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宿”中领头的是当科状元曾棨。朱棣在他的卷子上批道：“贯通经史，识达天下，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廷试时还亲自赐予他宝带。此人好酒，有一次因酒醉遗下火种，竟烧毁数家民房，朱棣知道后也未予治罪。还有一次，蒙古使臣号称善饮，朱棣命找伴饮的人，得一武将，还担心不敌，命廷推，曾棨毛遂自荐。三人一直饮了一天酒，蒙古使臣烂醉如泥，武将也已醉倒，只有曾棨尚毫无醉意。朱棣很高兴，笑着说：“无论文字，此酒量，岂非大明状元耶！”

入翰林院这二十九人的读书情况并不如朱棣所愿，尽管他经常亲临检查，“时举僻书疑事以验其学，激励而期待之甚至”，但还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这二十九人不按照朱棣要求读书，当朱棣命他们背诵柳宗元《捕蛇者说》时，竟无一能够全诵者。这是明初文人轻视古文、追求浮华的恶习所致，朱棣决心改变他们的学风。他将这二十九人全部发戍边卫充军，不久，又令他们去充役运木。这些读书人感到苦不堪言，托人说情。朱棣待他们吃尽苦头，才将他们召回，重令入翰林院读书，后来其中不少人都成为颇有名望的官吏。

永乐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新流派——台阁派，成为朱棣“文治”的一种点缀。台阁派的代表人物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实际上，朱棣的内阁七学士在其间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连不是内阁成员的道衍、夏原吉等人也卷入了这个潮流。台阁派虽然代表的只是一种宫廷文学，但由于它的代表人物均为治国名臣，影响大，故成为一时的文学主流。

台阁派的兴起自然与朱棣或明或暗的提倡有关。他自觉文治武功桩桩可述，国势强盛，祥瑞纷呈，每逢喜庆盛事，自己也著文抒怀，君臣之间时有应答。朱棣被忠于建文的文臣视为“篡逆”，但在文臣们一片歌舞升平的欢庆之中，内心便得到一种补偿与满足。这种盛大喜庆的场面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才是名副其实的真龙天子，才是太祖高皇帝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故而杨士奇等人投其所好，争献颂辞，一时蔚为风气。

元末明初文风的演进，至此也与朱棣对歌咏称颂的陶醉合为一流。元末战乱不已，天下汹汹，文学多有激昂悲壮之气，朱元璋驱逐元蒙，建立明朝，结束了战乱，文学也一变而为平正通雅，但其间仍保留着雄迈气象。这种文风在刘基、宋濂等人的著述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时过不久，朱元璋便一批接一批地屠戮大臣，朱棣即位之初也对建文旧臣进行大规模屠杀，这种政治上的摧残表现在文学上，那种悲壮雄迈的文风不得不悄然敛迹，而日益流于平淡，这就促成了台阁体的出现。

“三杨”等人以太平阁臣的身份撰写的大量诗赋，自然词气安闲，平正典雅，雍容晓畅，充满着富贵福泽气象。杨士奇在《玉雪斋诗集序》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台阁派的文学主张：

嗟叹咏歌之间，而安乐哀思之音，各因其时，盖古今无异焉。若天下无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读其诗者，有以见唐之治盛。

就文风上来说，“清粹典则”是杨士奇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可视为台阁派的四字门楣。在内阁七学士中，杨士奇为文讲究切近恰当，意尽而止，无艰难劳苦之态。《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东里全集》的评价是：“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

影响仅次于杨士奇的杨荣也是台阁派代表人物，由于一生官运亨通，文章中很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

《四库全书总目》对杨荣的这段评述讲得相当恰切，因而被许多治文学史者所乐道。

“三杨”中只有杨溥无独自文集传世，但从偶有保留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其弘识雅操，为文力摹韩愈，有意矜练。另外，黄淮、金幼孜等文风与“三杨”略同，也颇具气象。

歌颂朱棣的武功，是台阁派诗文的重要内容，不仅“三杨”写有大量这类颂辞，连道衍、夏原吉等人也有不少这类的诗赋。当然，写这类颂辞最多、最合朱棣心意的还是杨士奇。朱棣出兵讨伐安南，杨士奇有《出师颂》；平定安南后，杨士奇上《平安南诗》；朱棣亲征漠北，杨士奇又写了《平胡诗》。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命朱能率兵八十万讨伐安南，并亲自送行至江边。这一天晴空万里，戈甲耀日，巨舰蔽江，使人颇觉“浩浩乎已气吞趺鸢之壤于万里之外”，杨士奇遂献《出师颂》以致贺。颂辞的末尾写道：

惟帝之圣，舜禹为君；

惟能之贤，方召为臣。

南交氛，不日澄鲜。

王师劳勋，不日凯旋。

八表一统，皇明御天。

小臣作颂，豫歌太平。

讨平安南后，诸大臣纷纷献诗赋歌颂。杨荣在《平安南颂》中写有这样的句子：

捷书入奏，大赉勋庸。

功逾铜柱，勒碑崇崇。

凡在戎行，咸预显融。

莫不稽首，惟皇之功。

惟皇之功，克绍太祖；

惟皇之基，超前古；

惟皇之德，上侔尧禹。

于万斯年，作民父母。

臣下歌颂朱棣武功的颂辞大多类此。他用兵之余，听着大臣们的争相颂誉之声，自然要龙心大悦了。永乐年间，所谓“祥瑞”事物的出现在各地蔚为风气。白鹊、白鸟、驺虞等奇异鸟兽不断发现，桧树、柏树也时而奇异地开起花来，地方官不时送嘉禾、报丰穗，甘露也降于孝陵，都被认为是国运昌盛的征兆。大臣们将祥瑞归结于皇帝的功德弘大，这也就成了台阁派歌咏的题材。

有一次，朱棣在北京行在见到白色的喜鹊，因为白鹊被古人认为是瑞鸟，朱棣遂命南京礼部庆贺。当时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命五府六部各进贺表，皆不称意。杨士奇因有病在家，未参与此事，朱高炽遂命蹇义拿着这些贺表去见杨士奇，让他阅改。杨士奇改了一对：“望金门而送喜，驯彤陛以有仪。”后边又添了一对：“与凤同类，跄跄于帝舜之廷；如玉有辉，翯翯在文王之囿。”朱高炽看了后，高兴地说道：“此方是帝王家白鹊也。”

永乐年间，许多国家的贡使络绎来朝，进献给朱棣不少奇珍异宝、珍禽异兽，这也为台阁派提供了歌咏之资。榜葛剌贡献麒麟至京，成为举朝庆贺的一件大事。当时的所谓麒麟实际就是长颈鹿，长期以来一直被看做非同寻常的瑞物，是太平吉祥的象征。杨士奇作《西夷贡麒麟早朝应制诗》，以歌咏此事：

天香神引玉炉薰，日照龙墀彩仗分。

阊阖九重通御气，蓬莱五色护祥云。

班朕文武齐鹓鹭，庆合华夷致凤麟。

圣主临轩万年寿，敬陈明德赞尧勋。

据沈度所作《瑞应麒麟颂》可知，朝中大臣纷纷争献颂诗，今天尚可见到的就不下十余首，至于其时究竟有多少歌颂麒麟之作已难知其详。明内阁藏书目录记载，汇编这些诗歌而成的《瑞应麒麟诗》就达十六册之多，足见当时歌颂此事之盛。台阁派是永乐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永乐盛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但台阁派的那些歌舞升平之作充斥着浓重的贵族气息，所以后世的文学史诸书对其多持贬词，评价不高。更何况“三杨”以后，其他人争相摹仿，“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只能沦为空泛庸俗的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