。到处都在通缉捉拿他，风声甚紧。为了躲避追踪，齐泰不仅自己化了装，而且用墨将所骑的白马染成黑色，昼夜向南奔逃。他的坐骑虽是宝马良驹，日行千里，但马奔跑时间一长，周身汗如雨下，淋漓的汗水早把黑墨冲得一干二净。宝马不幸被人认出，主人也被擒送京师。齐泰壮志未酬，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同黄子澄一样，他不屈被杀，一家被“族诛”，从兄弟齐敬宗死难，叔父齐时永、齐阳彦等被谪戍，亲戚乡党骆氏等五十余家也被打入军籍。齐泰年仅六岁的儿子因年幼免死，配给功臣家为奴，仁宗时才被赦还，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在建文诸臣中，死难最为壮烈的还有陈迪和铁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