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虽安，不可忘危”

在天下大事皆出于皇帝“宸断”的专制时代，皇帝能否勤于政事，往往就是国家政务是否壅蔽的关键。朱元璋去世前，说自己即位以后一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句话用来形容朱棣，也是大体合适的。人们只看这样一个数字便会感到吃惊，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竟有十二次生日是在出巡和征战中度过。

朱棣每天要早早地上朝，处理繁忙的政务，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即使有时“龙体欠安”，臣下也往往要到病榻前奏事，以请定夺。在元宵节放假的十天内，朱棣也仍然每天上朝，大臣们虽不奏事，但仍有不少事情需要处理。视朝之暇，他也不肯休息，总是到便殿上取经史阅览。由于上朝时群臣奏事甚多，没有时间交谈，朱棣便安排六部尚书和内阁近臣在午后做详细汇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考虑中午疲倦，“盖朕有所欲言，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榷”。

夜深人静时，有夜读习惯的朱棣总要秉烛独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记。但是事情实在太多，难免会忘却，本来晚间想好的要事，到早晨却忘掉了。向左右侍臣询问，也都不曾记得。他从此接受教训，告诉近臣们说：“朕以一人之智，处万机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记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以后凡有要办之事，他就当即记录下来。有时睡到半夜，忽然想起一些办理未妥的事，也要立即起身，唤人记录北京故宫中的日晷下来备忘。碰上没有处理好的事，便常常北京故宫中的乾清宫曾是明代皇帝的正寝宫

弄得彻夜不眠。一天，百官奏事后已退下，朱棣又召来几个大臣，议事良久。一个侍臣奏道：

“圣躬勤劳，请少息。”朱棣却回答说：“积习既久，亦忘其劳。盖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专心志勤思虑，所行何由尽善？民生何以得安？盖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勤之为道，细民不敢废，况君乎？”

这段话几乎可以看做是朱棣勤于政事的全面自述，把他为什么要勤于政事、如何操劳都说得一清二楚。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他的这种说法是大体可信的，当时的臣民们对于皇帝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怀疑。

有时，朱棣与大臣们议论天下大事，不知不觉就是大半天。有的大臣就劝他说：

“语多伤气，非调养之道，当务简默为贵。”朱棣说：“人君固贵简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访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正是为了全面了解全国的各种情况，朱棣明知“简默为贵”，但却不愿“简默”，执意“广询博访”，不辞劳累。的确，朱棣很不喜欢过深居简出的皇宫生活。他当藩王时打猎经过田家，常常也要进去看一看，以示体察民情；做皇帝后情况有所不同，但南北两京之间，还是往返奔走了多次的，对中原腹地情况算得上比较熟悉。虽然不曾亲临南方诸省和西南西北各地，对那里的情况却也总是十分关心。

内阁学士胡广回江西老家，还朝以后，朱棣问起江西的农事，胡广说田家稻子已经收完，朱棣又问为何如此之早。胡广解释说，家乡多种早稻，因此种获皆早。接着又谈到江西百姓的生活，朱棣问他：“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亦给足否？”胡广回答：“勤者可给。”

江西是官田比较集中的地区，地少人多，赋税繁重，所谓“勤者可给”，已经道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当时江西流民问题甚为严重，派去招抚的给事中朱肇虚增垦田数字，欺上谎报，朱棣由此想到应派人核实数字，以后对虚报的官吏都做了严厉的处罚。

这“勤者可给”一句话，还触发了朱棣的许多联想，他慨叹说：“‘勤’之一字，岂独农夫当尽？士工皆当尽。至于人君，尤不可不尽。朕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种认识，毕竟还是不多见的。

当时上通下达的机构是通政司，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四方奏疏。通政司官员们先将这些奏疏翻看一遍，认为不太重要的，便不再上报，直接发送六科。朱棣知道后很不满意，找来参议贺银等人，斥责他们说，四方言事不能送达，还要通政司干什么。“自今宜深惩前过，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他不仅要随时看到各地奏疏，而且要了解真实的情况。但是不少奏疏多有些粉饰太平的话，热衷于谈论“田谷丰稔，闾阎乐业”之类的大好形势。朱棣心中明白，很是恼火，便让通政司官员们把这些上报的情况都登记在案。日后经核查，如不符合实际，一律正以欺隐之罪。朱棣这样做，对那些只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来说，多少形成了一种约束。

皇位得来不易，他便事事都想过问，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朱棣在右顺门四方奏牍时，由于精力过于集中，御案上一个镇纸金狮被碰到案边，险些掉到地上，站在一边的耿通连忙上前将金狮往里边移了移，朱棣这时候才发觉。大概是刚刚奏疏思考国家大事的缘故，他立刻与刚才的事联系起来。“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他指着那尊镇纸金狮叹喟：“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正是为了天下这一“大器”，朱棣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将儒臣送上的《大学正心章讲义》反复读了多遍，特别欣赏其中清心寡欲的道理，认为做皇帝尤其不能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但做到心静而虚绝非易事。上朝忙于政事，尚不及暇想，退朝后则容易放松自己。朱棣便经常默坐冥想，以管束欲心为切要之事。于是将欲心与天下联系在一起，“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当然不免也会有疏忽之时，朱棣曾经派宦官去山西采办天花，但事后很快感到后悔，立即下令停办了。外国使臣朝贡玉碗，他拒而不受，让礼部赐钞遣还。对于这类平日不用，府库中又已有的东西，他力求限制，免得各地官员察其所好，争相进献，于国事无益。这类事有些可能是故作姿态，但看上去朱棣还是努力去这样做了。有时候甚至上朝穿的内衣也敝垢不堪，衣袖外露，纳而复出，侍臣们看到后便忙不迭地赞颂圣德。

“朕虽十日易新衣，未尝无。但念昔皇妣躬补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居富贵，

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敢忘。”说着，朱棣自己也觉得怆然。“陛下恭俭如此，诚万世之法。”侍臣们仍是一片颂扬。

朱棣还经常派遣御史到各地巡视，以防地方官欺蔽。各地有什么水旱灾情，何利当兴，何弊当革，御史们都要及时上报。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因北京三大殿火灾，派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全国，一方面安抚各地军民，一方面巡察各地政情，小事即直接处治，事则及时上报定夺。这成为明代固定省份巡抚制度的开端。

佛道兼用

作为封建政治家，朱棣对于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清醒和实用的。这种清醒和实用表现在：崇佛而不佞佛，尊道而不溺道，只能为我所用，却不允许任其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当了皇帝后颇为礼佛，在朝中专门设立了管理佛事的僧录司，在管理中进行种种限制。朱棣沿用了父亲的做法，崇佛不及其父，限佛则有过之。

朱棣非常清楚，佛教教人向善，主张驯服，利用好了有助于巩固其统治。因此，他在一定的场合会以佛教信徒的姿态出现。他不仅有时让臣子唱佛曲，还会将佛曲颁之于塞外。侍讲王洪对颁佛曲于塞外之事不以为然，迟迟没有应诏，受到朱棣的训斥，竟从此“不复进用”。

朱棣在南京修建的大报恩寺，既是他在位期间大工迭兴的巨制之一，也是他崇佛的一种表现。建寺工程于永乐十年（1412年）开始，直到宣德六年（1431年）才全部完成，历时十九年，费银二百五十万两，征调军匠工役十余万人，可见工程十分浩大。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南京守备，亲自督察施工。建寺的名义是纪念太祖和马皇后，实际上却是为朱棣的生母妃祈福，所以有人私下里将寺内大雄宝殿叫成妃殿。据传，大报恩寺塔高三十二丈余，全部用白石和五色琉璃砖砌成。烧制琉璃砖时一式三份，依序编号，一份建塔，另两份埋在地下以备用。朱棣在特赐寺名的同时还亲制了碑文。大报恩寺建成后成为佛门一大景观。

《金陵古迹图考》中描绘说：“文石雕瓦，千奇万丽，金轮耸云，华灯耀月，为南都巨观。”外国贡使来中国，必到此瞻仰一番，“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可惜的是，大报恩寺几经损毁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从少许留存的残砖剩瓦中，依然可以使人联想到当日的辉煌和壮丽。崇佛是为了用佛，神权必须服从皇权，这在朱棣身上有集中的体现。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西域贡来佛舍利。此类事情在许多朝代都会搞得万人空巷，轰动一时，但朱棣却没有这样做。礼部为此请示宽释罪犯，也遭到拒绝。朱棣还趁此批评了一通历史上以佞佛而著称的梁武帝和元顺帝。这两位皇帝常因佛事而宽释罪犯，“致法度废弛，纲纪大坏，而至于败亡”。

一次，朱棣听说有个守城的军官在皇城诵念佛经，便将其召来，斥责道：“你的爵禄是从诵佛经得来的吗？如有闲暇，嘴想诵念，太祖皇帝有御制《大诰》等书，你拿来诵读，也与你身家有益。今后如果再在宿卫处诵佛经，必罪不宥。”永乐六年（1408年）五月，朱棣命礼部布告全国各地，严禁军民子弟擅自削发为僧，否则严加治罪；以后又命礼部榜示全国，不许擅自新建寺院。江浙一带曾有一千八百余人自行剃度为僧，赴京请给度牒，朱棣闻之大怒，立命将这些人全部发戍辽东、甘肃。人们检诸史籍便可发现，永乐年间除了西藏的佛教首领受到特别的宠遇外，佛教在内地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而是受到了种种限制。

朱棣对于道教的态度与对佛教大体差不多，但从尊奉的程度来看，似乎对道教会显得更虔诚些。他自知以藩王夺位不合封建正统观念，“篡逆”之名如芒刺在背，遂假托天命，大肆宣扬自己得到了道教中的真武大帝的庇佑，称“靖难”之役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真武大帝率兵甲自天而降帮助燕军。朱棣即位后极力渲染这种神话，政治用意十分明显，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他夺得皇位是天命使然，得到了神的赞助。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朱棣刚即位，就将在建文朝被治罪的道教正一道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免罪复用，发还印诰，赐号“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让他继续掌管正一道。尤其让人惊诧的是，朱棣竟将号称“谪仙人”的女道士焦奉真召进宫来，优礼有加。这位女道士推荐其母舅冯仲彝为官，朱棣也一口答应下来，授官太常寺丞，这种恩遇确是极为少见。

最能说明朱棣尊奉道教的是他大规模营建的一桩浩繁工程——武当山宫观。位于湖北均县的武当山是道家的福地，为道家所尊奉的北方之神真武帝的道场，历代几经兴废，并未大盛。永乐十一年（1413年）六月，隆平侯张信奏称，武当山大顶上出现了五彩祥云，并“绘图以进”。朱棣让百官互相传看，遂命张信和驸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郭琎等率四百一十九名提调官员，征军匠和民夫三十余万，营建武当山道教宫观。这项工程施工经十三年，建成七宫、九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的庞大建筑群。武当山大顶上原来有一个元代铸的铜殿，营建中不惜花巨资拆迁至别处，而重新铸造了三间镏金铜殿。殿中供奉的真武大帝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就是按照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的。朱棣还赐名武当山为“太岳太和山”，选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并亲制碑文，这也使武当山的地位一度凌于“五岳”之上。

像对待佛教一样，朱棣对道教的尊奉也是有限制的。永乐年间，各地僧、道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自请出家为僧为道者，也限制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邻里保勘无碍后才可按寺院、道观受业。经五年学习，诸经熟练，僧录司、道录司考试合格，方立法名、道号，给予度牒，即为僧为道的凭证，不合格的则要罢还为民。对那些逃亡者、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则不许为僧为道。朝廷还将原来三年一给度牒改为五年一给度牒。从这些措施不难看出，朱棣限制僧、道发展的办法是很完备的。因为僧、道都属出家之人，各府、州、县限定的人数都混在一起，而实际情况是僧人比道士为多，这就注定了道教难以有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