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耳目风纪”

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初一，朱棣正式颁布了他登基后第一个涉及统治方针的敕谕：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二代至汉唐宋，率由兹道。……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奋起布衣，当胡俗沉浸百年之后，奸雄睥睨反侧之余，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缵成大统。仰恩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尔文武群臣，当思各共乃职、敬乃事，勿为朋比，勿事贪黩，勿恣情纵欲，以千匪彝。至于用刑，必钦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尔惟，钦此。

表面上看，这是一份慎刑宽仁的宣言，然而，事实上句句都是谎话。当时正在追治“奸党”，建文遗臣被刑之惨，对这份慎刑宽仁的宣言不啻极大的讽刺。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仍然处在一张皇权淫威的密网之下。一套由酷吏、特务和宦官为主体的监察侦缉机构，给永乐朝的政治生活蒙上了一层脱不去的阴影。

都察院的都御史和监察御史被赋予谏诤与弹劾之责。作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他们的弹劾足以使内外百官闻之生畏。

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罢了御史台，两年后改设都察院，至十七年又更定都察院官制，使明代监察御史腰牌与六部并重，但都察院并未握有炙手可热的权势。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改都察院为御史府，因实行宽仁之治，又忙于战事，更无显政可言。朱棣登基后，恢复了都察院旧制，他将曾因接受他金钱而被朱允炆贬谪的原北平按察使陈瑛调来，任左副都御史，不久又升任他为左都御史。随着对建文遗臣的追治，都察院的地位骤然显赫起来。

倘若朱棣利用都察院只为追治建文遗臣，事情也许还不至于弄到后来的地步。可是朱棣以篡弑得位，心理上多有疑忌，陈瑛对此不仅深有所知，而且更有同感。他当年因私受燕王府金钱而名声不佳，这次入掌都察院，在竭力效忠朱棣的同时，自然要用空前的热情去显示他的威势，这就难免有小人得志之嫌。

陈瑛不仅将追治的范围尽量扩大，而且热衷于告讦，在朱棣的支持下制造了永乐初年官吏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

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劾历城侯盛庸怨诽当诛，盛庸自杀。次年劾曹国公李景隆图谋不轨，又劾其弟李增枝知情不谏，多置庄产，蓄佃仆，心怀叵测，将二人下狱收系。

驸马都尉胡观，“靖难”中曾随李景隆北伐，建文三年（1401年）被燕军俘获。陈瑛在弹劾李景隆后，指责胡观参与密谋，纳娼为妾，又心怀怨望，致使胡观下狱自杀。又弹劾长兴侯耿炳文逾秩不法，耿炳文被迫自杀。还弹劾驸马都尉梅殷，梅殷后被暗杀。指挥房昭“靖难”中固守西水寨，骚扰燕师，后来虽然迎附，但还是被陈瑛弹劾得罪。

宁远侯何福也是“靖难”中建文方面的主将，虽然永乐初一度受到任用，永乐八年（1410年）从朱棣北征，被指为“数违节度”，陈瑛乘机弹劾他“心怀怨望”。何福自杀而死。

这些人“靖难”中曾与朱棣为敌，对他们的弹劾应该也正是朱棣的本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瑛所弹劾的勋戚、官吏并不都是朱棣旧日的仇怨。

北京行部尚书雒佥曾上书朱棣，对当时私厚藩邸旧臣的现象颇有微词。因为雒佥的话代表了朝中一部分官吏的心情，朱棣没有立即治雒佥之罪，但却心生厌恶。陈瑛最善于窥察这些秘情，于是寻机弹劾雒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又纵妻笞辱属县官吏，逼索财物，强买货物于市等。朱棣为表示公正，特地命人复按。陈瑛罗织的罪名本属不实之词，复按结果却是“查实无误”，雒佥与其妻同时被杀。

佥都御史俞士吉和大理寺少卿袁复，是陈瑛的三法司同列，先后遭到陈瑛弹劾而下狱，袁复竟死于狱中。通政司参议贺银，“靖难”中有守城功，掌通政司事。因受四方奏疏后，非重务不送朱棣，自作主张送往六科。朱棣对他的做法十分不满，说他使通政司不能通政。陈瑛也将他弹劾问罪。

茹瑺曾为建文朝兵部尚书，与黄子澄不和。燕军入京师，他带头劝进，得到朱棣信用，封忠诚伯，但永乐初年也被陈瑛弹劾。茹瑺获罪系因过长沙未谒谷王，逮下锦衣卫狱，他自知不免于死，服毒自杀了。

陈瑛又弹劾工部尚书黄福，说他“不能存恤工匠”。黄福虽是建文旧臣，但并未与朱棣作过对，又颇有政声，在大名士解缙对诸大臣的评语中，黄福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贬语的人。因此，朱棣仍重用了黄福，让他担任工部尚书。这时因陈瑛劾奏，遂将黄福降一级使用，改任北京行部尚书。他还算是幸运，没有掉脑袋。

嘉兴知县李鉴奉命籍没“奸党”姚瑄，没有将姚瑄的弟弟一起逮治，于是陈瑛立即弹劾李鉴，说他对应当连坐的人没有逮系，应予治罪，并将李鉴逮送京师。李鉴向朱棣解释说，都察院行文中只有姚瑄的名字，没有他弟弟的名字。幸赖朱棣谓李鉴这是出于“慎重之意”，未予治罪。但这件事却生动地表明，陈瑛用法是何等刻薄。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陈瑛对隆平侯张信的弹劾。张信因当年入燕王府告变，成为朱棣亲信，呼为“恩张”。朱棣即位后，命他伺察藩王动静，是个专职高级特务。但陈瑛居然敢弹劾他无汗马功劳，忝冒侯爵，恣肆贪墨，强占阳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官田七十余顷，请下有司验治。陈瑛的弹劾得到朱棣的同意：“瑛言是也。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区，耕农水道所经，家僮阻之以擅利。王闻，即归其地于官。今信何敢尔！”后来虽以勋旧不问，但开始确曾命法司追治。也有的史书中记述张信曾为立嫡之事触怒朱棣。朱棣一直想立朱高煦为太子，一次私召张信，问他的意见。张信听后，变色斥道：“事干天常，岂易为耶！”这种态度使朱棣勃然大怒，他拔剑将张信砍伤，血溅衣袍。过后朱棣平静下来，又赐他新衣，称他为“直臣”，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这才是陈瑛弹劾张信的缘由。

以上只是陈瑛所劾治的人中有代表性的一些，其他被弹劾获罪的还有很多，如顺昌伯王佐，都督陈俊、曹远、王端，御史车舒，指挥王恕、林泉、牛谅等，都受到陈瑛的诬劾。《明史》上说：“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这并没有夸大其词，而且还不包括归降朱棣的那些人。

由此看来，陈瑛作为一名酷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不仅仅是竭力追治建文遗臣，以正朱棣夺位之名，而且要对一切违背皇帝意愿和当时规秩的人进行监察讦发。这是朱棣的需要。陈瑛的做法，使他得以掌握官吏的情况，所以认为陈瑛“能发奸”，宠任为耳目。这种重用酷吏滥施罪名的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后受牵连而获罪致死的诗人王穄这样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由于受到朱棣的宠信，陈瑛后来连太子朱高炽也不放在眼里，他同太子及大批朝臣矛盾日深，终于导致了后来的失败。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这种冲突一下激化起来。先是陈瑛弹劾兵部主事李贞受皂隶叶转等四人贿金，将李贞入狱。几天后，李贞妻子击登闻鼓诉冤，引起朱高炽的重视，命六部大臣廷鞫。谁知等了半晌，李贞也未到廷，直到午时只有叶转被送来。才知道李贞因不承认受贿之事，已被拷掠至死，另外三名皂隶也已笞死三日。这一来，事情闹大了。经查实，李贞并未受贿，

只因御史袁纲、覃珩赴兵部索皂隶，李贞未应，两御史忌恨，兴此大狱。于是刑科给事中耿通等弹劾陈瑛及袁纲、覃珩“朋奸蒙蔽，擅杀无辜”。朱高炽命将袁纲、覃珩系狱，并将事情奏报朱棣。不久，又发生学官坐事谪充膳夫之事，朱高炽命法司改役，陈瑛拒不执行。中允刘子春等人为此弹劾陈瑛，朱高炽对陈瑛说：“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殊非大臣之道。”

朱棣回到京师后两个月，陈瑛即获罪下狱论死，终于成为朱棣缓和诸臣情绪的牺牲品。这个善于告讦而为群臣所侧目的酷吏，被史家视为“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的小人，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中。

告讦与密察

许多人认为，陈瑛的恶劣，在于他的行为影响和带动了一批酷吏，造成了永乐朝告讦盛行、锻炼成狱的恶劣政风。其实，这一根源完全在于朱棣，正是朱棣在极力鼓励告讦，以达到控制官吏军民的目的。

作为执法大臣，刑部尚书郑赐便是以为政严苛、善伺人过而为朱棣所用的。他一上任就弹劾孙岳，指责他毁凤阳寺庙，取木材造船抗御燕军，后来又和陈瑛一起弹劾耿炳文、李景隆等人。有一次，教谕康孔高朝京师，因老母有病，顺道回乡探望老母，耽误了一些时日。郑赐便予弹劾，请逮问治罪。好在朱棣觉得探母病情有可原，恢复了康孔高的官。在配合陈瑛等人劾治建文旧臣中，郑赐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后来终为同官所间，忧惧而死。

当时以倾险闻名的还有马麟、丁珏、赵纬、秦政学等人。马麟历官工、兵二科给事中及通政司右通政等官，无以建树，专以讦发为能，纠弹诸司几无一日安宁。他后来署兵部事，仅一天时间，就因有过失而为人所弹奏，从此以后奏事才稍稍有所收敛。本为山阳县民的丁珏更是一个全凭告讦起家的小人。永乐四年（1406年）山阳里社百姓赛神，其实并没有什么不轨之意，丁珏诬告为“聚众为妖”，致使数十人屈死刀下。朱棣觉得这样一个小人对自己很忠心，立即授官刑科给事中。他居官十年，贪黜无能，专门伺察百僚小过奏闻。后来因罪谪戍时，朱棣也不得不承认丁珏所言太过：“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岂有一人免耶？”礼科给事中赵纬居官“务捃摭朝士过”，居然升任浙江副使。太子朱高炽说他“无异蛇蝎”，当非过言。秦政学虽然不在言路，却也专事告讦，是个爱进谗言的小人。这几个人都名列《奸臣传》中，除赵纬因参与“靖难”有守城之劳，得终永乐一朝，其余几个或谪戍，或被杀，也都不得善终。

朱棣还鼓励官吏的家庭内部互相讦发。清远侯王友妾徐氏曾讦王友及其妻诽谤。这种情况有悖于传统道德，很容易成为诬告。但结果是王友引伏，被夺爵。有人将银子藏在瓜中，馈送给刑部主事刘宁。刘宁妻安氏发现后，立刻告发了此事。刘宁与安氏都受到褒奖，朱棣说刘宁“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大义”，特赠白金二百两，彩币八表里，以资鼓励。

风行一时的告讦、弹劾笼罩了永乐时的政治生活，这一方面固然出于朱棣的需要和鼓励，而更重要的是当时有秘密监察系统，成为告讦、弹劾的保证。

朱棣不断派遣官吏巡行各地，考察吏治，了解民情，其中有些出巡的官吏，竟唯恐各地官民作奸犯科太少，显得自己巡察不力，于是采取了诱民犯罪的办法。给事中丁琰巡行四川，一路却无奸慝可察。因当时禁止民间用白银交易，他便派手下亲信用白银引诱乡民交易，然后再处以违禁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