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州鄱阳的教书先生朱季友发奋著书立说批评儒道，跑来上书给朱棣，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解缙等人得知后十分恼火，要求朱棣对“谤毁圣贤”的朱季友严加处置。其实朱季友的所谓“谤毁圣贤”并非批评孔子，还只是“诋毁宋儒”。一个小人物，说上几句不中听的话，居然引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朱棣不好再不明确表态了：“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朱季友被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一百，又到家中搜出所著文字，全数销毁，不许称儒教学。对这个无权无势的鄱阳县民当然可以无须顾忌，被理学家们拿来开刀，连饭碗也砸碎，成为明初批评儒家的少数人中最倒霉的一个。

道衍：归儒不尽而为墨不终

当时敢于批评宋儒的还有一个大人物，那便是“靖难”第一功臣道衍和尚。

道衍是在朱棣夺位成功后奉旨从北平南下的。回到阔别整整二十年的南京时，他已经是六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作为首功之臣，他面临着成功后的选择。

朱棣要赐给冠服，委以高官，道衍婉言谢绝了。赐给他两名宫女，他让人送到别处住，自己仍然身披袈裟，保持着僧人的身份。所以明朝人说他“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道衍最初只接受了僧录司左善世的职务，掌管佛教之事。当时这个职位是由高僧溥洽担任的，他主动将这职位让给道衍，自己去当僧录司右善世。但这左善世官秩仅为六品，与道衍“靖难”首功的地位极不相符，因此人们大都认为他迟早还要受官。

事情果然不出人们所料，道衍后来确实受官了，但对他受官的过程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一次道衍上朝时面带不快之色，被朱棣发觉了，退朝后召他来问，起初道衍不肯讲，在朱棣一再追问下才吐露实情：“臣上朝前待漏门外，因有话要同吏部尚书谈，历五阶而上，谈毕又历五阶而下，年迈不堪趋跄，因此心中介介。”于是朱棣当天拜他为太子少师，复姓姚，赐名广孝，从此人们都称他姚少师。

另一种说法截然相反。说道衍屡次推辞，不肯受官，朱棣便想了个办法，将道衍召进宫中，乘他不备，让侍从悄悄将冠服披在他身上，随即宣读圣谕，连声叫他谢恩。道衍不得已只好受命为官，但终生不肯蓄发娶妻，而且经常居住在寺院中。

这两种传说，实际上正好反映了道衍在仕途上的两种不同思想。受官耀祖，这曾经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而几十年佛门生活和政治阅历又使他对仕途感到惶惑了。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道衍被复姓赐名并加官太子少师。太子少师是当时文臣的最高品秩，正二品。两个月后，他又被命以钦差的身份前往苏杭等地赈济灾民。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在离别故乡二十多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

道衍此次受官回乡，离京时“威声赫赫，车徒甚众”，遭到一些人的妒忌和流言诋毁，但他确实比一般人要超脱一些，对飞短流长只作不知，并不介意。在苏州赈灾期间，除去忙于公务之外，他有时独自出游，身披袈裟，依然是一个超世不羁的高僧。一次他独自到寒山寺散步，走得倦饿了，便坐在寺外亭子里吃些干粮。一个姓曹的县丞也来游寺，看见一个老和尚在亭中吃饭，自己来了也不回避，便发起怒来，让左右衙役将道衍揪上来，抽打了二十皮鞭，关进县狱中。道衍任他们摆布，也不分辩。到了第二天，随从们见少师一夜未归，十分着急，四处去找，才在县狱中找到他。这下可把那个姓曹的县丞和当地官吏吓坏了，纷纷来向道衍请罪。道衍不说话，提笔在纸上写了几句，众官吏拿起来看时，原来是一首诗：

敕使南来坐画船，袈裟犹带御炉烟。

无端撞着曹三尹，二十皮鞭了宿缘。

众人放下心来，知道道衍并未把受辱之事放在心上。事后他责备那个曹县丞说：“野僧路边吃饭碍你何事？书生为官，岂可张狂欺人！”

道衍这次回乡，也发生了一件与出家人身份不大相符的事。据说一天他偶然外出散步，见到酒肆门前高悬的酒帘上，大字写得奇伟不凡，心中感到诧异。他向酒家询问，才知这字竟出于里中少年之手。连忙命人将少年招来，见这个贫家少年衣着虽然俭朴，人却聪明伶俐，便将他收为养子，改名姚继，带回京师。身为出家之人的道衍竟然有了儿子。姚继承荫做了尚宝卿，后来一直做到太常寺少卿。

道衍就是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有时候似乎对名利和仕途生活表示厌倦，但有时似乎又有所追求。

尽管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但是道衍并没有去做一个功成身退的人。赈灾回京后，他喂养了一只雄鸡，每天早晨闻鸡而起，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十个忙碌的年头。他身为太子少师，担负着辅导太子的重任，还要为皇太孙朱瞻基讲读华盖殿。明朝后来的太子少师只是个虚衔，实际并不辅导太子，但是道衍任职时情况比较特殊，由于朱棣经常北巡，住在北京，道衍留在南京辅佐太子朱高炽居守，是名实相副的重任。

在太子少师任上，道衍专门撰写了一部名叫永乐款金刚铃《道余录》的书。在这部书中，他从佛家观点出发，对宋儒反对佛、老的学说一一给予驳斥。他摘录了《二程遗书》中二十八条和《朱子语类》中二十一条，逐条剖析，讲的无非是些佛家的道理。这在百废待兴的明初，本来也算不得什么，但却招致了众多儒臣的强烈不满，只是当时理学家们还不敢公开指责这位“靖难”首功之臣罢了。这就是《明太宗实录》中所谓的“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

有一个名叫张洪的人，大概就属于这“君子”之列。他在洪武中以儒生任官，曾著《四书解义》，是个典型的儒臣。虽然此君与道衍多有交往，而且受过道衍的恩惠，但在道衍去世后却到处搜寻《道余录》一书，得到后便予以焚毁。他说：“少师对我恩厚，如今无以报。这样做是不使人们对少师厌恶。”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道衍病死于北京大庆寿寺中。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墓葬仍然是僧礼规制，哀仪则依照王公大臣之例。永乐间哀仪规定，凡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去世，皇帝辍朝一日，以示哀悼。道衍去世，朱棣为他辍朝两日，追赠他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明朝文臣赐予谥号就是从道衍开始的。朱棣还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和神道碑文，将其比作历史上的名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道衍的骨灰安葬于北京房山崇各庄乡长乐寺村东，距离他所崇拜的元初异僧刘秉忠墓不远。这也许是朱棣有意的安排。道衍在与他的崇拜者走完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之后，又在同一块土地上找到了同样的归宿。

朱棣对道衍的褒誉的确未能长久，仅仅在他身后五六年时间，来自儒臣们的各种指责便越来越多了。在这些人眼中，“归儒者不尽而为墨者不终”的道衍是一个助纣为虐的恶人。由于还不敢去责骂朱棣，便将罪过加在道衍头上。他们说道衍回乡赈灾时遭到亲友唾骂，去看望姐姐时被拒之门外。姐姐冷冷地对他说：“贵人为什么要到贫家来呢？”他改易僧服再去，姐姐还是不肯见，家人再三相劝，才勉强在中堂见了他一面。道衍连连下拜，姐姐却说：“我何用你这样拜？谁见过做和尚不到底的能是好人！”说完进屋便再不肯相见了。还说道衍去看望旧友王宾时，也遭到同样对待。再三求见，王宾闭门不开，直到第二次再来时才见了一面，嘴里还连声说：“和尚错了，和尚错了！”将道衍斥责一顿。今天来看这些传说，不难判定乃“吴儿委巷妄语”，是人们“不满靖难时事，而归过于荣国者之托词”。

儒臣们对于道衍的贬斥，在嘉靖以后达到了高峰。嘉靖九年（1530年），道衍的神位被撤出太庙，移置护国寺中。据说这是出自“海内公论”。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之中，到万历中，道衍养子姚继的后人竟然不敢承认自己是姚家后人，就连永乐中赐给道衍及其父母、祖父母的五道官诰，都被卖给了他人。随着对建文遗臣的褒誉，对道衍的贬斥越来越激烈，明末为方孝孺建祠，竟然要将道衍像跪置在阶下。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年道衍劝朱棣勿杀方孝孺的嘱咐。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经过道衍祠堂时曾写诗道：

泉流槛外分，披缁入定戒香熏。

空登北郭诗人社，难上西山老佛坟。

好杀共知和尚误，著书赖有故交焚。

依然病虎形容在，曾否声名值半文？

应该说，道衍作为盛世名臣在身后遭到如此偏见，并非缘于他对宋儒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在为朱棣背“黑锅”。从这个意义上看，道衍的思想也许更能反映这位“文皇”的思想，这在编修《永乐大典》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三千文士修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它为保存古代文献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朱棣当时决定编纂《永乐大典》，除标榜文治以外，还另有一番不曾明言的用意。这一点，明人已经看出。孙承泽在《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之本意也。

古人所见不差，朱棣对于文化事业的热衷，岂会没有政治用意？知识分子总要想解缙像解缙手迹问题，怎样想呢？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做蓝本；知识分子总要有事可做，做什么呢？让他们去抄书好了！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初一，朱棣到太庙祭祖，礼仪过后，找来从祭的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对他们说起修书的打算：“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他将编书的想法讲得很清楚，一是要全，要辑录各家之言；二是要大，要不厌浩繁。

但是解缙似乎并未理解皇上的这些交代，儒家的偏见使他根本不打算去兼收诸家之学。他曾经公开对朱棣说过：“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心经》者，臣窃惟甚非所宜也。”这次解缙受命之后，便按照自己的意图编辑起这部书来。

编纂工作进展很快。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人便将纂就的成书上呈。朱棣起初十分高兴，特赐书名为《文献大成》。参与修书的一百四十七人也都得到了赏赐。可是待朱棣亲自翻检时，才发现这部书远远不符合自己当初的要求。他立即决定重修此书。朱棣大约也意识到像解缙这样的儒臣很难做到兼收百家，于是将已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道衍请了出来，加上刑部侍郎刘季篪，与解缙共总修书之事。担任总裁官的则有翰林学士王景、王达，国子监祭酒胡俨，太子洗马杨溥等人。朱棣还命礼部挑选中外官员和宿学耆儒充任纂修，让国子监和各府、州、县学中善书的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由光禄寺供饮食，开始了第二次的大规模编书活动。

重新开馆修书后不久，兼通百家之学的名士陈济被召到京师。这位陈济虽以学行闻名于朝野，但却未曾任官，是一位布衣之士。他被任用为总裁，以布衣之士总裁全书的编修工作，这完全因为他“贯穿经史百家之言”，颇有些杂家味道。太医院御医赵友同也被选充为副总裁。他本为明初大儒宋濂弟子，曾以华亭训导主持浙江乡试。道衍知道他精通医术，推荐他做了医官。其实赵友同还通晓水利，曾跟随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又是一位多才学的杂家。这些兼通百家的人物集中到文渊阁，才使《永乐大典》能编得宏富、详备。

当然不仅仅是这几位名士。参加修书的前后多达三千余人，除去文苑名士，还有不少名僧、名医以及擅长书画的人才，后来人们便习称这件盛事为“三千文士修大典”。

永乐四年（1406年）四月，朱棣来到文渊阁查阅书籍。这时正值修书工作进展过程之中，当时阁中书籍的不完备，使他感到不够满意，将解缙等翰林儒臣们召来询问。

“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解缙回答。实在不尽人意，开馆修书已一年有半，子、集尚多缺不备，这样的修书，确非朱棣所愿。

“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缺乎？”朱棣召来礼部尚书郑赐，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吏四出求购遗书。“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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