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知道这是姐夫在敲自己，忙笑着说：“我虽然有点固执，但在你的面前没有固执过，你不要以此作为借口。”

“我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来武昌了。”鹿传霖也笑了起来，“我为此一直反反复复地在想，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得向太后、皇上表明一个态度。”

张之洞有点犯难：“这个态度怎么表？是赞成维新，还是反对维新？”

“要表一个这样的态度。”鹿传霖慢悠悠地说，“你既拥护新，又不反对旧；既愿大清强盛，又要守祖宗基业。一路上我琢磨此事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叫作：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张之洞在心里喃喃复述着姐夫的这十六字真诀。这篇文章怎么做呢？他苦苦地思索着。

六、集湖广幕府之才智，做维新护旧之文章

这一天在签押房，他刚放下手中的笔，又想起鹿传霖的那一番话来。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捻着下巴下的灰白长须，凝神思考起来。正在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

“什么事呀！”

“香帅，”梁鼎芬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这些天两湖书院的学生们，因湖南《湘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大辩论。”

“是不是易鼐的那篇文章？”

“正是。平时向往新学的拍手叫好，崇尚旧学的则深恶痛绝，双方各执一端，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课都没有心思上了。”

张之洞盯着梁鼎芬说：“你的看法呢？”

梁鼎芬略做思考后说：“易鼐的那些说法，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说服不了那批新学迷。”

“什么不能完全接受！”张之洞站了起来，“应该是完全不能接受，我去和他们辩论。”

“太好了。”梁鼎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搬总督这个救兵的，“什么时候能去？”

“两湖书院非一般地方，我得要先准备下才行。第一得有的放矢，第二还得言之有据。节庵，学生们争辩的要点在哪几个方面？你给我说说。”

梁鼎芬想了想说：“依我看，学生们争执最烈的有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学和西学哪个更重要？二是西学不要三纲五常，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本，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三是大家都去学声光电化这些学问，今后科举如何考，考什么？光声光电化就能治国强兵吗？四是君权与民权，百姓应不应该有权？是君权大还是民权大？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问题，这几个是主要的。”

“行，你回书院去吧，待我思考思考。”

梁鼎芬走后，张之洞重新拿起笔，批起公文来。

中午吃饭时，张之洞又想起了写文章的事。突然，一个灵感在脑子里闪动：何不将去书院讲学与写文章表明态度这两件事当一件事来办？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张某人该说些什么。给太后皇上看的文章不用奏折形式更好，它可以在报上公开发表，让天下人都知我张某人的态度，免得众口悠悠说三道四。这些报纸还可以通过别人之手转呈太后皇上，如此，太后皇上也看到了。它所起的作用远比上一道奏折大得多。

放下碗筷后，此事便这样决定了。张之洞随即通知衙门总巡捕，说下午要在书房里写一篇重要文章，除朝廷来圣旨外，任何人不接待，任何事不办。

兴许是常吃赵茂昌送的特制人参的缘故，张之洞虽然已六十有二岁了，外表看起来很苍老，精力却依旧旺盛过人，上个月环儿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老翁得子，不仅有添丁之乐，更有高寿之兆，张之洞因此更增自信之心。尤其是当一桩富有挑战性的事来临时，更能激发他年轻人似的兴致和热情。他放弃惯常的午休，离开餐桌后便赴西院书房。

他提起笔来，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后，张之洞自己都有点惊讶：怎么会写得如此畅快通顺？而且一下笔便为新、旧两学定下了基调：新可救时，旧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旧之弊在不知通。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新学旧学的争辩中，邪说暴行便乘隙而入，这将是中国的祸乱之根。

再将这段话复读一遍后张之洞也释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福至心灵的缘故，而是自己多年来的认识。尤其是在看到《湘报》上易鼐的文章和岳麓书院的《辑录》后，时常思索的结果。其实，没有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的思索如同乱麻似的，没有条理，也不得要领，用心来做文章，条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领也便出来了。张之洞既感欣慰又觉惋惜。欣慰当年写作《轩语》《书目答问》时的能力还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来杂事纷扰，案牍劳形，使得自己几乎没有一种安宁的心境来握管作文，不能为后人多留下一些诗文书册。唉，有文则无权，有权则无文，前人说“闭户著书真岁月”，又说“封侯拜相男儿事”，人生事业，究竟应以哪种为最佳？

这样一番感叹后，张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机会多写点，为自己再添一部类似《书目答问》一样的书岂不更好！想到这里，前词臣学政兴奋起来。他慢慢地边磨墨边思考，先来为这本书想个题目：《新学旧学辩》？这个题目一目了然，但论辩气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份。《求通与守本》？这个题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做一篇文章，不宜写一本书。

以总督身份去书院讲课，面对着的是儿孙辈的莘莘学子，宜以劝诫的方式为妥。张之洞想起了荀子的名言：学不可以已。是的，过去只有中学而无西学，只有旧学而无新学，尚且是学不可以已，现在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学问，更应该不可以已。好了，就用这句名言的出处“劝学篇”作为书名吧！

定下书名后，张之洞开始构思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了。

他想着：这部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旧学。旧学既为本，则从本字上做文章。什么是本呢？对修身而言，心为本；对处世而言，忠为本；对为学而言，经为本；对圣学而言，三纲为本。要把这些属于“本源”的东西论说清楚。一部分论新学。新学既为通，则应从“通”字上做文章。通者，变通也，变通的目的在于实用，新学的确是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若从全国范围来讲，新学远未普及，应用大力气去推广新学，比如设学堂、设翻译局、鼓励出国留学等，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修铁路、开矿藏、练军队，而这些方面自己都有亲身历练，是可以好好总结总结的。

到衙门下午散班关门的时候，张之洞脑中《劝学篇》的大纲便基本上有个框架了，必须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做好这件事。

“大根，我要写一篇大文章，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住几天。你看去哪里为好？”吃完晚饭后，张之洞问大根。

大根说：“四叔打算住几天？”

“四五天吧！”

“四五天时间不长，不宜走得太远，只能在武汉三镇找。”

“就在武汉三镇吧，近一点，万一有个紧急事，可很快赶回衙门。”

大根摸着头顶想了半天说：“我看就到归元寺去吧！”

“不行，归元寺进香拜佛的人多，吵闹。”

大根大大咧咧说：“跟方丈说一声，这几天不让人来进香就行了。”

“那怎么行！”张之洞不悦地说，“进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愿，也是归元寺的财源。因我住那里而折了世人的心愿，断了和尚的财源，那我不遭人唾骂？归元寺决不能去。”

“那就去晴川阁好了。”大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地方，“那里风景好，安静，游人又少，不会影响别人。”

“晴川阁倒是不错，明天一早你先去看看，跟管阁子的人说好，租一间干净的小房子，先租五天。这五天的茶饭也请他们做，走时照付。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第二天，张之洞料理了一些必办的公事后，告诉总巡捕，要去晴川阁住几天，有要事可去那里找他。

翌日上午，张之洞仅带着大根一人，悄悄地来到晴川阁，住进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房间。

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禁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地顶礼膜拜，真是五体投地。无论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夜以继日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

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

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张之洞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务本的范围，而“本”之悟，全靠中国学问的熏陶，西洋学问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抵触之处。无论是两湖书院的学子，还是天底下求学求知的年轻人，都应该深知此本不可动摇，不可移易。

倘若丢掉了这个本，何以为中国之人？无论是朝廷内外的官吏，还是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应该加深对“本”的认识，绝不能在西学东渐的时候，迷乱心性，失却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则中国将何以为中国？

他对自己的这些议论很满意，于是开始写西学部分。外放晋抚，尤其是擢升粤督以来，他也保境安民，也兴利除弊，这些其实与其他督抚都无异处。这些年来与众不同的，或许说他张之洞之所以成为天下瞩目的原因，就在于他重西学办洋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心血和事业就在于此。毫无疑问，张之洞对洋务、对西学是深有感情的，认定洋务和西学是致中国于自强的唯一法宝。中国只有坚持这个定见，才有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他多么希望太后皇上也能有这个定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大办洋务，倡导西学。他多么希望十八省督抚和各级官员都能像他这样，在自己管辖的省府州内办洋务局厂、办新式学堂，同心合力地走在这条使国家早日富强的康庄大道上。可惜，许多人囿于陈见，没有这个认识；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点，但鉴于在中国办新事的千难万难，遂失去了实干的豪气；还有一些人，因为洋务和西学要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千方百计地干扰阻挡。这些都已是障碍和困难了，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竟有一批人，在这个时候提出类似于易鼐那样骇人听闻的言论来，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之辈，本是难得的新式人才，却偏要鼓吹公羊，倡论民权。他们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是在向六经挑战、与朝廷争权吗？好好的一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局面，将有可能被这些邪说给毁了，自己有这个责任将中国办洋务、行西学之举导向正确的途径。

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习习暖人的杨柳风，伴随着张之洞为《劝学篇》续写了一系列篇章：

《益智》：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情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自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游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设学》：天下非广设学堂不可，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学堂宜中西兼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且宜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广译》：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择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