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组织县维持会，日本人到处张贴告示：“皇军诚心访谘父老，求拜贤能，物色各方公正士绅出面维持秩序。”这可又是一大难题，因为谁也不愿意出这个头戴汉奸帽子。鹰木少佐召集县里十几个知名人物开会，推举维持会长人选，但谁都害怕自己被选上，这个说自己老朽年迈，那个说自己体弱多病，相互推诿了大半天都没结果。鹰木气得七窍生烟，威胁说如果推举不出人选，谁都别想走，什么时候有了结果什么时候放人！最后邵瑞林想到了隐居田园的方惠亭老先生，把他的名字提出来，其他人见选的不是自己，立刻全部通过。

鹰木少佐一看推举出了具体人选，便问方惠亭是什么样的人，得知方老先生在地方上素有威信，而且做过前清知县，十分满意。当得知县城里好几家店铺的匾额都是方老先生题的字，鹰木立刻跑去观看，但见这些字一笔一划严正端方、气势不凡，顿时大为惊叹，他对汉字书法还是有些研究的，连连点头：“哟西！哟西！字如其人，方惠亭先生一定是个大大的好人，正是大日本皇军要找的人，这个维持会长一定要请方老先生来担任！”

于是，日军便派了许多人来到方家，轮番劝告方惠亭出任维持会长一职。但无论汉奸们怎么软磨硬泡，威逼利诱，方老先生一概严词拒绝：“我堂堂轩辕华胄，黄帝子孙，岂能做倭寇的走狗！”不少相识的说客还被他一顿痛骂，羞愧而去。

日本人倒也有耐心，磨了半个月，最后鹰木少佐备了厚礼，亲自登门拜访，先不说正题，而是说了一通两国亲善的鬼话，接着送出厚礼，索要墨宝。方老先生没有拒绝，大笔一挥，书下“还我河山”四字相赠，凛然道：“我中华自汉唐以来，对你日本可谓仁至义尽，教你们文字礼仪，教你们农桑之务，何曾欺过你们？尔等乘我中华羸弱，一朝得志，立刻反噬恩主，忘恩负义，定遭天谴！不早日滚出中国，必死无葬身之所！”鹰木如同被扇了几个嘴巴，气得直翻白眼，悻悻而归。

方老先生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让家人分头到亲戚家躲避，自己沐浴更衣后，上吊殉节。日本人为方老先生气节所折服，也没有再为难他的家人。后来，这个维持会长就让年纪轻轻的邵瑞林当了。

华连智听后只觉得脸上发热，又是惭愧又是钦佩。

一个邻居大婶说到这骂道：“那个姓邵的真不是个东西，好歹方老先生也曾教过他，谁料他居然甘当汉奸，鞍前马后的替东洋人跑腿，方老先生的死一大半是被这个小畜生气的！当真是好人没好报！”

她老伴赶过来，拉了拉她的袖子：“莫这么大声，祸从口出！你要晓得现在是东洋人的天下，当心有人把你告了，抓到县里去就有苦头吃了。”

那大婶依旧气愤难平：“怕什么呀？我就不信老天爷瞎了眼！总有一天汉奸王八蛋个个不得好死……”

老伴一把将她拉开，走远了才低声说：“你晓得什么？咱们县里出的汉奸还少吗？那个姓华的人报纸上登过，我认得的，就是个汉奸……”

那大婶回头看了华连智一眼，脸色完全变了，仿佛在看一只狼，又是憎恶又是害怕，跟着老伴匆匆远去。

华连智苦苦地笑了，忽然觉得天下虽大，已无自己的容身之所，他将手里的礼物狠狠扔进了池塘……

路边的小贩唱起了生意经：“正月打春饼，二月卖春笋。三月摸蛤蜊，四月抓乌龟，五月端午粽，六月凉粉西瓜生意兴……”

听着这熟悉的歌谣，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加快了步伐，他再也不会回故乡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已经无脸再呆在家乡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打死，要死也不能这么胡里胡涂的死去。他把心一横，辞去了小学教师的职位，怀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去了上海，去担任《青年日报》的副主编。

他最难以释怀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会因他而受到怎样的打击。

当华连智“取义成仁”的消息发布后，华宜农一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这是抗战以来他们家牺牲的第二个儿子，那些天前来吊唁的官员、朋友、乡邻络绎不绝，记者也是一拨接一拨，门口摆满了花圈，不少高层人士和社会名流撰赠挽联，诸如“气壮河山，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等等，可谓哀荣一时，华家虽然伤心不已，但心底里总归有一份安慰。可是不久，那些登门的人一个也不来了，许多花圈和挽联也被撤走，军令部倒是来了一个军官，黑着脸把华宜农夫妇喊进里屋，告诉他们，华连智并没有死，而是变节当了汉奸，政府现在不想张扬此事，但必须彻查他们全家，以排除通敌嫌疑，希望他们识相些，配合调查。

华宜农老两口一听这消息，如同五雷轰顶。华宜农近来一直伤痛次子去世，又听到这等噩耗，怒气攻心，一下子就病倒在床。华母听到儿子没死，悲痛之情居然大减，只说：“现在想来，这孩子就是个秀才，其实不该去带兵打仗。”华宜农气得直捶床沿：“这个逆子，丢尽了华家列祖列宗的脸面！还不如当初没这个儿子！谁要是再提他，谁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韩小慧也为华连智难受，她已经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即使华家有人把她当个丫头看待，她也默默忍受，因为这个家对她有恩，有宽厚的华老爷，有爱护她的连信哥哥，还有那个调皮捣蛋的连孝……她一直想报答这些人，但华家这么有钱，她又有什么力量报答他们呢？现在华家出了这种事，她只有用自己的心去抚摸这个家的伤痛。

她放心不下的是季初五和高克平，从连智的来信中得知他俩和他在一个部队。她悄悄跑到各大报社去问，又跑去问军令部新闻发布处，不知受了多少白眼，但谁也没告诉她这两人的下落，在他们看来，这个小丫头压根就不值得重视，况且，战争中一个小小的连长、营长的生死，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最后，有个报社记者看这小姑娘可怜，也感叹她的一片真心，便告诉她，根据日伪的消息，华连智所在的那个旅打得伤亡惨遭，最后活着的人都投降日本人了。

小慧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一场，她坚信季初五和高克平是绝对不会向鬼子投降的，肯定是牺牲了！她眼里噙着泪花，用白纸做了朵小白花戴在胸前，跑到江边的山坡上，望着东方，望着季初五他们出征的方向，久久地伫立，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华家上下此后都不敢提华连智之事，但外人可不管这些，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华连智变节一事很快就传播开来，左邻右舍不免指指点点，有人晚上在他家门贴标语，扔石头，弄得华家一出门就抬不起头。小慧上街买菜，竟也被人拿烂菜帮子扔，骂她是“汉奸家属”，不卖菜给她，她呜咽着跑回家，却不敢对别人说起。

这倒还罢了，有一次华连孝放学回家路上被几个学生围殴，这几个学生的父亲兄长都是抗战而死的，对汉奸尤其痛恨，连孝也是个撒泼性子，替二哥辩解了几句，说二哥决不是汉奸，红着眼睛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结果寡不敌众被按倒在地打得鼻青眼肿。连孝一边挨打还一边骂，要不是小慧赶来死命护着他，还不知这事会闹到什么地步。

回到家，华宜农一听小儿子居然为那个逆子和同学打架，也不问清楚，从病床上爬起，拿起鸡毛掸子就抽过去：“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连孝不躲不闪，结结实实地挨了几下，一抹鼻子上的血，梗着脖子说：“滚就滚！”一怒离家出走。这可把华母急坏了，到处托人搜寻，一个多月后才把连孝找回来，这小子这些日子整天跟着一群二流子混迹于茶肆、酒楼和赌场，过着饱一天饿一天的日子，回来时衣裳邋遢，满身虱子。

这学校是怎么也不能让连孝去了，华母便请了大学里的老师来教授他高中课程，当时有数十所沿海地区的高校迁入重庆，一时间，重庆人文荟萃，名校汇聚，只要肯花钱，倒不愁找不到老师，只是连孝心也变野了，无心学习，隔三差五地溜出去找那些狐朋狗友赌钱，他以前在家就学会了搓麻将，很快又把牌九、骰子、纸牌诸般玩意学了个遍，玩得不亦乐乎，赌徒们都知道他是华家的小公子，放长线钓大鱼，慢慢套他手里的钱。

华母一贯溺爱小儿子，华宜农病倒在床，也管不了这么多，连智之事不但摧残了他的健康，还摧残了他的产业，他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捐出了一半家产，这是为了赎罪，也是为了继续把生意做下去。迁渝初期那种兴旺的好景是短暂的，进入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而纺织厂的钢丝布、钢篱、梭子、通丝、辫带、提花纸板等物资都需要进口，随着进口渠道的完全中断，企业顿时陷入了窘境。

企业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大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工矿企业的原材料、工资、税收等开支飞涨，维持生产周转所需的流动资金越来越大，即使千方百计筹得一点流动资金生产出产品来，出卖后所得货款也远不足以买回产品的原材料。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商业投机获利大于产业利润和银行利息，银行家便把资金转向商业投机而减少对工业的放款，工业企业的资金贷款来源困难，生产也就无法进行了。雪上加霜的是国民政府的物价统制政策，按这个规定，加工每包纱一万两千元、每匹布四百二十元，但实际上工厂完成加工，前者至少要一万五千元，后者要七百六十元才能保本。这样，每生产一包纱就亏三千元，每匹布亏三百四十元。真是做的越多，亏得越大！而且平价的煤、原料、米和定货单都给了官僚资本企业，民营企业不在照顾之内，原本华宜农还能走走关系，但华连智投敌则彻底堵塞了各种渠道，过去一些常来往的官员及客户都避而远之，各个部门层层剥削起华家企业更是肆无忌惮。华宜农拖着病躯四处奔走，徒劳无功，反而受尽奚落和冷眼，病情愈加沉重，企业也面临倒闭。

家里最后一个得知华连智变节消息的就是华连信了。

华连信是在延安学习结束后返回山东的途中，经过晋东南的四山抗日纵队时，通过他们缴获的敌人报纸得知华连智投敌变节的，此时已经是1942年暮春季节。当时抗日根据地与外界信息交流很少，敌方的报纸是了解外界信息的一个渠道，有的新闻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一些指挥员有收集敌人报纸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