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父亲和兄长的影响，华连信小时候就读过宋教仁、黄兴、秋瑾等人的书，很早就知道日本对中国包藏祸心。两年前的，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上，东北代表身穿黑衣，举黑白两色之旗入场，以告诫国人勿忘白山黑水之间、日寇铁蹄之下的关外人民，观者无不动容。华连信作为童子军依仗队员，目睹此景，不禁热泪盈眶，终于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国耻、国恨。因此，他也决不能认同“奉天”这个名称。

突然，“啪”的一声清响，李忠志后脑勺挨了一记西瓜皮。

这自然是华连孝干的好事，他喊道：“无影神剑，谁能接得住？”就往亭子外跑。

一旁的华连信向李忠志连声道歉，帮他擦去身上的瓤汁瓜子。

李忠志一笑了之，毫不生气。

华连诚又气又好笑，追上去，一把拎起连孝的耳朵，呵斥道：“胡闹！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装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武侠片！这么大的人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

华连孝在家年纪最小，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因而养成了任性胡闹的毛病。十一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还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了大力气才将其找回。华连诚心想父亲操劳事业，自己又很少回家，小弟弟平时不免疏于管教，今日这个小泼皮一再胡闹，真该好好教育一番，当下语重心长地说：“那些电影里的所谓侠士，背着一把不中不西的大刀，穿着一件非古非今的衣裳，见人即拔刀乱砍，狗打架般的乱扯，实在是‘武而不侠、勇而不义’。一个侠士之所以受人崇拜并非‘武’和‘勇’，而是在乎‘义’和‘节’。具有忠义天性，锄强扶弱，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讲究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只知道四处捣乱、助纣为虐的人，再好勇斗狠，也不是英雄，而要被世人鄙夷、唾骂。你明白吗？”

连孝感到气氛有些严肃，令他很不习惯，他怔怔地望着哥哥，似懂非懂地“嘿嘿”一笑。

华连诚本想接着数落他一番，但看到连孝的耳根子被扯红了，眼泪汪汪的，心也软了，感到这样的说教过于刻板和深奥，摸了摸他的脑袋，说：“还不快向李忠志哥哥道歉？”

华连孝委屈得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向李忠志鞠了一躬，在大家的笑声中躲到一边自个儿去玩了。

华连信听了大哥的话，有感而言：“不错，老子《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益。”

华连诚拍了连信一掌：“你抛书袋的工夫，也不比老二差吗？”

华家四兄弟在送到上海上西式学堂前，都先后在老家读过私塾，这和他们父亲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华宜农认为做学问之前必须先学会做人，而育人这一点新式小学却不如私塾，因此，他的儿子们都念过几年四书五经。

李忠志问华连诚：“华兄是干哪一行的？”

华连诚回答：“我是个当兵的。”

李忠志“嗯”了一声，似乎在思考什么，问：“原来是位老总，失敬了。可惜我没枪，不然一定打回东北去。不知老兄对眼下中日两国的局势是何看法？”

华连诚心中有些惭愧，正想该怎么回答才好，一旁的华连智则抢先回答：“中日必会迎来一场生死决战！小打不如大打，晚战不如早战！”声音斩钉截铁。

华连智在北大学习期间就是政治活跃分子，他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熏陶，思想激进，行事泼辣，认为中国目前一切苦难之根源在于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能起死回生，他常挂在嘴边的词语就是“革命救国”。凭借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才华，他很快就成为组织者和带头人，1935年冬在北平闹，遭到当局通缉，华宜农费尽心机上下打点，才撤销了他的通缉令，把他送到日本东京念书，一来是避风头，二来是想让他学些“实用”的东西，多了解日本这个对手。

华宜农主张“实业救国”，他认为只有国家物质丰富了，才有资格立于强者之林，除此一切都是空谈。尽管他反对日本侵略，但与上海的日本商界常有生意来往，三年前应岩永株式会社邀请，赴日参加樱花节。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刚毅、坚韧、节俭的社会风气，以及朝气蓬勃的日本国民，使他感触良多，深感这个对手的可畏。

但华连智在日本根本无心学习，去年因为在东京联络留学生游行声援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被日本警察拘禁了两个月，然后被驱逐回国了，在日本前后呆了不到一年，华宜农的一番苦心算是白费了。

华连诚皱了皱眉头：“你们这些学生啊，就知道喊打喊杀。打仗是我们军人的事，你们的任务是安心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和学业。你那好冲动、好出风头的毛病要改一改。”

华连智满不以为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说是好冲动、好出风头？我们游行喊的口号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面对警察的棍棒水龙头，凭的是炎黄子孙的一腔热血，反对的是政府卑躬屈膝的对日外交。难道爱国有罪，抗日犯法？大哥，你这位中央军校的高材生，思想倒是跟蒋委员长挺合拍的。我是受过民主教育的当代青年，国事如此，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

华连诚把手里的西瓜放下，说：“如今多事之秋，外有日本虎视眈眈，内有土匪军阀作乱，你们还嫌不够乱，听信谣言，搞闹事。青年学生们清谈误国，光凭一腔热血空喊抗日口号，哪里知道领袖和政府的难处？”

华连智毫不示弱，慷慨陈词：“我们清谈误国？实际上清谈何曾误国，倒是国家误了清谈！辽东四省，冀东半壁，以至于平津一带，都插上了太阳旗，政府却一味步步退让，致使倭寇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之灾迫在眼前，哪里找得到让读书人静静清谈的一片天空呢？华北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抗日救亡的呐喊不由我们这些新青年喊出，还能指望谁呢？”

华连诚耐着性子解释：“你要明白，战争并不是光凭一股热血就能打赢的！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强大的国力，拿什么去夺取胜利？就拿上海一？二八之役来说，我国官兵伤亡三万余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人，十比一！这就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差距！这些中央都不便明言示弱。青年学生空有爱国热血，却不明真相，不知天高地厚，被别有用心的政党和政客煽动，寻衅滋事，甚至发展到高层将领也受蒙蔽，以至挟制领袖，破坏政府忍辱负重的抗日政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到后来，他的情绪也逐渐激动起来。

华连智冷笑一声：“国民政府真的是没有力量抗日么？是啊，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果然是没有什么力量。可是，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三十万、五十万兵力，几千万军费。围剿十九路军和抗日同盟军这些抗日部队也都出动了十五万以上的兵力，我看国府打内战的力量倒足得很啊！这是哪门子的国民政府，整个就是一个内战政府！”

华连诚竭力说服二弟：“国民政府自定都南京以来，几乎就处于无岁不战的困难局面。政治上，共产党的赤色政权不去说，就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对中央也是叛服无常，东北实际上是张学良的私人王国，另外还有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何健，山东的韩复榘，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马家军，新疆的盛世才等等大大小小的草头王。经济上，中央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我们本来实力就远不及日本，内部还是四分五裂，究竟是先跟敌人虚与委蛇、积蓄力量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只能靠拖，争取时间一点一滴的积攒实力，再和日本放手一拼。我国近十年来努力发展工业和交通，改革币制，统一度量，国力稳步增长，建军计划进展迅速，政治也逐步得到统一，政府能在内忧外患下有这么大的成就真是不容易。国家建设需要和平，中日全面战争越往后推，局面越对我有利！”

华连智听到这里，“霍”地站起身：“那我倒要问问，东四省百万的土地和三千万的同胞丢给了日本人，政府可以忍；热河沦陷，政府还在忍；华北自治，政府还要忍下去！结果是什么？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六年内翻了一番，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我国，这就是政府所谓韬光养晦的后果！以局部的忍让换取所谓的和平，无异于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双方力量在此长彼消！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现在是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两国必有一战！现在不是什么时候和日本开战的问题，也不是和日本开战后能不能打赢的问题，而是如果不和日本开战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作为军人居然在这个时候高喊‘和平’口号，你怀疑我们学生的辨识能力，我还怀疑你们军人的忠诚呢！”

华连诚也忍不住站了起来：“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部队的每一个官兵都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说到这又缓缓坐下，尽量使语气缓和一些，以消解兄弟间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一？二八抗战，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到《淞沪停战协定》，无数中国军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屈辱的条约！目睹这一切，中国军人心里流的血比老百姓更多！这段时间，抗日宣传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经常有民众跑到军营门口痛骂我们不抗日，有的弟兄上街都不敢穿军装，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耻辱！我们求战之心和你们一样迫切。但战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没打过仗，但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要对日本赢得一场战争，对贫弱的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准备道路要走。在此非常时期，民众应当和政府协力合作，尤其是青年学生，更要体谅政府忍辱负重的难处，不要再搞那些亲痛仇快的闹事！”

兄弟俩类似的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二弟不同，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华连诚，一直认为救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军以执行安内攘外的任务，只有先“强兵”而后才能“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