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七王爷怀疑得很有道理！”孙毓汶立即接腔。他高高瘦瘦的，神色精明得近于阴鸷。他平素称奕，口口声声都是“王爷”，遇有世铎在时，为便于两个王爷相区分，他在奕的“王爷”面前加一个“七”字，“福禄诺这人我知道。他原是法国凯旋号舰艇的舰长，据说在天津塘沽码头停过一两个月，与李少荃和北洋衙门里的官员们都混得很熟。卑职以为，这很可能是法国政府在玩诡计。利用福禄诺与李少荃是朋友这个关系来迷惑我们，一方面在天津谈和，使我们戒备松懈，一方面抓紧时间调兵遣将，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哎呀，莱山，你真不愧为智多星，眼睛就是比别人尖利。”世铎对孙毓汶的这番话表示由衷地钦佩，“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法国和谈是假，再打是真，用和谈这块幕布遮盖我们的眼睛，幕后在秣马厉兵。”

其实，孙毓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法国人是假和谈真备战，只是，聪明和阅历，使得他知道世上的事大都较复杂，从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那样。谈判有多种可能性，刚才醇王对这次谈判表示怀疑，于是孙毓汶便把眼光盯在另一种可能性上。现在经世铎这么一肯定，他也仿佛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似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冷笑。

“莱山说得不无道理。”奕对洋人有一种近于本能的反感，“李少荃喜欢和谈，就让他谈去，我们还是做我们的事。只是还得要跟李少荃指出几点，不能离谱太远。”

“七爷说得很对。”世铎谦恭地说，“太后讲了，赔款一事不能谈，朝廷没有银子。”

“太后说的这点很重要。”奕摸了摸没有胡子的尖下巴，略为思索一下后，转过脸对孙毓汶说，“莱山，你看还有什么要对少荃说的吗？”

孙毓汶想了想，说：“有一点很重要，务必要跟李少荃讲清楚。越南是我们大清的藩属国，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坏。别的事可以跟法国人商量，咱们大清跟越南的主仆关系则不能改。若丢了越南这个藩属国，我们如何向祖宗交代？”

“这是个顶重要的事！”奕从藤椅上站起，以坚定的口气说，“世上最大的事莫过于正名，名分之事乃第一等大事。我们即便赔法国人几百万两银子，也不能丢掉我们对越南的宗主权利。亭翁，明天上午叫起时，你要向太后禀明这一点。然后拟一道谕旨，把不能赔款和不能改变藩属这两条写进去，发给李少荃，叫他务必禀遵照办。”

“是，是。下午就叫许庚身去拟旨。”世铎忙答应，想起外放张佩纶等人的事，他又请示，“七爷，你看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三个人的事怎么说？”

奕重又坐到藤躺椅上，沉吟良久后问：“上午太后召见时，你揣摸太后的意思，是定了，还是交给咱们议一议？”

世铎想了一会儿，说：“我揣摸太后的口气，好像这三个人的外放也没有定下来，是有点叫咱们议一议的意思在里面。我说过会儿就去禀报七爷。太后说，明儿个你把七爷的话说给我听听。听这口气，我寻思着太后没最后定。”

“清流中向来藏龙卧虎，张佩纶这几个人也都是人才，虽说他们爱说些过头的话，但向来不满李少荃在洋人面前委曲求全，竭力维护我们大清国的形象，这种骨气我是很看重的。”

奕头靠在藤椅上的杏黄苏绸枕头上，说话间，枕头滑下去了。孙毓汶忙上前将枕头拉上来，重新平放在奕的后脑勺下。

奕继续说：“张佩纶是个大才，跟何璟会办福建海防，却不是一个合适的安排。他不懂水师，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他的前程，此人今后我有要职相委。陈宝琛与曾沅甫去共事也不太合适。曾沅甫脾气不好，陈宝琛与他会合不来，曾沅甫也会看不起他。我看不如把陈宝琛放到两广去，做个什么臬司、藩司的。他与张之洞气味相投，彼此合作，说不定会有一番作为。至于吴大澂，他擅长地理之学，让他与俄国人一道踏勘地界，倒是挺合适的。莱山，你看呢？”

孙毓汶托着腮帮坐在一旁，两只眼睛一直在望着奕。世铎刚进府时一说到外放三人的话，便立时引起他的警觉。他一直在想：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外放三个书生出京，或会办军务，或与洋人打交道，都是挺时髦又挺麻烦的事，是清流们时来运转吉星高照呢，还是别有缘故？

孙毓汶讨厌清流党，结怨始于一次清流党人的集会。

那是孙毓汶刚放工部左侍郎时，一次在杨忠愍公祠的集会上，清流党干将邓承修毫不留情地说他这个左侍郎是靠走醇王府的门子得来的。另一干将黄体芳则说他是靠趴在地上，给小王爷做马骑换来的。工部有个主事也参加了这次集会，为之鼓掌叫好。孙毓汶得知后气得不得了，他奈何不了邓承修、黄体芳，却可以整治工部那个主事。

不久，朝廷要外放一批边远地区的知府，孙毓汶便将这个主事的名字报上去。此人被分到云南匪乱最重的东川府，叫苦不迭。不到一年，孙毓汶又指使心腹云南藩司参东川知府一本，说他治乱不力。很快，知府被贬为县令。前工部主事终于明白了此中的过节，请邓承修、黄体芳帮忙说话。邓、黄很为他抱不平，但苦于找不到孙毓汶陷害的痕迹，这个主事的冤终于无法申清。然而，清流党人都心里有数，视孙为杀人不见血的奸邪小人，彼此之间的仇也便越结越深。这次孙升任打帘子军机，清流党人又好一阵子冷嘲热讽。孙决心伺机出这口怨气。

现在清流党人一下子外放三人，要说他们走红运了，也说得过去。三年前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两年前张佩纶升为副都御史，都是清流大用的明证。张之洞眼下又擢升两广总督，更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官场内外都说他为清流露了大脸。因张之洞的能干，使朝廷许多人改变了“清流能说不能干”的传统看法。从这种背景来看，张、陈此次外放军事会办，应该是太后对他们的重用。但孙毓汶却不这样认为，他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了另一些苗头。

他想：这事与李鸿章和谈一事同时传出，可见是李在昨夜陛见太后时提出来的。李鸿章一向与清流党不睦，由他来建议此事，不可能对清流党有利。如此说来，李所采取的手段也跟自己一样：陷对手于无形之中——让书生来办军务，以军务来困书生。想到这一层，孙毓汶高兴起来，心里说：你李鸿章聪明，我孙某人比你更聪明，你借太后之手，我就来借你之手。

于是，他以十分明朗的口气对奕说：“七王爷，依卑职之见，太后这个安排是很有远见的英明之举。她一是让张佩纶、陈宝琛二人有立功的机会，二是为了配合张之洞在两广的军事行动。曾沅甫、何小宋都是张之洞的前辈，他们都是积了一辈子的勋劳才做上一方总督的。张之洞年纪轻轻，便擢升粤督，跟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太后想到了这一点。一旦战争打起来，法国人海舰厉害，两广、闽浙、两江水域必定联成一气，如果曾、何两位与张之洞不配合的话，就会影响大局。故派他的两个好友去会办闽浙、两江的海防，这对张之洞是大有好处的。”

孙毓汶不愧为才高一筹，他这番话正说到奕的心坎里去了。因为有了与法国人打仗的失败，才有新军机处取代旧军机处，故而中法这场战争的胜负，便成了新军机处能否立足的关键。仗打胜了，新军机处就有了威望；若打败了，不但无威望可言，说不定也会全班换掉。对别的军机大臣而言，只是丢掉一个兼职；对于他奕而言，则有可能是主政之梦的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