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又是一个抗粮的案子。完粮交赋，自古以来就是做老百姓的天职。没有百姓的粮赋，朝廷吃什么？官府吃什么？八旗绿营吃什么？国家缺了粮赋，还能维持得下去吗？盘古开天地以来，哪朝哪代不是把向百姓征粮征赋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同样，也把百姓的抗粮抗赋当作头等大案来镇压。抗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罪名！聚众抗粮闹事，简直如同反叛，镇压讨伐，理所当然。杀一儆百，镇压东乡的目的就是要稳住整个四川，甚至全国。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丁宝桢的话并没有错，身为朝廷命官的张之洞也知道此中的关系。

那么，东乡这个案子就不要去翻了？抑或是自己不去插手，让别人去做？

张之洞背着手在书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夫人亲手端来的银耳羹摆在书案上很久了，他也没有心思去喝一口。他焦急着，心里烦躁不安，脑子里思绪纷杂，一团乱麻似的难以理清。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冷漠淡然，决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份，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两司：明、清两代对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称，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主管全省财政与民政等事务，从二品，因其衙门简称藩司，所以也称藩台，或沿用明代的叫法，尊称为“方伯”。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正三品，因其衙门简称“臬司”，所以又称“臬台”或“廉访”）。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人民申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耗羡：在赋税外另征加耗抵补实际耗损后的盈余。又称火耗，即地丁漕粮及其他杂税，以折耗为名另外征收的附加税。如征粮，借口雀鼠损耗在正赋外另增收耗米；征粮改征银后，除借口熔化银两增收火耗外，对原增收的耗米也折银照征，亦未因无耗而减征）、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伕马局（伕马局：相当于驿站，清同治初年在四川各州县设立。由地方官委派乡绅设局，按粮派钱，以备随时支应军需。初为镇压人民起义而设，随后各厅州县积习相沿，仍借支应兵差名目任意苛派，伕马盈千累万，多于正供数倍，成为地方官绅与伕马局绅敛财的工具）、三费局（三费局：晚清四川规制司法费用的机构。三费指官府受理命盗案件所需的招解、勘验、缉捕等费。其费自道光以来皆苛派于地邻，书役里胥借此敲诈勒索，每出一案，祸延数十户，扰及数十里。一家发案，邻户皆逃，乡民多有因此倾家荡产者。同治初，各州县纷纷实行按粮摊派，专用作三费供支）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的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做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懿娴！”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也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儿？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怎么啦，四爷！”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意地站在书案边。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和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张之洞对夫人说：“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川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身为大清詹事府（詹事府：国家管理皇后和太子事务的机构。清自康熙后虽不设太子，但仍沿置詹事府，作为翰林官迁转之地。詹事府掌经史文章之事，凡充日讲官，纂修书籍，典试、提学等差，均与翰林官同。凡秋审、朝审及下九卿翰詹科道会议之事，均有詹事府官员参加。）官员，理所当然应该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我朝深仁厚泽，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二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顺治元年，世祖告诫群臣，凡官吏蒙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又下令严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特颁“永不加赋”之谕。此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辟，乃列圣相传之心。顺治十年，圣谕告诫：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二十四年又规定，凡官吏犯有贪污之罪，概不宽免。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发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唯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开饭”。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了。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察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棻前往东乡。祝士棻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天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香师，我们怎么能不急呢，我们不能在北京久住呀！若此案无一点进展，如何回川见父老乡亲呢？”杨锐满是稚气的圆胖脸上流露出几分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