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杨锐在京师一直与张之洞的长子仁权有密切的联系，也常常会有信件给张之洞。他在内阁任中书期间，因修《会典》有功，已晋升为正六品的侍读。朝廷上的一些事情，京师里的传闻，他常会在信中向张之洞做些汇报。

张之洞“哦”了一声，又说：“叔峤身体还好吗？”

康有为笑了笑说：“身体好，气色也好，看起来是个正在走运的官。”说罢起身告辞。

接连两个晚上，张之洞都在康有为的四份奏折和部分诗文，翻看他的那两部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张之洞在心里反复掂量着康有为。这无疑是一个奇才，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事，都大有过人之处。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心一意治学，或许能达到郑玄、孔颖达那样的成就；一心一意做事，也或许可能获得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功业。他现在既要为学又要做事，既想做圣贤又想做英雄，这颗心真是大得很哩！

在三次与康有为的面谈和翻阅这些文字之后，张之洞对大清立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位公车首领有了较为清醒的看法。

康有为虽有南海圣人之称，但张之洞从他年轻时离家出走，类似癫迷的独居经历，和四处趋拜京师权贵乞求奥援的行为来看，特别是从他不惜歪曲孔子编造历史来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根据，又肆意诋毁古文经学，粗暴武断地对待前人来看，这个人的品性大有可质疑之处。

此人行常人之所不能行，言常人之所不能言，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其必抱有常人所不曾抱之功利、求常人所不曾求之目标。他敢做出头鸟，敢为天下先，其胆气魄力也必在常人之上。显然，他不是在做修诚格致的圣贤功夫，而是在做出人头地的豪强勾当。

以此看来，他所致力的一切，维新变法也罢，强国图治也罢，都不过是一个手段、一苇舟楫、一座浮梁而已，其最终的目的乃在于个人抱负的实现。如此，康有为则很可能是古往今来常见的野心家，并非国士！

且慢，张之洞的思路刚一到达这里，便立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挡住，这力量来自康有为那四份上光绪皇帝书。这可是一个烈焰腾腾的熔炉，它燃烧的是滚烫的心，奔溢的是激烈的血。

四道上书中的一些话，不断地浮现在张之洞的脑海里：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今兵水陆不利，财公私匮竭；官不择财而上下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

“今日中国好比重病之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疾，百窍迷塞，内溃外侵，朝不保夕。所谓百脉溃败，病入骨髓，扁鹊、秦缓所望而大忧者。

“决不能割地赔款。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则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之国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自弃其民，国于亡也……不如以所赔之两亿巨款改充军费，强兵复仇。

“设银行，筑铁路，造机器，开矿藏，设铸造局铸造银元。

“顺天下之人心，发天下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

这些话对张之洞来说，都有于心戚戚然之感，尤其谈割地赔款那一段，更是深得张之洞的心。“以赔款改充军费”简直与自己不谋而合，所见略同；至于“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可弃台民，即可弃我”“自弃其民，国于亡也”这些话，更令张之洞拍案叫绝。他虽然反对割地赔款，却没有用这样的语言予以表达，不是因为身为国家大员，不可以说这样尖刻的话，而是没有认识得这样深刻透彻，这样入木三分！自诩天下奏疏第一的前清流名士，在这样的折子面前，也有点自愧不如、后生可畏之感。

此人的诗也好。慷慨沉雄，气势闳阔：“《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张之洞反复吟诵康有为的这些诗句后，常常忍不住感叹：是个有大志的人哪！

从德才学识四方面来鉴衡，此人才与识都属海内罕见，学也不乏，只是它的路子有些偏，不能总是正学；至于德嘛，张之洞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昨天下午蒯光典到督署来说，康有为此次到江宁，是前来寻求资助的，希望能对他在上海筹建强学分会予以支援。

天***才惜才的张之洞，从心里深处来说，是非常赏识康有为的。他两充主考，再任学政，门弟子中无能写出如这等诗文的人。他开府太原，总督三地，其幕府中也无能写出这等深刻奏章的人。何况，此人的治国方略大多与自己相同。此人若不办学堂自任宗师，若不广结权要自上奏章，若不结会办报自封领袖，而是直接就来投靠他张之洞，愿意在他麾下效力做事，他张之洞必定会予以重用，待遇优厚，对其礼仪程度当不会下于桑治平。可是，康有为不是也不属于桑治平式的人物，那么，又将如何对待呢？

最让张之洞拿不定主意的是，结会办报，此乃犯大忌的举动。历朝历代，哪个君王不严禁结社集会组团纠伙？如今西方传过来的报刊，其煽动力、影响力大得不得了，倘若他办的强学会的背后有什么不轨的意图，倘若他办的报刊上今后刊载了与朝廷决策相左的文章，惹的乱子可就大了。自己身为总督，岂脱得了干系？即便不对抗朝廷，而是惹出别的是非，比如他们在报上骂地方官员、干预官府，这些事也够麻烦的了。要是你支持他们，今后出了事便会找到你的头上来，到时如何说话？

张之洞陷于深沉的考虑中。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轻轻推开签押房的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将一封信函放在书案上，转身走出房间。张之洞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看桌上摆的信函，原来这正是康有为讲的杨锐托他带的信。张之洞急忙拆开封函，取出信来。

杨锐首先问候老师近日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然后告诉老师，大公子仁权最近几个月来在四书文、试帖诗上狠下功夫，进步很快，下科会试高中是唾手可得。这话很让张之洞欣慰。仁权三十三岁了，尚未中进士，他盼望儿子能早日报捷。

接下来是这封信的主旨。杨锐告诉老师，前来上海办强学分会的公车上书领袖康有为是个非常难得的奇才，他在京师甚得人心，年轻的士子们，包括国子监的学生及各省住京应试的举子，十之八九尊敬康有为。官场上尤其是翰苑、詹事府里的官员们也大多对康有为的爱国热情表示敬意。最为难得的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如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等都对康有为表示赏识，尤其重要的是皇上注意到了康有为。皇上读到了他所写的奏折，并且将他的奏折摆在龙案上整整一个月，时常拿起来读，还不断称赞他忠心可嘉。据内廷传出的消息说，皇上早晚要大用康有为。杨锐还表示他想加入京师强学会，并请老师能对康有为在上海的活动给予支持。

放下这封信，张之洞的心情有点激动起来。杨锐的信，似乎专为释疑而作。撇掉翁同龢不论，李鸿藻、孙家鼐都是正派而富有阅历的人，他们都赏识康有为，看来此人确非一般。更为重要的是，皇上看重康有为！尽管有不少传闻，说皇上柔弱无实权，权力都握在太后的手里。但不管怎样，皇上终归是皇上，太后已过了花甲，皇上才二十五岁，大清的权柄最终握在谁的手里，这不是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吗？如此说来，康有为的大用，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想到这里，张之洞不再犹豫，决定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支持康有为，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所办的事业。

但是，康有为的锋芒太露了，而且此人既然连“托古改制”的事都可以强加在孔子的头上，他什么话不敢说、什么事不敢做？得有一个人常年在他的身边盯着，以免出大的娄子。倘若能通过此人，将以后康有为所办的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那就更好。这得有一个既能干又忠诚的人去为好，派谁去呢？张之洞猛然想起刚才送信的人，好像是和梁鼎芬一起从武昌来江宁的汪康年。那时因为在思考康有为的事没有在意，这时张之洞心里想，从门房将信函等物送到签押房是大根的事，大根半个钟头前还来过这里，怎么这封信会由汪康年送进来的？莫非他是借送信为由，要跟我说话？

张之洞突然兴奋起来，就派他跟康有为到上海去，岂不挺合适的吗？

原来，表字穰卿的汪康年也是张之洞所欣赏的一个人才。那年汪康年中了进士后，正候在京里等待分发，偶遇在京师办事的梁鼎芬，两人很谈得来。梁对汪说，你的志向不在百里侯而在名山事业，不如跟我到武昌去。张香帅坐镇江夏，广招天下贤士，共襄盛举，你到武昌去必可得香帅重用。汪康年答应了，跟着梁来到武昌。张之洞与汪康年见面说了话，又读了他的诗文，果然对他大加赞赏，将他留下，让他到两湖书院任史学教习。汪和梁都有同样的爱好：喜欢作诗论诗，张之洞也甚好此道。于是，张之洞与梁鼎芬、汪康年之间除上下级之外，更兼一层诗友关系。

张之洞把大根叫进来问：“早一会儿，有封信，为什么你没送而叫别人送进来？”

“四叔，是这么回事。”大根答，“我从门房里拿了信出来，正要给您送来，刚好碰到汪教习。他说‘这封信交给我吧，我给香帅送去，顺便好跟他说件事。’”

果然是汪康年！张之洞说：“你去把汪教习叫来。”

一会儿，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西洋近视眼镜的汪康年走进签押房。

“穰卿，你有事跟我说，为何不说又走了？”

“我见香帅正在想事，怕打扰了您，也不是什么大事，便先走了。”

“坐吧，你有什么事？”张之洞指了指墙壁边的高背椅。

汪康年坐下后说：“前几天我到镇江去了。回江宁后，梁鼎芬对我说，康有为到江宁来了，与香帅见了几次面。总听人说起康有为，我也没见过。我想请香帅下次接见康有为时带我在身边，让我看看这位上万言书的公车领袖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张之洞笑了笑：“模样也很一般，年纪比你大不了两三岁，与你的区别是你有四只眼，他只有两只眼。”

汪康年被逗乐了，说：“我还想听听他的说话，看看他的举止表情，我是读过他的《新学伪经考》的。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古今一理呀！”

“好，满足你的要求，明天中午他会再到督署来，你和我一道去见他吧！”

“多谢香帅了！”汪康年起身告辞，“香帅忙，我就不打扰了，明天我准时来。”

“慢点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张之洞用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他重新坐下，“康有为这次是到上海来办强学分会的，还想在上海办一张报纸，希望我支持他。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汪康年说：“我听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办《万国公报》，京师很多人都赞赏。还听说李中堂、翁中堂、孙中堂都派人参加了强学会，不少人还捐了银子。”

“你都听说有哪些人捐了银子？”

“听说直隶总督王文韶、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都捐了五千两，还有两位领兵的将领聂士成和宋庆也各捐了两千两，李鸿章也准备捐两千两，他们还不要哩！”

“想不到李少荃晚年落到这个地步，既受日本人的欺侮，还要受国内无名小辈的奚落。”张之洞说话间还冷笑了两声，那神态，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汪康年明确地说：“我个人是很赞赏钦佩康有为的。香帅是总督，不比我们，行事宜慎重，但既然京师几位老中堂都支持，香帅支持他，朝廷也没的话说。”

“你看怎么支持？”张之洞斜过脸来问。

汪康年想了一下说：“第一是道义上的支持，就是承认康有为他们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办报纸是合法的，上海官府不能随便干涉他们的行为；第二个是资金上的支持，办会办报都要钱，康有为是个书生，家中也不富有，银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两点我都接受。我还想给他一个支持，派一个人去，和他们一同办事。”

“那当然更好了。”汪康年立即说，稍停一下，他又说，“叫谁去，这个人不大好派。这不是两江的公务，由衙门说了算啊。若康有为以为是去监督他，会碍他的手脚，不同意不接受呢？或是他接受了，这人今后不能与他们很好共事，起不到香帅所要起的作用，也是白派了。”

张之洞盯着汪康年：“你知道我派的人要起什么作用？”

“我当然知道！”汪康年一副自得的模样，“香帅怕他们出乱子，派个自己的人去好随时掌握他们的行径，免得出事，日后朝廷说起来，也好交代：我安排了一个人在管他们呢！”

“你这个脑子倒是鬼精灵的。”张之洞笑了起来，“那就派你去如何？”

“派我去？！”汪康年愣了一下。他也是一位热血热肠的士人，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对康有为及其同人们所做的事业早已心仪。他怕是张之洞在逗他，便又问了一句，“真的派我去上海，和康有为他们一道办会办报？”

“真的。”张之洞一本正经地说。

“我去！”汪康年坚定地表态。

“好，明天你和我一道见康有为时，我就把你给推荐出来。”

次日，又是一个和暖的初冬午后，康有为应邀准时来到督署西花厅，不料张之洞已先坐在那里闭目晒太阳了。康有为想起“与长者会，不能晚到”的古训，正要表示歉意，张之洞却不以为然，指了指侍立在身后的人说：“他是武昌来的两湖书院的史学教习汪康年，字穰卿，仰慕你的大名，特来与你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