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连智心中一凛，说：“阿爸，你问这个干什么，现在是国共合作……”

华宜农摇了摇手，指着桌子上的信说：“你别给我打马虎眼，从封口的蜡印看，连信的这封信到重庆时已经拆开检查过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顿了顿，又说，“从今年开始，国共两党的磨擦纠纷，在各地不断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这样的消息我已有所耳闻，你更不会不知道。依我看，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已结束，以后只怕会越闹越僵。”

华连智低声说：“阿爸，您老是明白人。”

其实，他早就得知，在今年年初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就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会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在军校政治会议上，校方开始反复强调：“当此抗战建国时期，在教育上惟有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乃能增加抗战力量，以图生存，而不容许马克思主义搀杂其间，致滋流弊”。已有高官视察学校时宣称共产党“阳用边区政府之名，阴行苏维埃红军之实，并煽惑收容大批青年，自行扩张，整顿充实，图谋不轨”，华连智听到这样的言论，想起了远在延安的连信，难免忐忑不安。

华宜农问：“你怎么看这个事？”

华连智想了想，说：“国共争端，就像是兄弟间的纷争，日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如今国难当头，不管兄弟间的这种分歧有多大，都应当一致对外。”

华宜农点了点头：“你有这种看法很好。”起身踱了几步，站住了，眼望着北方，怔怔出神。

华连智知道父亲在思念连信，也没说话。父亲是坚决反对一党独裁、反对同胞相残的。当年为蒋委员长捐飞机祝寿时，父亲就坚持要在捐献的飞机上题字“不供内战”，闹出了不少纠葛。

华宜农转过头来，说：“兄弟阋于墙，岂能不遭外侮？不管当权者怎么想怎么做，你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即使是军人，也要有民族大局观念，要有独立的人格。”

华连智应了一声“是”，父亲这话深得他心。在军校期间，校方要求每个学员宣誓“我等各本良心，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的内容，宣誓人“并代表全家宣誓遵守抗敌公约”，“如有违背，甘受领袖和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裁判”，诸如此类宣扬个人崇拜的效忠誓词，华连智读来从来都是有口无心，这和华连诚完全不同。

晚上，华母辗转难眠，华宜农问：“怎么了？”

华母叹了口气：“想起这几个儿子了。”问身边的丈夫：“现在就咱们俩个人，你倒说说看，这四个孩子，你最中意哪个？”

华宜农说：“四个孩子哪个还不是我们的心头肉？”

华母说：“别人都说我们最宠小儿子，但外人不知道，我还看不出来吗？特别是信儿走了之后，我就感觉你最中意的还是老三。”

华宜农不置可否，说：“老大不说了，就是心眼死了点，老二和他大哥相比，机巧有余，沉稳不足，才气是有的，但人品如何，要遇到大的考验才能看出来。老四被宠坏了，不经磨难，难成大器。老三少年老成，有志气有想法，行事虽然没有老二那么张扬，可这脾气却最合我的意……”

华母插话说：“其实连孝这孩子也很聪明，就是淘气了点。”

华宜农悠悠地说：“诚、智、信、孝，我真是寄托了不少希望在这几个儿子身上。老大为国尽忠，没有辜负我们这番用意。国运如此，个人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盼望这剩下的三个孩子，能对得起我们的苦心，对得起从小读的那些书，不要给咱们华家丢脸。”

华母说：“想起了诚儿，我这心还是揪着。还好安小姐没过门，没误了安家。听说安毓达把工厂迁到成都去了，不知安家大小姐现在怎样了？”

华宜农说：“安小姐没跟着来四川，听说是参军了。”

华母问：“哪个部队啊？”

华宜农说：“好像是跟着救护队一起去参加了新四军，安家也不怎么提这事。”

华母有些吃惊：“新四军？”想了想，问：“安家的二小姐今年多大了？我记得好像比连孝大一岁吧？”

华宜农皱眉说：“我哪记得人家闺女的年龄？你唠叨这个干什么？”

华母说：“我倒是想撮合撮合安家二小姐和连孝的事……”

华宜农“哼”了一声，合上了眼：“连孝才多大，你就惦念着这事？”

华母不满地说：“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连孝今年十六，过个两年也好谈婚论嫁了，如果我没记错，安家二小姐比他大一岁，女大是福，正好管管连孝这淘气的脾气。两家门当户对，当初老大和他家大小姐的事你不是也赞成嘛，有什么不好？”

华宜农睁开了眼，声音高了一度：“这是两回事！连诚和安家大小姐是原来就认识的。什么时代了，你还兴包办婚姻？你有精神别瞎琢磨，多管教管教连孝，他这任性胡闹的性格不改，谁跟他谁倒霉！”

华母见丈夫生气了，也不好再往下说，又转过话题：“老二吧，心里一直惦念着夏小姐，放不下别人，可真叫人操心。知道他今天回家，又有人过来提亲……”

华宜农说：“你呀，总是认为孩子长不大，人家现在成人成才了，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事看得比你周详多了！成天东思西想，瞎操什么心？早点睡觉！”

华连智也没有入睡，他在灯下翻看着昔日的照片，有家人的合影，也有和夏知秋的合影，和她分别整整两年了，他很清楚她从事工作的特殊性，但打听不到一星半点有关她的消息，一想到也许今生两人将永不再见，这令他几乎要发狂！他思念起当年无拘无束的生活，对如今这种死气沉沉的军校生活越发厌恶——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去厌恶。

在校期间，除课堂讲课外，政训班每个小队都派有一名训育员（指导员），这一点还残留着苏俄影响的痕迹。这些训育员和学员一起住在队上，考察学生的思想言行，经常找学员个别谈话，并在学员中秘密发展特工组织，这令华连智十分反感，讽刺这些人是“卖狗皮膏药”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有一次一个训育员说，共产党无缘无故地在三民主义上头加了“革命的”三个字，实在可恶。华连智就找来了一本孙中山写的《建国大纲》给他看，说：“你看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吗？‘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那个训育员说：“我没看过这本书。”这样的人居然是中央军校特别政训班的教员，可见国民党里的政治军官，马虎和糊涂到了什么地步！华连智觉得这种政治教育真是可悲而可笑。

特别政训班的学员许多都是资深尉官或校官，这些人在军营中滚打多年，私下交流的都是如何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之类的“经验”，言谈之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个名叫陆子峰的，听说参加过上海和南京的大战，华连智却从未听他说起过战场杀敌的事迹，听到的却是他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的本事：他在某部任参谋时，别的部队领武器，军政部的兵站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他却深通此道——他奉批得新枪五百支，便决定卖掉一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领得四百支，比其他人一支新枪也得不到强多了。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在所难免，却须向有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而作为党国政治精英培养的对象，居然是些这样的货色！

这样的情况，华连智也不是头一次领教。他经常看见一些部队驮炮的骡马瘦骨嶙峋，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带兵的人，会对这些有生命的装备弄成这么惨，这得费国家多少钱才能买来，而原因仅仅是因为长官克扣马粮赚几个钱。

在中央军校，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校中学生必须都是国民党党员，新生入校后不久即要集体宣誓以各总队为单位整批入党，而学生如找不到入党介绍人时，填写蒋介石的名字就行了，据说是蒋本人的意思，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天子门生”的感觉，故在许多学生的档案中，入党表中介绍人一栏填写的即是蒋中正，而有的学生还没见过蒋介石一面。一个执政党对入党的要求如此儿戏，华连智一时难以置信。

他不知道共产党的入党要求是什么，也没接触过共产党的政治指导员，但想想也觉得共产党决不会如此草率如此马虎。

在战时的重庆和成都，目睹政治之腐化及民间之疾苦，令他悲哀的见闻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