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中堂，这事好办。”康有为对此早已熟思良久，故应声答道，“各国变法行新政都无一例外会面临这个问题，但它们都很好地解决了。日本的办法是设立银行、发纸币，法国是实行印花税，印度是实行征收田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都可以参考实行。比如中国的田亩税，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职所知，乡村地主和农人逃税、隐税、瞒税、漏税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实行铁腕杜绝这项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税收入。”

一直未发言的张荫桓笑了笑说：“十倍这个数目有何依据？是你想当然吧！”

户部侍郎张荫桓也是广东人，他虽然不是两榜出身，却以过人的精明和才干得以官运亨通，是一个办实事的干员。他是支持变革的，是翁同龢引为助手的同志。康有为知道这位同乡对变法的态度，明白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与出自荣禄的口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说：“十倍这个数目，我的确没有确凿依据，但会有成倍的增加，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增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

张荫桓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机之暇浏览浏览。”

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龢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

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

康有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颇有怅意地离开总署。刚回到南海会馆一会儿，便见翁府的仆人进来，对他说：“不要你当场赠书，是怕李、荣两中堂拒绝接受，令你难堪。”

康有为恍然大悟：是的，李、荣二人那种态度，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赠书呢？一旦拒收，反讨没趣。自己办事，往往是一厢情愿，全不顾别人，这次又犯了这个毛病。遂对来人说：“请转告翁中堂，康某深谢他一片爱护之心。”

来人又说：“翁中堂要大著各两册，一份自己读，一份呈送皇上。”

康有为忙打开布包，取出《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各两册来，恭恭敬敬地送给翁府来人。

送别来人后，心里琢磨：李、荣可能拒收，不让我送是对的，但翁同龢要书为何不当面索取，而是事后派人来拿呢？难道给皇上送书也要不让他们知道吗？是翁同龢过于胆小谨慎，还是皇上的力量薄弱，不敌荣禄及其靠山太后？

想到这里，康有为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深自担忧起来。

五、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光绪帝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由翁同龢呈上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记》两部书，青年皇帝深为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励精图治所感动，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大清治理得如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近日来他的情绪一直在亢奋中。这天他午睡起来后，澎湃的心潮依然不能平静，恰好翁同龢进来，他激动地问：“翁师父，您说国家大事，此刻当以何为先？”

翁同龢一眼看见书案上放着康有为的一大堆上书和由他带来的两本书，再看皇上的神情，便知道皇上已被康有为的文章完全打动。是时候了，翁同龢心里想着，遂以坚定的口气答道：“以变法为先。”

光绪很兴奋，又问：“翁师父，您说咱们大清变法后会很快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吗？”

望着皇上一向苍白无神的脸庞上泛起了满面红光，翁同龢欣喜地笑了。

翁同龢无儿无女，大半生的心血都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聪颖好学，是个明君的料子，但性格脆弱，且身子骨儿又单薄，翁同龢时常担心他能不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偏偏太后又太强悍揽权，使得皇上事事不敢自主。翁同龢替皇上着急，也为自己叹息：倘若皇上是个强硬的人，自己身为师父又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该是多么威风凛凛、权倾朝野，然则因为皇上的软弱，害得自己也有名无实，唯一能改变这种处境的便是维新变法。若变法成功，国家有了起色，皇上的权力加强了，他翁同龢的权势也便随之加强。想到这里，翁同龢也兴奋而激动地说：“皇上，一定会的。只要我们变法成功了，我们大清就一定会和日本、俄国一样地强盛起来，皇上也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彼得大帝。”

“翁师父！”皇上被这几句话说得血脉贲张起来，他一时忘记了自己已是执政十年的帝王了，仍像童年时一样搂着翁同龢的腰说，“那咱们就立即变法吧！翁师父你去和康有为他们商量商量，赶快拟几道折子发下去，就说咱们大清要变法了，所有臣工天下百姓都要拥护变法，大家同心合力，把咱们大清国建设得强大起来，为祖宗争气，为国家争光。”

翁同龢被光绪的这种赤诚之心和亲昵之举所感动，两眼闪动着泪花，声音颤颤地说：“老臣这就去拟旨，把皇上的圣明仁德昭告天下！”

翁同龢派仆人将皇上准备实行变法的大好消息告诉康有为，要康有为赶紧将应次第推行的新政一一草拟出来，随时送到他的府上。他本人与赞同变法的张荫桓，和通过与康谈话后改变游移态度亦主变法的廖恒寿，以及集聚在身旁的一批较为激进的官员们，积极磋商变法大计。康有为和他的一班在京弟子更是热血沸腾、热情万丈，夜以继日地将多年来成熟于胸的治国纲领书写出来，每天都向翁府投递。又拟出一份“统筹全局”的大折子，请翁同龢呈递皇上，吁请皇上早日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诏定国是。同时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准许臣工百姓随时上书。又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并下设法律、税计、邮政、造币等十二局。

朝廷的这个大举措很快便为京师官场士林所知晓，并随即传播到各大都市、各省省垣，一时间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但也有不少人面对着这个局势，或彷徨迷惘，或焦虑担忧，或痛恨反对。

鉴于学会在团结同志上的重要作用及强学会早已被解散的现实，康有为与他的学生们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借此聚会广东籍有志维新的官员和士人。在粤学会的影响下，一个个学会在京师相继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有福建青年才俊林旭为首的闽学会，还有杨深秀为首发起的关学会。杨深秀此时已官居御史，以热心国事、关心民瘼而在山陕一带的官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又因主张变法而得到翁同龢的赏识，近年来在京师官场上十分活跃。受杨深秀的影响，杨锐也比以往更积极投入维新事业。他在成都会馆里发起成立了蜀学会，把一批同具热血的川籍人士聚集起来。这批年轻的维新派官员有一个亦师亦友的长者伙伴，他就是侍读学士徐致靖。徐老先生虽年近古稀，却仍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深知中国非变法无出路，遂大力支持维新事业。他的两个翰林儿子仁铸、仁镜也与父亲同道。

正当翁同龢、康有为等人酝酿筹备维新大业的时候，恭王府里传出消息：王爷病危，命在旦夕之间。

在颐和园里颐养天年的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她与这位六叔共事已近四十年了。

当年若不是恭王坚定地站在她这边，以慈禧之力，如何能敌得过肃顺等顾命大臣？若没有热河的胜利，她一个处于西宫的女人，如何能垂帘听政号令天下数十年？当然慈禧也清楚，倘若肃顺等人掌了大权，恭王的日子也会过得不舒心畅意。热河的成功，得利者并非她一人，恭王也是获取大利者之一。所以慈禧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待恭王是既重用又限制，既倚为心腹，又不忘戒备。

恭王于是便几起几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处得也不是平顺的。令慈禧欣慰的是，近四十年过来了，叔嫂二人虽时有芥蒂，但总的来说，小叔还是服从嫂子的。在立载湉为继，和罢军机领班大臣这两桩大事上，恭王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满，这都令慈禧宽慰。在对待变法这件事上，恭王所持的态度又与慈禧十分接近，这也令慈禧感到恭王有古之贤相之风：心有定见，稳重端凝。在慈禧看来，少不更事、轻浮急躁的皇帝正需要这种股肱大臣替他把舵定向，高瞻远瞩，不料，他竟然一病而不起！王府长史禀奏：王爷有重要话要当面对太后说，希望太后能在他临终前见一面。

即便无重要遗言，念及文宗手足和四十年风雨同舟的情谊，慈禧也会亲去王府与恭王诀别，何况恭王请她前去！慈禧匆匆登车，先回到宫里，然后带上光绪，同奔位于前海西街附近的恭王府。光绪的心情也很沉重，毕竟是父亲的亲兄弟，血浓于水，到了这个份上，他能不伤心吗？

来到恭王府，只见往日车水马龙热热闹闹的王府大门口鸦雀无声，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沉凝窒息的气氛。得知太后和皇上同时亲临，恭王仅存的次子过继给钟郡王的载滢率领子侄们早早在门外迎接，进了大门，恭王福晋又率领众姬妾和女眷们在中庭院子里迎接着，然后由载滢和福晋陪同来到恭王的卧室。

太后和皇上来之前，太医刚给恭王喝了一碗高丽参汤。此刻他极力挣扎着，要起身行礼，被光绪轻轻地压住了，只得说了一句：“老臣在床上恭请太后、皇上圣安！”声音凄怆而细微，说罢，眼眶里滚出几滴老泪来，顺着枯瘦无光的面颊缓缓流下。

三四个月不见，伯父便这等模样了，心地软善的光绪眼圈发热，双手握着他骨瘦如柴的手，哽咽道：“王爷好好将息疗理，病会好起来的。”

恭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慈禧见这情景，知道恭王已到油尽灯灭的时候了，随时都有可能过去，必须抓紧时间，请他说话，便对光绪说：“皇帝，你和福晋、载滢都到外屋稍坐一下，我要和王爷说几句话。”

载滢请皇上和母亲出去，然后轻轻带上房门，心里想：太后与父王谈国家大事，避着我们母子，或许还可说得过去，皇上乃一国之主，为什么还要避他呢？偷眼看了看光绪，见皇上脸色平静，并无不悦之色，心里更觉不解。

慈禧挨着床沿坐下，以她素日极为少见的温和神色对恭王说：“王爷，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请讲吧！”

恭王无神地望着面前的嫂子，当年京师与热河密切配合，所演出的那一幕幕惊险场面，奇异般地又在他的脑子里浮了出来，可惜，他已无气力去追索那些往事了。他要把他病重以来思之良久的几件事，趁着还能开口的时候，向太后托出来。

“太后，老臣已是将要见列祖列宗的人，为了祖宗的江山，老臣有几句话不得不说。”恭王闭下眼睛，养了养神，睁开眼继续说，“变法是大事，宜谨慎，皇上持重不够，太后要多留神点。”

慈禧点了点头说：“王爷顾虑得极是，满蒙亲贵中好些人也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翁同龢性情轻率，难稳社稷。甲午年皇上对日本宣战，就是受他怂恿。国力不足而主动宣战，使国家蒙受更大耻辱，这责任要算到他的头上。最近，皇上大讲变法，又是受他之蛊惑。老臣死后，军机处中无人能制约他。故老臣对太后说句极机密的话：适当时可将翁开缺回籍，免得皇上被他所误。”

慈禧心里怔了一下。慈禧原本对翁同龢印象极好，故同治死后又让他教辅光绪，但近年来，因着与翁同龢关系较为密切的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及门生内阁学士文廷式遭到革职，她看出翁已与她有了疏隔，许多人都讲翁利用变法在为皇上和自己争权。现在恭王也这样说，看来确实无疑了。

慈禧问：“王爷看去掉翁同龢后谁可主持中枢？”

“张之洞。”恭王喘了口气后接着说，“主持中枢，李鸿章本来最为适宜。但甲午年对李的声望打击太大，且他年事已高，难以担此重任。这些年，老臣细心观察各省督抚将军，真正可寄大任者唯张之洞一人而已。张守正学而不迂腐，着眼大局而能办实事，是曾国藩之后又一社稷之臣。可将他从武昌调进京师，入军机处办事。”

张之洞，那个其貌不扬的湖广总督，自从光绪七年外放山西后，十七年过去了，他再也未回过京师，慈禧也再没见过他。当年，她破格召见过此人，将他作为社稷之臣而予以越级超擢。十多年来，他也真不负朝廷重望，在山西、两广、两湖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调他来代替翁同龢，无论从资历、地位、声望来看，都是最适宜的人选。但慈禧也听好几个人在她面前议论过张之洞，说他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且热衷趋时，与康有为称兄道弟，还在湖广督署内以出格之礼迎接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令人骇然。慈禧沉吟片刻，又问：“除张之洞外，王爷看还有何人可托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