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怎么办？张之洞反复思忖着、推敲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他想：假若子青老哥、阎丹老他们在就好了。他们都曾在最高层待过较长的时间，对太后、皇上和满蒙亲贵大臣较为注意，这样一场关系全局的大事，他们会因了解内情而比局外人看得清楚些，高远些。可惜，他们都先后故去，不在人世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桑治平。桑治平携带秋菱，离开总督衙门至今将近两年了。近两年来，他曾多次想起这位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挚友兼儿女亲家，想起桑治平帮他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种种往事。他相信桑治平的离去，确乎是出于情感的原因，但也有可能出于别的缘故。他很想能在哪天，突然再见到老朋友，大家放开心胸来畅谈一次就好了，但现在一去两年竟然杳无音讯！桑治平他究竟现在将家安在何处？是回故乡了，还是寄寓在另一个地方？此刻，倘若桑治平在身边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张之洞顿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可商大事的人太少了！

张之洞一面密切关注着京师和湖南的动态，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在这山雨欲来的前夕，怎样才能最好地度过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这时，有一个人突然来到武昌，他无意间给张之洞廓清迷茫，点明津渡。此人便是他的姐夫鹿传霖。

鹿传霖本是一个官运极亨通的人。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光绪二十一年又擢为四川总督。郎舅二人均为督抚，在中国的官场上并不多见，既被人羡慕，也易遭人嫉妒，于是郎舅相约书信往来可多些，礼物馈赠则从略，公务上的事，也尽量少往来。去年，鹿传霖却被革去了四川总督，在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上跌了一个大跟斗。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失责，而是因为与西藏拉萨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

达赖对鹿传霖不满意，上书朝廷告状。清廷对西藏一向采取笼络安抚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朝廷尊严，其他事，在朝廷看来都是小事，不妨都依着他们，只求不出乱子，彼此相安无事。面对着达赖的状告，主持军机处的奕只能舍弃鹿传霖而安抚达赖。就这样，鹿传霖冤里冤枉地丢掉川督纱帽，回到直隶定兴老家休养。

鹿传霖做了一世的官，骤然间去职为民，这种失落感如何平息得了？何况他一直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心里很委屈。过了几个月，待新川督上任，与西藏上层重修旧好后，鹿传霖便开始谋求开复的路子。他自然与京师大员广有交往，不少王府要宅他都去过，也暗中送了重礼，其中一条路上他下的功夫最大，也最有成效，这便是通往荣府之路。

光绪十五至二十年间，荣禄做西安将军，这期间鹿传霖做陕西巡抚。那时，一个是西北军务的总头领，一个是陕西地方的最高官员，职位的关系，使得他们联系很多。荣禄虽出身满洲贵族之家却并不是平庸的纨绔子弟。他好读书，也颇有才情，对翰林出身的鹿传霖有几分尊敬。而鹿传霖则更是做官的好手，深知结识荣禄这种人，对自己仕途的重要性，遂倾心相交，殷勤款待，故二人交往颇深。光绪二十年，荣禄内召时，还荐举鹿传霖署理暂时空缺的西安将军。

现在荣禄正受太后的宠爱，出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炙手可热，是一个极好的奥援，故恭王的大丧之仪结束后不久，鹿传霖便又来到京师，这一次他干脆应荣禄之邀住进了荣府。荣禄告诉他一年前革职的事是恭王办的，现在恭王去世，最大的障碍已消去，这是天赐他以起复之机，准备近日就进园子去为此事面奏太后。过几天荣禄兴冲冲地告诉他，太后已准奏，只是眼下尚无一合适职务出缺，叫他回定兴县去耐心等待，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鹿传霖自是欣喜万分，回到定兴，老两口商量，多年来没有与弟弟见面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去一趟武昌，姐弟郎舅叙一叙，过些日子起复后，就没有时间了。就这样，鹿传霖夫妇在几个男女仆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昌城。

能在分别许多年后重见姐姐、姐夫，真让张之洞和他的全家欢喜了好多天。张之洞与这个姐姐虽不是同母，但都是幼年失恃，彼此心意相通，故姐弟情分还是深的，而今都过花甲，更添一重珍惜晚年的感叹。家宴上，张氏姐弟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着王安石的那首送给姐姐的名诗——《示长安君》：

少小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沙程万里行。

欲问归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在闪烁的烛光下，在弟弟已成国家栋梁的今夕，老姐弟俩背诵着这首儿时喜读的七律，其乐也融融，其情也洽洽。

佩玉母子和念礽夫妇陪着老两口登黄鹤楼，游龟蛇二山，参拜归元寺，凭吊鲁肃墓。几天下来，老两口说再也走不动了，不看名胜古迹了，要坐下来和家人好好说说家常，聊聊天儿。老姐姐和佩玉、环儿絮絮叨叨地说些琐细事。张之洞则请姐夫在他的书房里共诉宦海况味，当鹿传霖说到他近来在荣府住了半个月，又说荣禄如今圣恩优渥时，张之洞猛然想起，何不借此机会请姐夫谈谈京师的时局！

“滋轩兄，你这次在荣府住了半个月，你看荣禄对维新一事的态度如何？”

“荣禄反对变法。”鹿传霖不假思索地回答，“正月里，在总署召见康有为时，他的态度最为明朗。我们在一起闲谈时，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皇上年轻不懂事，受翁同龢的影响，听信了康有为的煽动。康有为并不是真正为了大清的强大，他是因为仇恨他们满人，想自己上台掌权，变法只是幌子，可惜皇上阅历浅，看不透这点。荣禄说，他很为皇上担忧。”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问：“荣禄怎么敢这样说皇上？”

鹿传霖不以为然地说：“荣禄背后有太后啊，太后支持他，他还怕什么！”

张之洞早就从来自京师方面的消息中听到一种说法，他想从这位熟知朝廷上层的至亲处得到验证：“不少人都说朝廷分后党、帝党两派，依你看，有这个事吗？”

鹿传霖思索了一下说：“后党、帝党的说法，我在陕西、四川时也听说过。依我看，无论太后和皇上，都不可能有意组一个自己的党派。皇上虽不是太后亲生，论血脉来说，是太后最亲的亲人，何况四岁即入宫教养，与亲生并无多大区别。太后既已归政，何必再事事牵制着皇上？这是从太后的一边来说。从皇上一边来说，满朝文武都是他的臣工，他有必要再树一个帮派吗？那岂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

张之洞也觉得此话有道理，从常情来说，确应是这样。但许多人都这样说，难道都是无中生有？

“依你这样说来，朝廷文武都应该听皇上的了，但为什么又说太后支持荣禄，荣禄就有胆敢说皇上的不是了？”

鹿传霖笑了笑说：“香涛，你是个聪明人，过去在京里也住过将近二十年，你应该知道太后的性格。我们这位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太后。”

张之洞点点头表示赞同。

“皇上亲政十年来，尤其是甲午年来，太后和皇上之间有了些隔阂。这隔阂本源于皇上的夫妻不和，皇上不喜欢皇后，而喜欢珍妃姊妹。皇后常向老姑母诉苦，惹起了太后对皇上的不满。再一点是二人性格的不同。太后刚强决断，敢作敢为；皇上柔弱些，遇事拿不定主意，听翁同龢的多。太后对皇上这种性格看不惯，有汉高祖‘盈儿不类我’的感叹。”

张之洞笑了：“父母太强悍了，儿女反而强不起来，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形也多。”

“太后与皇上的分歧终于在甲午那一年的战争中明朗了。皇上听了翁同龢的意见，对日宣战，结果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在外人面前暴露了我们大清国的虚弱，太后很是恼火。她是力主和谈的。一开始就和谈，日本不知底细，还不至于太猖狂，结果仗打败了，再来和谈，那就只有听凭人家漫天要价了。太后从此对皇上不太相信。太后听政三十来年，朝中文武多是她选拔的，自然对她感恩戴德，尤其是甲午战事中主和的一些大臣，更觉太后英明，于是常去园子里看望太后，向太后请安禀事，这样无形中间便形成了一个派别。十年来，皇上也选拔了一些人，其中主战的那些人自然觉得跟皇上脾性相投，奏事也多些，于是也似乎形成了一个派别。”

张之洞笑了笑说：“说了半天，你又回到我的问话来了，其实朝中确实是有后党和帝党两派的。”

鹿传霖摆了摆头说：“依我看，还是不能用后党帝党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并没真正形成一个党派：有头领、有宗旨，常在一起集会议事，就像当年你们的清流党一样。”

张之洞忙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党，只是大家合得来，共同的话题多些、相同的看法多些罢了。”

鹿传霖大笑起来：“你看，连清流党你都不承认是一个党，现在京师两派的内部关系比起你们当年来差得远了，还能叫党吗？”

张之洞只能笑而不答了。

“除开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与太后比起来，皇上的力量太弱了，不足以形成一个与太后相对峙的集团，尤其在长麟、汪鸣鸾、文廷式等人革职去京后，除开一个翁同龢外，几乎再难找几个大臣是一个心眼儿跟着皇上走的。这原因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朝廷大臣都是太后选拔的，皇上办事不力，甲午一仗的失败罪责虽然都算在翁同龢身上去了，但许多人心里都认为皇上是该负责任的。这些原因加起来，使得朝廷中文武大多认为皇上治国远不如太后。皇上哪能有个什么党啊派呀的，与太后分庭抗礼呢？”

鹿传霖这番话引起了张之洞的深思。照这样说来，即便维新变法得到皇上的支持，倘若太后不赞成的话，也是办不成的了。“滋轩兄，你说荣禄是反对变法的，且得到太后的支持，如此看来，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了。有消息说皇上准备在全国行新政。这样大的事情，皇上若不得到太后的允准，应是不会单独做的。从这点看，太后又是支持皇上的了。这些事情，真叫人摸不清底细。你说呢？”张之洞说。

鹿传霖手握茶杯，凝神良久，缓缓地说：“真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叫人摸不清底细。我在京师也听到皇上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变法行新政的传言，又的确亲耳听到荣禄反对的话。照理说，这样大的事，皇上是会先禀报太后的。我想，事情有多种可能：也可能皇上已禀报过太后，也可能根本未禀告；也可能太后同意局部变一变；也可能太后现在同意变，今后遇到麻烦事又不同意变；也可能太后这次打定主意先在一旁看皇上的行事，若不行了，再出面干预。总之，情况很复杂。但不管如何，有一点我是看得清楚的。”

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姐夫，听这位极具做官才能的前川督谈他的官场见识。

“香涛，这话我只是对你说，这是我们郎舅之间的私房话，你听听就完了，也不要对别人说。我刚才说的荣禄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康有为要变法是因为仇恨满洲人，这句话很能代表满洲官员的心态。变法若不伤及他们的利益则罢，若一旦伤及，他们就会在这一点上，消除他们内部的一切恩怨而联合起来，皇上的压力就大了。倘若到那时，他们推出太后来做首领，皇上便只有退让一路可走。但是，香涛，你是知道的，历朝历代，哪次变法又不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呢？咱们大清朝哪些人的利益大？还不是满洲人！今后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便不是什么变不变法的事了，而是要不要祖宗江山的事了，保不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事都有可能出现。”

张之洞听了这话，想起自己与康、梁等人的接触，浑身不舒服起来，说：“滋轩兄，你不久就要起复了。我请教你，面临这种局面，你将怎样办？”

鹿传霖摸摸圆滚滚的下巴，说：“我一向有个老成法，吃不准的事，稳着办。我起复后，多半还是到哪个省去做督抚。若皇上要行新政了，我当然只能奉命，因为是皇上的圣旨，我不能违抗；但我也不急着办，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说。大局未定的时候，我也不说变法好，也不说变法不好，随大溜，不做出头鸟，最保险。”

此即从孔夫子那个时候便有、一直绵延不绝的“乡愿”。张之洞过去一向厌恶，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保乌纱帽的稳当办法：“你看看我这个湖广总督，面临这样的局面，要怎么办？学你的稳办法吗？”

“你大概不行吧！”

“为什么？”

鹿传霖放下茶杯似笑非笑地说：“普天下的人都说，湖广总督是个新派人物，办洋务局厂、引进西洋技艺、学洋人的劲头大得很。还有人说你张香涛与康有为、梁启超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说康有为的靠山，在朝内是翁同龢，在朝外就是你张香涛。你看，你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如何还能稳得住！”

一丝恐惧感突然涌上张之洞的心头，他仿佛发现一向阳光普照的宽广仕途上突然罩上阴云黑雾，变得逼仄迷蒙了。素来好强的湖广总督不由得求助于姐夫：“滋轩兄，看来一场大风大雨的到来是避免不了的事。你要帮我出出主意，让我平平安安地度过去才好。”

鹿传霖莞尔一笑：“香涛，实话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和你老姐姐这次专程来武昌的目的。我从京师回定兴后，对你老姐姐说，香涛眼下处在风口浪尖上，不知他自己意识到没有？你老姐姐说：‘你是他姐夫，又长他几岁，你不能袖手旁观哪，要去和他谈谈。’我说，香涛为人固执，怕听不进别人的话。你老姐姐说，‘即便听不进，也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