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白旗出身的葆庚，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后裔。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在朝中有广泛的奥援［奥援：指官场中暗中撑腰的力量；有力的靠山（多含贬义）］。正是凭着这种奥援，这些年来，才具平平的葆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他不屑于从七品县令做起，拿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出手便捐了个候补道员。分发到省后，又是银子帮他很快得实缺。葆庚毫无从政的经验，也不耐烦案牍簿书，但他却迁升顺利。待到曾国荃到山西做巡抚的第二年，葆庚便从陕西按察使调升山西做布政使，成为一省方伯。葆庚凭的什么升官？他的本事就在于京师活动的能力。省里有大事办不了，需要朝廷出面解决的，派葆庚进京便十拿九稳。比如要户部增拨银子啦、减免税收啦、要吏部在对本省道府一级官员的考绩上客气点啦、走王府的门子为某大员谋求调升啦，等等，这些事葆庚都可以办得顺溜。葆庚抱着七分敬畏三分谄媚的心态，来到太原给曾国荃当藩司。他知道这个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曾老九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且仗着战功，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葆庚像侍候老爷子一样地侍候着曾国荃。曾国荃对满人官员有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满人都是酒囊饭袋。带兵做官，不是他们有本事，而是命好。对葆庚，他自然也是瞧不起的，但葆庚对他事事恭顺殷勤，曾国荃找不出他的岔子，倒也相处得太平。

那时山西正是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景况惨不忍睹，赈灾之事繁重艰难。曾国荃面对这个局面，甚是焦虑。这时葆庚的能力发挥了作用。他到京师四处游说，居然给山西带来六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此举，令曾国荃对他刮目相看，从那以后便对葆庚十分信任。十多年的征战，让曾国荃落下一身的病痛。来山西之前，他在湘乡老家足足养了六年的病。六年乡居，使他变得疏懒。病痛加上疏懒，又使得他对政事产生厌倦，于是干脆把山西的事都交给了葆庚，另派一个心腹代表他和葆庚共事。

这个心腹名叫王定安，字鼎丞，湖北东湖人氏。他以秀才身份投曾国藩幕。后来曾国荃组建吉字营，曾国藩将王定安派到吉字营，协助曾国荃办文书。王定安聪明能干，文章写得好，为曾国荃所器重。每打完一场大战后，曾国荃照例都要保举一大批人，许多与此毫无关系的人也有一份。这是曾国荃笼络军心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尽管他没有乃兄的人格力量，但却有一大批哥们儿铁着心跟他干，其原因便在这里。王定安也是其中沾光者之一。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荃做湖北巡抚的时候，他的帽子上也有了一颗候补道员的蓝色玻璃顶子。不久，曾国荃辞职回家养病，王定安也回到老家，二人常保持书信不断。曾国荃复出任晋抚时，召王定安来山西。王定安接信即赴太原。曾国荃对这位跟随他十多年的老部下甚是眷顾。王定安来到山西不到半年，曾国荃便向朝廷保荐他补授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对曾国荃忠心耿耿，曾国荃也将他视为自己的贴心人。王定安文才好，办事有方，但品行却不好，贪财好货。那时还有一个候补县令，此人就是徐时霖。徐时霖候补好几年没捞到一个实缺，正是倒霉的时候。恰好他出嫁两年的妹子新寡回娘家，徐时霖灵机一动，从妹子身上打起主意来。他知道葆庚好女色，家里已有一妻一妾，还不满足。于是将妹子打扮得妖艳艳的，作为待字闺女送给葆庚做了第三房姨太太，葆庚自然欢喜不已。很快，徐时霖便因此补了实缺，并以小舅子的身份成了葆庚的死党。

朝廷救济和各省协济山西旱灾的银子共三百万两，曾国荃让葆庚和王定安来管理。葆庚又把徐时霖拉了进来。这三个人抱成一团，利用这个好时机，大肆贪污挪用。对于他们的行径，曾国荃时有所闻。这个曾老九自己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当年打安庆、打江宁时，他明里暗里不知运了多少船金银财宝回湘乡。对于湘军部属的不法行为，他也基本不过问。而今葆庚、王定安从救济款里弄点银子，他同样不计较。葆庚、王定安身为司道，如此贪污中饱而不受惩处，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吏们便一个个都无所顾忌了。本已腐败的山西官场，如今更加腐败、更加黑暗。卫荣光胆小怕事，在山西待的时间又短，葆庚、王定安所经营的事情，他不想也不敢去触动，彼此倒也相安无事。现在张之洞扬言要来清理藩库的账目，该怎么对付？

掌灯时分，应葆庚所招，王定安和徐时霖来到藩司衙门的小客厅。仆人送上茶点后，葆庚把门关紧，三人开始了密谈。

“张之洞这个人，不知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浙江人徐时霖来北方多年了，但说起话来依然有很浓厚的南方口音。自从那天在阳曲县突然遭遇之后，他对这个微服私访的新巡抚是既恨又怕。张之洞临走时扔下的那句话，这些日子来，时常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张之洞究竟奏明朝廷没有。徐时霖知道，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其好与坏，太后、皇上是不知道的，全凭巡抚的一句话。若张之洞真的要参他，当然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也曾问过葆庚。葆庚见张之洞来太原个把月了，并没有什么动作，以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经验，估计张之洞只不过是一时恼火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就上奏。徐时霖见后来果然一点响动也没有，觉得葆庚的分析不错，张之洞原来也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可是，现在他竟要清理库款了！他究竟是个只说不干，还是个又说又干的人呢？徐时霖心里没有准了。

“鼎丞，你是个才子，张之洞也是个才子。依你看，他这个才子究竟是个什么角色？”葆庚用肩膀撞了撞坐在一旁的王定安。

沉溺烟榻的王定安被鸦片熏得又黑又干，加上个子矮小，整个儿就像一只风干的青蛙。他很怕冷，浑身上下让名贵毛皮裹得紧紧的。进了葆庚暖和的小客厅后，他脱去外面的银灰色狐皮大氅，身上还穿着两件皮衣：里面一件深红色的火狐皮袄，外罩一件亮黑色貂皮坎肩。就这样，他的两只鸡爪似的手还是冷冷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用尖尖细细的湖北腔轻轻地说：“张之洞这个人，我在同治八年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敝省做学政。有一次，我到经心书院去看一位老朋友，恰逢他来书院视察，并亲自给书院学生讲了一堂课。他讲的是如何读经。书院里所有的教师都去听讲，我的那个朋友也把我拉去了。也好，听听吧，看看这位学台大人究竟有多大的学问。一个时辰听下来，所有的教师都佩服，我也很佩服，这个学政名副其实。我后来给文正公写信，还专门写了这件事。文正公给别人的信里说，近年张香涛在湖北做学政，舆情颇洽。文正公这话就是依据我的信说的。”

王定安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露出自得的笑容。徐时霖恭维道：“此事足见王观察在曾文正公心中的地位之高！”

“张香涛后来又到四川做学政。在那里刻了两部书：《輔轩语》和《书目答问》。这两本书我都看过，的确写得不错。尤其是《书目答问》，我可以断言，必定是一部传世之作。”王定安以坚定的口气下出这个判断，与其说是赞扬张之洞的学问，不如说是在炫耀自己的鉴别力，“这几年在京师，他参与了清流派，对上下内外大大小小的事都爱发表自己的意见，名声自然很大。海内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张香涛。但雨生兄要问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也很难说。依我看，张香涛这个人，是一个学问文章都很好的文人。如果将他一直放在翰林院做学士，讲经筵、衡诗文，他或许会是今日的纪河间［纪河间：即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学问渊博，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高宗实录馆副总裁。在主持四库全书馆时，主持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四库所著录之书，一一为之提要说明。工诗文，也能作。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等。］、阮仪征（阮仪征：即阮元。清代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末进士，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学识渊博，是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专宗汉学，曾组织编纂《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皇清经解》，影响极大；又倡修《国史儒林》《文苑传》，集清代天文历算诸家为《畴人传》，刊当代名家著述为《文选楼丛书》。其《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金石著作，亦为世所重。所著诗文名《经室集》）。但现在放他出来做方面大员，怕不是合适的人选。”

“何以见得？”葆庚和徐时霖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我当然有充分的根据。”王定安将一粒西洋进口的药丸塞进嘴里，鼓了两下腮帮，将它吞了下去。

葆庚笑了笑说：“鼎丞又弄什么灵丹妙药来了？”

王定安将刚放进皮坎肩口袋里的一个小玻璃瓶拿出来，一边递给葆庚，一边说：“英国出的药，名字古里古怪的，我记不住，治头脑眩晕最有效了。我方才觉得头又有一点晕了，现在吞下一粒，过会儿就不晕了。”

“真的，有这样的奇效？”徐时霖好奇地从葆庚手里拿过去，打开瓶盖，细细地看着里面那些白色小药丸说，“我太太也有这个毛病，发起来天旋地转，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你这药是从哪里来的？”

王定安说：“有个英国传教士前几天到太原来，既传教又治病，随身带了很多洋药丸子，吃了他药的人都说管用。经一个朋友介绍，我去见了他。他给我看了病，并给了一小包药丸，说吃了有用再来看。我要给他钱，他不要。我吃了三天他的药，果然后来头再也没晕过。我于是去找他，谢谢他，向他要了三瓶。问他多少钱，他又不要。说这药不能算价，你有钱就给一点，没有钱就不给。我拿出一锭十两银子来问他够不，他哈哈笑起来说：‘足够了，足够了！’”

徐时霖疑惑地问：“你怎么可以跟他对话，他会讲中国话？”

“他到中国十多年了，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还可以捏着鼻子学山西土话，我都讲不出。”王定安嘿嘿干笑了两下，露出一口黑黄色的牙齿，“你先从我这里拿几粒去。若有用，我陪你再去找他买。”

王定安从徐时霖手里拿过小玻璃瓶来。徐时霖忙伸出双手，王定安在他右手掌心倒出五六粒来，徐时霖赶紧从袖袋里掏出一块绸手巾来包好，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边把它放进左手袖袋里。

葆庚说：“那个英国传教士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

“叫李提摩太。”王定安说，“洋人的年纪我拿不准，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岁吧！”

“你头现在不晕了吧？”徐时霖急于验证这药的效力。

“不晕了！”

“这洋人的东西就是好！”徐时霖说时，又用右手摸了摸左手袖袋，生怕刚才没放稳妥。

葆庚说：“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你的根据吧！”

“自古以来的名士，从东汉的太学生到前明的东林、复社，没有几个能办成大事的。”兴许是洋药丸子的作用，王定安的中气明显比刚才足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这些人，多半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发起议论来则海阔天空、头头是道，真正让他们做起实事来却又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讲起别人来求全责备、刻薄挖苦，但自己立身处世，更加卑鄙。当年文正公和九帅就最讨厌这样的人。你们听说过李元度吗？”

徐时霖摇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葆庚摘去头上的黑呢瓜皮帽，抓了抓光秃秃的头顶，“好像也是中兴时期一个有点名气的将领。”

“什么名气？打败仗的名气罢了。”王定安有过多年跟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经历，这是一段他引以自傲和傲人的历史。过去曾国荃做巡抚时，太原城里除开一个九帅外，他并不把包括两司在内的其他人放在眼里。待到卫荣光来做巡抚时，他是连一人之下的感觉都没有了。葆庚虽是藩司，但王定安一向对他不大尊重，反驳他的话是常事，“这李元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名士派，说大话、写文章，是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了。真正打起仗来，一点本事都没有。他在文正公面前许下重诺，要守住徽州府。但没几天，把座徽州府给丢了，还临阵脱逃，二十多天后才到祁门去见文正公。文正公气得要杀掉他，李少荃他们拼命担保，才没丢脑袋。后来他想投奔我们九帅，九帅硬是不要。”

王定安讲起这段掌故来，精神焕发。其实，说张之洞是完全用不着把李元度拉来做靶子的，王定安之所以要扯得这么远，无非在葆庚、徐时霖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那段光荣历史罢了。果然，三十多岁的县令徐时霖立即被镇住了，五十多岁的布政使葆庚也感到在他面前突然矮了一截似的。

徐时霖以请教的口吻问：“照您刚才的意思，张之洞就是李元度那样的人了？”

“我看差不多。”王定安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说，“甚至还会比李元度不如。”

葆庚问：“这话怎讲？”

“李元度从没有上奏章弹劾过人。他人缘好，出事后，祁门两江总督幕府的人几乎都出来保他。像李少荃那样的人，是通常不大说别人好话的，居然宁愿辞职也不肯起草罢免李元度的奏稿。张香涛过去做清流派，得罪的人很多，大家都盯着他，巴不得他倒霉。一旦出事，除了他的清流朋友外，哪个有实力的人肯替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