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五万两银子，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桑治平回到太原后，将此次解州之行的详情向张之洞做了禀告。阎敬铭用世之心既未消亡，复出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这些年来之所以诏命数下而不应，除开先前的过节没有化除之外，关键之处乃在于他不知道太后将会如何安置他，会给他一个什么职位。张之洞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太后挑明这一点，告诉太后：阎敬铭是个咸丰朝就做过藩司，同治朝就做过巡抚、侍郎的有功老臣，此番既然再次请他出山，宜拜协办大学士，至少应给一个尚书；否则，就不能表明朝廷敬老尊贤的诚意。

但如此重大的人事建议，是不能随便向太后提出来的，张之洞深知此中干系。今日朝中可以向太后进这种言的，只有恭王、醇王等几个很亲近的王公大臣。是否可以通过醇王来向太后转达这个意思呢？冷静地掂量掂量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张之洞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要么，将此意思告诉子青老哥，再请老哥寄信给醇王呢？绕一个这么大的圈子，也似乎过分了点。

反复斟酌后，张之洞决定不提这个敏感的事，而是以山西巡抚的身份，重提光绪三年阎敬铭在山西的业绩，以至于三晋父老至今仍不忘朝廷的恩德。又细细地说明阎敬铭前些年之所以未应诏复出，实因右臂麻痹、左腿痛风之故，并非出于别的原因。此次派人前去解州，亲眼看到阎敬铭腿臂风痹之疾已近痊愈，精力弥满，足可为国再担大任，且本人亦愿意为朝廷效力。

他将亲拟的这份奏折交人誊正后，郑重其事地放炮拜发，然后开始部署必须立即着手的几桩大事。

首先要做的是铲除罂粟，恢复庄稼。张之洞将它列为治理山西的头等大事。他把藩司葆庚请来，要葆庚主持这件事。

葆庚装了一肚子劝张之洞不要清查库款的理由，但张之洞就是不提清库这桩事。葆庚也就不便说，他以一副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巡抚说，铲除罂粟，复种豆麦是件很好的事，但这里面困难很大，农人也不是不知道豆麦的重要，但罂粟的收入要强过豆麦十倍，利益驱使他们弃道义于不顾，现在要他们丢掉这桩大宗收入，他们会有抵触。何况山西农人已多年不种庄稼了，许多农家的耕牛卖了宰了，种子也没有了，现在一时半刻叫他们从哪里去找耕牛和种子？

张之洞说，罂粟获利再多，也不能种下去。农人愚昧，只图眼前，不图将来，只顾自己，不顾国家。这就需要我们来强行拨乱反正。本部院将向朝廷禀报此事，请来圣命，不管有多大的阻力，都不能动摇；至于缺少耕牛、种子，可以向邻省去买。葆庚忙说，买耕牛和种子要大批银子，现在藩库紧绌，哪来这笔银子！

此事张之洞早已思虑良久。的确，眼下藩库的账簿上是拿不出这笔银子来，那银子又从何处出？山西积贫，简直找不到筹措这笔开支的任何法子。思来想去，还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清理库款上。凭着多年官场的经验，张之洞知道藩库里必有油水可捞。不仅仅是为着整饬吏治的长久目标，即便为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也必须清查藩库，而且还必须从中清出一笔银子来。否则，这个山西巡抚怎么做得下去！

为清库这事，葆庚已费尽心机。他比谁都明白，此事真正非同小可，一旦查出自己的问题来，必被革职查办，说不定还会抄家坐班房，自己的一生毁了不说，还要累及妻妾子女。一定要制止这个爱出风头的名士巡抚的沽名钓誉之举。王定安的计策不妨拿来试试。

“中丞，听说您要清查藩库账目？”犹豫片刻，葆庚还是提出了清库的话题。

“是的。”张之洞坦诚地回答，“山西藩库三十年来未清理过，真是咄咄怪事。普天之下，怕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我身为山西巡抚，怎么能容忍这种怪事继续存在？”

张之洞的答复如此斩钉截铁，葆庚一时语塞，迟疑片刻后说：“三十年来没有清查过，账目混乱，许多旧账已无从查起，如何着手？何况一旦认起真来，便要牵涉到好些个前任巡抚，岂不更麻烦？”

“葆翁放心。”张之洞胸有成竹地说，“清查起来困难很多，这是一定的，但事在人为，只要下定决心去做，没有办不成的事。至于对历届前任的牵涉，我想自然免不了，将来要具体对待。凡不是存心贪污中饱，我看都可以不再追究，把账目理清楚就行了。如果有人在里面浑水摸鱼，把朝廷的银子和山西父老的血汗据为己有的话，张某人将对他不客气。”

说到这里，张之洞想起了曾国荃，他知道葆庚与曾国荃的关系非同寻常。为了让这位布政使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他特意强调：“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劳，如今有多高地位，我张某人都不会畏惧。只要真凭实据在手，我都敢参劾。”

葆庚的心震动了一下。张之洞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那些奏折上的文字如出一辙，果然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强硬汉子。看来要制止他不清库款是做不到的了，只有拿出王定安的中策来，若能接受，至少这把火不会烧到自己头上来。

葆庚立即换了一副完全赞同、完全拥护的态度，笑着说：“中丞，您的胆识和正派令我钦佩不已。我在山西做了五年藩司，藩库不清，我是负有责任的。五年前我从甘肃来到山西时，就看出这个问题，也想向沅甫宫保（宫保：即太子太保、少保之通称，因系东宫大臣，故名。清代不立太子，以太子太保、少保为高级官员的虚衔，对加有太子少保衔者，习惯上尊称为宫保。沅甫宫保即曾国荃，字沅甫。1864年7月，曾国荃率吉字营攻陷天京，赏加太子少保衔。）提出。但中丞知道，那时山西旱灾严重，赈灾之事尚且办不赢，哪有空闲来忙这搭子事。后来沅甫宫保调赴前线，静澜中丞来太原。我又想跟他提出此事。中丞，不是我背后说静澜中丞的坏话，他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相处一段时期后，我就看出他这个性格，这事也便不能提了。现在中丞有这个决心，我就有了靠山。这本是我的分内事。干脆，您就把它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把三十年旧账料理得一清二楚。至于铲罂粟发种子那些事，不如交给方臬台去办。”

由藩司来清理藩库，本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何况他又主动请缨。通常情况下，此事是可以交给此人来办的。但张之洞这段时期来已风闻葆庚为官不廉。阎敬铭更是明白地指出葆庚该参劾。这种主动请缨不能接受。

张之洞微微一笑，说：“葆翁愿意来清查库款，当然很好。但此事既然是藩司的事，你还是以不插手为宜，可使办事人顾虑少些。从山西的长治久安来说，铲除罂粟复种庄稼，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更显得重要，你去督办此事最好。”

张之洞这人，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葆庚心里又气又怕，脸上涩涩的，很不是味道，好半天才皮笑肉不笑地说：“也好，也好，还是中丞考虑得周到。”

他生怕张之洞打发他到远离太原的边鄙之地去受苦，忙又说：“阳曲一带罂粟种植面广，我先到那里去察访察访，离太原近，衙门里的事也好照应。”

张之洞并没有想到要把葆庚支出太原，听他这样说，想想目前让他离开一阵子也好，于是说：“实地察访，的确是应该的。不过，你也年岁不轻，就在阳曲附近看看吧，不要太辛苦了。待个十天半月就回来，我还有许多事要向你请教哩！”

“不敢，不敢！”葆庚赶紧起身，“请教二字不敢当。都是为朝廷办事，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

送走葆庚后，张之洞开始细细地思索着：清理库款一事，究竟应该如何来办理？

首先得成立一个办事之处，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张之洞想了想，给它取名为清查局。清查局由谁来负责呢？让桑治平来领头固然好，但他毕竟不是朝廷命官，做这种出头露脸的事不太适宜。卫荣光推荐的人才中第一个是大同府同知（同知：官名。同知，是同某官的意思，相当于某长官的副职。明清定同知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巡捕、海防、江防、水利、牧马等事，分驻指定地点。同知在公文上称丞，尊称司马。各府同知为正五品官，品秩略高于通判。清代州的同知，则称为州同。如新开发地区设厅一级的行政区，隶属于省或府，则同知与通判又可为地方政权厅一级的长官。）马丕瑶。张之洞与马丕瑶谈过两次话。马丕瑶三十八岁，五官周正，举止稳重，从言辞畅达的谈话中可见其人思维清楚。张之洞对他印象不错。马丕瑶进士出身，在山西做过五年知县，又做过同知，为政经验较为丰富。据说大同府这几年还算安宁，相对其他府州而言，大同府的罂粟算是最少的了。张之洞对这一点特别欣赏。清查局的督办就由此人来做吧！

接着，张之洞又将卫荣光所荐举的，自己也见过面、谈过话、印象好的太原知县薛元钊、汾阳知县方龙光调到清查局来任协办和会办。

张之洞熟悉当年湘军发达的历史，很佩服曾国藩设局建所用书生而不用官吏的做法。世道混乱，纲纪不张，官场中人大多不正，倒是那些书院中的学子，日诵孔孟之书，夜讲性理之学，未受世俗污染，还保留着几分古道热肠、忠义血性，起用他们来办事，较之那些在污泥浊水中浸泡已久的圆滑吏目来要放心得多。

张之洞请晋阳书院老山长石立人推荐三五个操守好精于账目的学子。过几天，晋阳书院来了五个英气勃发的年轻人。张之洞跟他们分别谈了几句话后，立即任命他们为清查局的委员。

就这样，由一名督办、一名协办、一名会办、五名委员组成的清查局，便在太原城里挂牌办事了。

马丕瑶不愧为经验丰富的干员。他上任的第一天，便封查了藩库里的所有账本和一切单据，盖上清查局的大印。并宣布：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借阅开启，更不容许转移。同时又做出一条硬性规定：所有局员一律住在局子里，有关清查内容，无论大小，一律不得外泄，清查局也不接待任何非请之人。

张之洞对马丕瑶这种实心办事的态度十分赞赏，遂放下心来，将清查库款这件事全权交给他。这时，杨锐已应召来到太原，在衙门文案房做事。张之洞叫杨锐就此事拟一道折子上奏朝廷。

这期间，关于禁种罂粟的奏章已奉朱批返回。奏章尾部添上了皇皇圣谕：“民间栽种罂粟有妨嘉谷，屡经严谕申禁，仍着该抚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

张之洞奉到这道朱批后如获至宝，命工匠雕版刷印五千份，发往各府州县厅，贴遍各地大街小巷、集市码头，务必让人人知晓、个个明白，凡种植罂粟的农户均应恪遵圣旨，在两个月内铲平罂粟，种上庄稼，若有违抗，严惩不贷。

这时，恰好娘子关送上洋药入关税银四万两。张之洞正为购买耕牛、种子无钱而犯愁，这笔银子来得恰是时候。但四万两毕竟少了些。他将太原府知府李同新召进府来商议，请李知府从太原城的税收中暂借四万两银子来，他以私人名义出具借据，保证在一年内归还。

五十岁的李同新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了，还从来没有遇到以个人名义借钱办公事的上司。他既钦佩新巡抚赤心为公的血性，又为这种不脱书生气的名士做派而好笑。官场中哪有此等办事的方式！太原城商贾贸易并不繁荣，一年到头，李同新还收不到四万银子，除去开支，年终结算后剩不了几千两。当然，李同新可以从别处腾挪一些来借给巡抚，但太原府自己还要不要办点事？

李同新苦笑着对张之洞说：“买耕牛、种子的确是件积功德的大好事，张大人您亲自写借据来借，卑职我哪有不借的道理，只是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呀！”

太原府里究竟存着多少可以活动的银子，张之洞心里其实并没有底，看着知府这副为难的样子，他也不好硬逼，只得缓下口气问：“你能拿出多少？”

李同新一边搔头，一边说：“卑职顶多只能拿出一万，就这还要四处挤压凑合。”

“一万。”张之洞颇为失望地站起身来，慢慢地来回踱步，自言自语，“一万太少了，还能从哪里再弄出点银子吗？”

“大人罢去卑职的官吧，卑职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李同新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说。

张之洞摆了摆手说：“谁要罢你的官啦，你回你的衙门去吧！”

李同新刚走，桑治平进来了，笑着对张之洞说：“有一万两银子摆在那里等你去拿，你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用？”

张之洞一愣：“你是在开玩笑吧，一万两银子摆在哪里？”

“我说的是正经话。”桑治平走近张之洞，“你还记得泰裕票号的孔老板吗？去年离京前夕，他要送你一万两程仪，你要他先留着，到太原后再说。”

张之洞拍着脑门笑了笑：“我真的记不得了，幸亏你提醒，不过，这一万两是算不得数的。孔老板原是想贿赂我本人，然后从我这里得好处，现在要他捐出来，他会同意吗？”

“我去找他说，试试看。”桑治平颇有信心地说，“商人重利，能以小利换大利的事他兴许会干，看他怎么个换法。还有一些大商人，银子已够多了，他不再看重实利，而看重名和位，愿意以银子换名位。孔老板可算是后一种人，我也可以和他商量下，拿名位来换银子。”

张之洞严肃地说：“唯名与器，不可假人，拿名位与他换银子合适吗？”

桑治平心里笑道：做了地方官还说这等迂腐话，真是个清流名士！口里说：“也不是什么都不合适，看他要换什么名器。”

张之洞还是不放心，再次叮嘱：“你去找他谈谈可以，千万不要随便松口答应。”

晚上，桑治平一脚踏进衙门后院，张之洞便急着问：“与孔老板谈得怎样？”

桑治平笑着说：“谈得很好，他愿捐五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