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良久，恭王低声吐出两个字来：“荣禄。”说完便闭上眼睛。慈禧想听他的下文，但一直不见他再开口。恭王的这个人选正合慈禧的心意，她由此而深感恭王是个老成谋国的贤王忠臣，由此而加重他前面所说的那一番话的分量，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重重地烙在慈禧的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天半夜，恭王奕终于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京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慈禧多次亲临祭奠，又将“忠”字赐给这位小叔子，作为美谥来褒奖他一生对朝廷实际上是对她个人的耿耿忠诚。

恭王走了，翁同龢感到拦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已自行消除，维新变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为对他说，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得到巡抚及司道大员的支持，湖南新政极有成就，朝廷可派员前往湖南考察，做全国推行新政的借鉴。翁同龢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内阁调派两个中级官员，带上几个随从，星夜赶赴湖南。

说起湖南来，这半年间真可谓闹得人欢马叫，红红火火，又确乎与眼下的自然景观一个样：春光明媚，万象更新。

时务学堂办起后，招收了四十多名举人、秀才、廪生等出身的学员，完全实行新的教学方式，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受当年万木草堂的启发，更自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讲课少，批语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写一篇札记，然后就在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札记后面写上自己长长的批语，往往批语是札记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写好后，再将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备课处来详谈，容许学生反驳诘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题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作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出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勃勃，生机盎然。

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

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

《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每日一报，熊希龄又请陈宝箴将非机密的政府公文公牍随时在报端刊发。《湘报》团结当时三湘一批时代精英，他们在报上宣传爱国，倡导救亡，鼓吹维新，批评时弊，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上，又大为超过《湘学报》。

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中的积极者大多在士绅界，他们的大本营则是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年间，匾额“岳麓书院”四字乃真宗亲手所书。北宋书院繁盛，当时各省都立有书院，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或毁于天灾，或败于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唯独岳麓书院，九百年来一直杏坛高筑，弦歌不绝。书院不仅保持北宋开办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扩大。

这里培养了数不清的显宦名士，光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名臣，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一长串名单。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岳麓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酿就了一种学问一种文化，即人们所熟知的湘学或称之为湖湘文化，然后又通过这种学问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湖湘风尚。岳麓书院于是便成了湖南官绅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获得“潇湘洙泗”的美誉。它以大门上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向世人高标书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脉”的讲堂横匾宣布它儒学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于朱熹曾做过它的名誉山长，也由于张栻、真德秀、李东阳、王守仁做过它的教习，所以，岳麓书院对山长择人甚严，非做过大臣或在学术界有着大影响的人不可。对教习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学有专长的宿学，绝难在书院谋得一个教席。

当今的山长王先谦便不是一个等闲人物。这位字益吾号葵园的长沙人，乃翰林出身，做过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曾因指责慈禧太后而以直声享誉士林，又以著作等身号称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众望所归的呼声中王先谦由京师回到家乡，接掌岳麓书院。四年来，他从四面八方延聘不少名流来书院任教，又整饬教规，严督学生，把岳麓书院治理得有条不紊，名气更大。

王先谦和他掌管的岳麓书院一向执湖南学界之牛耳，现在突然来了个梁启超，冒出了个时务学堂，大受时誉赞扬，又何况梁启超不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布衣，时务学堂连师带生不足百人，这如何令王先谦和岳麓书院的师生心里服气？更有甚者，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公然鼓吹乃师的那一套学问，说古文经书是伪学，尧舜禹汤，尽皆孔子的臆造。又宣扬什么君权轻民权重，民权更胜过君权，国家大事要付诸议院讨论，还要废八股罢科举，凭西学取士，等等。

一向视纲常名教为安身立命之所、以科举功名为进身之途的王先谦和他的同人及学生们如何能容得下这种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邪说谬论？遂在长沙城掀起了卫道翼教的风潮。王先谦这一派有一个得力的支持人，此人名叫叶德辉。叶德辉的父亲本是江苏人，后来定居湖南湘潭，叶德辉便也以湘潭人自居。他考中进士后分发吏部任主事，但不乐于在京城做官，更喜欢做个自由自在的文士，遂回到湖南住在长沙，一边做他的校勘版本目录学问，一边印书赚钱，养家糊口。他的学问做得好，贩书业也做得好，是长沙城里一个大名流。他也很看不惯湖南的新变化，遂和王先谦沆瀣一气，组成联盟。这样，反对派的势力就更大了。

新派利用《湘学报》《湘报》和时务学堂为阵地，旧派利用岳麓书院为堡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这一天，《湘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易鼐的文章。文章说，要将中国由弱变强，有四种办法可以采纳，一为改法以同法，二为通教以绵教，三为屈尊以保尊，四为合种以留种。并解释说，改法即西法与中法相参，通教即西教与中教并行，屈尊即民权与君权两重，合种即黄人与白人互婚。易鼐这篇文章如同在本已沸腾的油锅里浇上一勺冷水，顿时溅起满锅油浪，湖湘士人都被这篇文章搅得闹腾腾的。旧派则更是抓到一个大把柄，对《湘报》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大加抨击，叶德辉义愤填膺，斥之为无耻之甚。

十多天后，张之洞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对于湖南的新政和《湘学报》《湘报》，张之洞从整体上是支持的，并指示湖北各级衙门、各大学堂都要订阅湖南的两报，又多次在谭继洵的面前，借称赞他的儿子来肯定湖南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建议谭继洵回湖南去住上个把两个月，一来省亲，二来借鉴。但谭继洵并不认为湖南值得效法，每以年老体衰为词婉谢，令张之洞拿这个老资格的官僚真正一点办法也没有。

今天突然看到这样一篇言论乖戾的文章，他心中很是愤慨。合种已是贻笑大方，屈尊、通教更是不忠不敬，倘若被人周纳罗致，扣上一顶谋逆的大帽子也并不过分。而这篇文章出自自己所管辖的湖南，又登在自己所称赞的《湘报》上，一旦追查下来，岂能脱掉干系？他提起笔来，给陈宝箴写了一封信：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唯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正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劝止，设法更正。

写完后，他想此事紧急而寄信慢，于是便交给电报房，作为电报发到长沙。

陈宝箴接到总督衙门发来的电报，不敢怠慢。他一面转告《湘报》的主持人熊希龄，望他以此为戒，今后再不发这等言辞激烈的文章；一面亲自给张之洞回电，承认自己职守有疏，今后要严格督促，两报少发议论，多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见湖广总督亲自出面严厉指摘，长沙城里的守旧派，莫不弹冠相庆，咸欣欣有喜色。

王先谦指使他的学生大量搜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出格言论，以及《湘学报》《湘报》上所发的不轨文章，让他们以岳麓书院“学士辑录”的名义给湖广总督衙门寄去，以求得张之洞更大的支持。

张之洞收到了这份告状式的《辑录》后，发现梁启超等人原来在时务学堂发表了许多与朝廷的旨意相悖、与自己的观念相反的言论，想起他对这位后生辈的逾格接待和多次公开揄扬，背上不禁沁出冷汗，心里颇为后悔。这时京城里各种信息也从不同渠道流向督署。初夏的武昌城，如往年一样草长莺飞、百花争放，但在张之洞的心头上，却如同暮冬般地密云笼罩、阴霾沉甸。局势的进展如何，他难以预测。

他给在户部供职的仁权发去电报，要儿子迅速找到杨锐，将京中的情况如实告诉他。儿子回电，说会见了杨锐。杨锐说他和杨深秀都认为皇上即将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实行维新变法的新政，又说两湖已引起皇上的重视，势必成为今后全国的模范。电文还转述杨的话：有迹象表明皇上将召老师晋京担当大任，望早做准备。

张之洞看到这份密电后，心里矛盾交错，难以拿定主意。若按《湘报》《湘学报》的办报倾向和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奇谈怪论，以及岳麓书院师生所申述的道理，可以立即通知陈宝箴迅速刹车，悬崖勒马。至少，两报只能登正论，而不得乱发议论，时务学堂只能传道授业而不能再鼓吹民权。

甚至也可能按照书院派的主张，关闭两报，遣送梁启超离湘。但是，假若杨锐、杨深秀所说的是真的，皇上真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立行新政，那么梁启超也便即刻获大用。一旦实行新政，仿照西方，那么民权也好立宪也好，合教合种也好，也都不是完全不可以谈论的话题。形势严峻，问题尖锐地摆在眼前：假若倒向旧派一边，维新派一旦上台掌权，不但不可能晋京获大用，说不定连湖广总督的位置也保不住；假若倒向维新派，若万一变法失败，守旧派得势，则自己有可能变为倡乱的头领、闯祸的魁首。熟谙历史的张之洞知道，历来革新变法都少有成功的，一旦失败，下场极为悲惨。商鞅车裂，半山放逐，江陵鞭尸，便是典型的例子。

怎么办呢？要么索性保持沉默，置身事外，远离旋涡，明哲保身吧！张之洞细细一想，即使这样，也是办不到的。多年办洋务、抬西学，最近一段时期，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交道，在一些人的眼里，自己可能早已被列为新派的人。维新不能成功，自己决然挡不住旧派的清算。那么干脆明朗地表示，站在新派一边。但是，他们的种种主张和做法又并不为自己所全部认同首肯，从岳麓书院师生激情慷慨甚至带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情绪看来，新派要想取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怕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