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正面军事压力减少了，而国民党也逐渐丧失了开战初期那种上下齐心、锐意进取的气势，一些弊端和毛病也重新显露出来，而且愈演愈烈。就拿招兵来说，《兵役法》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华连智曾到过四川广元见习，亲眼目睹了壮丁们悲惨的命运：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拴在营里，没有丝毫行动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一座上锁密封的仓库，因为不透风，据说闷死过七八十个壮丁。吃的东西少而粗劣，因为喝脏水许多壮丁患痢疾，拉肚子，又没有药，人死了就地一埋，喂了野狗，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而所见一班办兵役的人却在赌博，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个个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濒死的壮丁。这和长官们虚报编制吃空额有很大关系，一个号称万人的满编师，实际不到五千人，结果一到开战就四处抓壮丁凑数。

华连智不敢想象，这样招来的兵，怎么能打败武备精良、凶恶强悍的日本军队？如果抗战胜利遥遥无期，他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和虎口之下的她重逢？

去年年底，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发出了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转道越南河内去了上海，公开投靠日本人，一时舆论大哗。这件事对华连智的触动极大，在他印象里，高层官员中汪精卫是鼓吹抗日的积极分子，也是开战后激进的“焦土抗战”的号召者，身为中国国民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却做出了如此投敌行径，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一早，天气有些闷热。华连智到街市上闲逛，正巧遇到了华连孝和一群同学在演街头话剧，演的是汪精卫被处决的戏，以鼓舞民众，只是谁也不肯演这个大汉奸。一个同学看到华连智，大喊：“汪精卫有了，有了。”要华连智临时客串一下汪精卫这个角色，原来他看华连智是个英俊小生，而汪精卫号称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他来演这个角色再好不过，众人一起鼓掌。

华连智一听顿时大怒，拂袖而去，华连孝从来没见二哥发这么大火，赶紧让同学们闭嘴。

其实，华连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不就是演一出戏吗？他从报童那买了份报纸，想平静一下心情，不料这一看报，心却险些跳到嗓子眼了。

只见报纸上登载的一条消息是：“上海滩惊天血案，夏启益被刺身亡”，评论说夏启益担任日伪“兴亚和平促进会”的会长，为虎作伥，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鼓吹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乃是汉奸卖国贼，实是死有余辜。这条消息很简短，没有详情介绍，他赶紧四处奔走，见到报纸就买。

此时天过正午，乌云密布，很快下起了细雨，整个山城笼罩在烟雨之中，犹如水墨画一般。

华连智来到一家茶馆，无心观看雨景，随口要了一壶茶水和一碟油炸花生米，疲惫地靠在竹椅上，一张一张地翻看着厚厚一叠报纸。

窗外雨声淅淅沥沥，像有人在他心中弹着一支幽怨的乐曲，震颤着他的心弦。

这一上午他没干别的，光顾着满街买报纸了。但是，凡是报道此事的报纸篇幅都差不多，对刺杀夏启益的经过和行刺者都没有详细描述，只知道事情是两个多月前发生的，夏启益遇刺重伤，又拖了个把月才死，前不久日伪当局才发了讣告。

夏启益是夏知秋的叔父，却原来也做了汉奸，那究竟是谁杀他呢？而现在的夏知秋情况又怎样？华连智凭直觉感到，她和这事有关联。他心急如焚，真是懊悔欲死，不该留下她一个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正在心焦之时，只听后面桌子上坐下了两个人，一人说：“小段，俗话说得好：‘嘴是江湖脚是路’。我们这些走江湖做买卖的，嘴要甜，脚要勤，你可要记住了。像你这样，做事偷懒，吃饭端大碗，那可不行。”

听着声音很熟悉，但华连智神不守舍，没多加理会，忽然肩膀被人一拍，他回头一看，见那人居然是老同学司徒树羽！

华连智又惊又喜，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司徒兄，有两年没见面了吧。”

司徒树羽笑着说：“是啊，抗战军兴，朋友故旧四散，想不到在重庆见面了。”打量了他一番，“哟，穿上军装了，可真是投笔从戎了。”

华连智端着茶水坐到司徒树羽的桌旁，说：“两年来跟你们不通音讯，也不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呢？”

司徒树羽说：“在跟着我叔叔做药材生意。”

华连智见他脸上颇有风霜之色，问：“怎么做起生意来了？很辛苦吧？”

司徒树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到处在打仗，我还能干什么？只有贩点药材和山货混口饭吃。小本营生，比不得你家做大买卖的哟。天南海北到处跑，不点苦靠什么吃饭？好在也慢慢习惯了。”

他接着大略说起了来重庆做生意的情况。原来川、滇、黔都是中药材和山货的重要产区，重庆就成了这些货物的主要集散地，不少全国知名的老药号都在此设有仓库和店铺。各地运来的药材、山货大量堆放在这里，以待出售，外地来此购买的货物也在此等待车船运至省外。

华连智问：“在重庆生意好做吗？”

司徒树羽还没回答，身边那个姓段的伙计却学着四川话插嘴说：“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认钱不认人。”

华连智和司徒树羽相视一笑，又问：“现在到外地的路好走吗？”

司徒树羽摇头说：“不好走，从国统区到日占区，一路关卡，盘查很多，但话也说回来，有钱能使鬼推磨，老总们只要给钱就能放行。能拿到上好的货，钱还是能赚一点，如果看不准货，那就血本无归。”他说到这，微微一笑，“别光说我，也谈谈你的情况嘛。我在报纸上见过你的报道，你可是跟蒋委员长都合影过的啊。”

华连智苦笑了一声，说：“没什么好说的。”简单把自己在中央军校的情况说了，言语中显得心神不定。

司徒树羽见他桌子上放着那叠报纸，翻看几眼，便知道他的心思，说：“我前两个月在上海，正好听说夏启益的事，这事在上海滩传得轰轰烈烈的。”

华连智精神一振，忙问：“究竟怎么回事？”

司徒树羽说：“听说是有人打电话邀夏启益到租界谈事情，结果夏启益到那一下车，就被埋伏的枪手当靶子打了，说是中了四五枪。有人说夏启益命大，穿着钢丝背心，而且日本人请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来动手术，把他从阎王爷那拉了回来；也有人说日本医生开膛破肚，就是找不到子弹，那子弹有毒，遇血即化，无影无踪。什么离奇的说法都有。不管怎么说，这大汉奸最后还是一命呜呼了。”

华连智问：“知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谁打的电话？”夏启益当了汉奸头子，成为众矢之的，平时出门一定倍加小心，究竟是什么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冒险进入租界？

司徒树羽说：“八成是军统干的，前面已经有好几个汉奸就是这样被干掉的，不过那几个都没夏启益职位大。至于里头的细节，外人无从得知。”

“抓住了刺杀者没有？”

“当局大肆搜捕，抓了不少人，里面有几个是真凶，谁也不知道。”

华连智的心怦怦直跳，压低了嗓音问：“知秋一直留在上海，她的事情，你知道吗？”

司徒树羽微一迟疑，摇了摇头。

华连智两手绞在一起，眉头紧锁，他眼前浮现出夏知秋被日伪特务追捕的画面，一想到她可能落到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手里，不禁毛骨悚然。

司徒树羽岂不知道他和夏知秋的恋情，说：“知秋是个好姑娘，好人会得老天爷眷顾的。”

华连智说：“我早就不信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套了。日本人造了多少孽，中国人遭了多少罪，老天爷的报应在哪里？”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大口。

司徒树羽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也不信有什么老天爷，但我相信这个世上有天理，那就是邪不胜正！”

华连智沉吟片刻，问：“你在那边，晓得瑞林的情况吗？”他和司徒树羽、邵瑞林三人都是好友，邵瑞林和他还是河山县老乡，两年来一直杳无音讯。

司徒树羽叹了口气，说：“瑞林可惜了。”

原来，邵瑞林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河山县沦陷后，他看到日军进城，就拿了早稻田大学的毕业证和父亲等乡绅到城门口，打着太阳旗和纳粹德国卐字旗欢迎日军，很快就被日本人任命为县长。

华连智十分吃惊，想不到邵瑞林堂堂热血青年，居然主动投敌！他问：“他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

司徒树羽说：“邵瑞林归国后就一直不如意，正遇到全国反日浪潮，因为是日本学校毕业的，遭到当地人的排挤，进不了政府，只能开了个小私塾，教几个学生勉强糊口。他的志向你也知道，就是要为官一方，有所作为。当个小小的私塾老师，怎么能称心呢？”

华连智皱眉说：“唉，就算生活不称心，也不能投靠日本人哪。”

司徒树羽说：“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谁也不清楚，除非能当面问他。再说了，投靠日本人的又何止他一个？抗战以来，投降日寇的汉奸军队，成千上万！咱们国家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汉奸太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华连智说：“汉奸太多，缘于咱们国家民智不开，教育不兴，平民百姓乃至许多下层官兵，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没有民族观念。”

司徒树羽摇了摇头，说：“汪精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做得还不够大？学识还不够高？他不也走了这条汉奸路吗？你可别小看了人民大众和广大下层官兵，中国真正的力量就蕴藏在他们当中，将来抗战的胜利，也要依靠他们来实现。”

华连智听到这，心念一动，压低嗓门，问：“司徒兄，你……是不是共产党？”在学校期间，他就知道司徒树羽喜欢研读共产革命的书刊。华连智曾读过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对共产党的言论观点并不陌生。

司徒树羽微笑了一下，认真地回答他：“共产党时时刻刻都在人民群众之中，没准也就在你我身边。”

华连智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话问得冲动而鲁莽。

他和司徒树羽，走的是不同的两条路。

这天晚上，他想了很多，除了夏知秋，还有投奔共产党的弟弟连信，还有未来等待着他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