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缸里养着三条金鱼。这三条金鱼是她从日本带来的宝贝，爱得不得了。就从这里下手。我忙去后院找来一根细竹竿，又从太太房里寻了一根针和一根细线，很快做成一副钓鱼竿，挖了一条小蚯蚓挂在钓钩上。然后人站在窗外，将钓竿从窗口里伸进去，直伸到金鱼缸上。钓丝垂进鱼缸，小蚯蚓在水里乱动，引得三条金鱼一阵嘴馋，一条鼓眼黑金鱼一口吞下蚯蚓。我心里高兴极了，忙将钓竿一抬，黑金鱼被我钓到了半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在这时，门打开了，吉田贞气呼呼地冲了出来，嚷道：‘死鬼，死鬼，你快放下！’我趁这个机会，溜进她的房里，整整一夜再不出来了。就这样，和好了。”

说罢，自己捂着肚子笑个不停。张之洞看着辜鸿铭这副乐不可支的天真相，也被感染着心情舒畅起来。他心里想着：天底下不乏聪明人，但聪明人往往机心多，难以相处；天底下也多无机心的人，但此辈又往往愚昧无知。像辜鸿铭这种绝顶聪明而又无机心、闯荡四海而又天真单纯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幕府有个这样的人物，繁杂枯燥的簿书日子该增添多少生趣啊！从此，张之洞对这个有趣的混血儿更多了几分亲近感。

生命力陡增和洋务的兴旺，让张之洞处在欣欣然中，对蔡锡勇、陈念礽等人禀报的实际困难，总是以三军统帅般的果决魄力和宏阔气概予以断然处置。

蔡锡勇说，马鞍山的煤含硫黄过多，炼出的焦煤成色不高。张之洞便问，哪里有合适的煤？蔡锡勇说，直隶开平的煤较好。张之洞立即说，那就从开平去买煤。蔡锡勇说：运费太多。张之洞说，不必考虑这些。于是，铁厂便以高出马鞍山七八倍的价从开平买煤。成本开支一时骤增。

陈念礽遂禀报丈人，眼下厂里经营甚是困难，每日化铁炉出生铁一百吨，则亏本两千两银子，一月下来，化铁炉就亏损六万两。湖北官场上不少人都说早知如此，不如买洋人的钢铁，还要不了这多银子。张之洞开导女婿，万事开头难。眼下铁厂未走入正道，产量低，自然成本高，以后日产量增大，铁的质量提高，能够与洋人的铁一样好卖了，成本自然就降低了。这尚在其次，最重要的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能用洋法造出铁来了，这个意义就非比寻常，这将大大激发我们中国人的自强信心。我们不能永远靠买洋人的成品过日子，万一哪天与洋人交恶了，他不卖给我们怎么办？再者，我们办铁厂，重在开风气之先，要借此影响全国十八省；倘若我们遇到困难就退缩，那别人就再也不敢跟上来了，洋务实业何年何月才能进入中国？

陈念礽觉得丈人的话说得对，的确应该想得多看得远，于是再也不提亏本的事了。

有一天，辜鸿铭气呼呼地走进签押房，对着张之洞大声说：“香帅，这铁厂办事越来越不像话了。”

“什么事得罪了你？”

张之洞知道辜鸿铭办事一向使气任性，很难与人共处，不待他开口，心里早已多半认为，又是这位怪脾气的混血儿在自个儿招是惹非了。

“香帅，你看看，有这个理没有？”辜鸿铭从头上抓下瓜皮帽，青色的头皮、后脑勺的大辫子，与镜片后面那两只灰蓝色的大眼睛配在一起，显得极不和谐。

“我六天前跟铁厂的协办刘候补道说，过江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会见新来的领事詹姆士先生，顺便向詹姆士打听目前英国的钢铁行情，请他派一个人与我一道去。这本是一次礼貌性的见面，只需铁厂派一位主管行销的科员同去就行了。不料刘道说，拜访英国的新领事，可是一桩大事，我们得好好计议计议。他们一议便议了五天，昨天上午派人接我到铁厂。刘道认真地对我说，朝廷派往英国的公使是侍郎级的官员，那么英国派驻我国的公使的级别也应如此看，侍郎在京师为正二品，外放则为巡抚级。驻汉口的领事比公使低一级，也应相当于我们湖北的两司。按礼仪，新领事来后，我们铁厂第一次正式拜访，应请藩台大人和臬台大人一道去，才显得郑重。但他们忙，请不动，铁厂应去最高官，即请蔡督办。但蔡督办这些天有病，也不能去，就得由本道代行。但本道只是协办，官阶也只是四品，不能相敌。与各位商议后，决定再加派两位知府级处办、四位知县级科办，七个人的品级累积起来，大致应与英国领事的级别差不多了。负责行销的吴科员只是一个从九品，他只能作为随员跟从。本道一再叮嘱吴科员，你虽是随员，但实际事是你办，你一定要好好听，回来好好写一份帖子留下备蔡督办和各位会办、协办、监督、襄理老爷们传阅。就这样，刘道带了一行十余人浩浩荡荡、排场十足地陪我过江去了汉口领事馆，把人家詹姆士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我们是上门找麻烦来的，忙叫卫士荷枪实弹以待。香帅，你看看，一件极小的小事，却被他们办得这样复杂而烦琐，您看铁厂还像不像话！”

不料，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连说了几句“有趣有趣”后，对辜鸿铭说：“一个道员、两个知府、四个知县，加起来敌一个两司，刘道这个算法，确实新鲜少见。是不是相敌，谁也说不准。但是，汤生，你也不要太气愤，这也说明刘道办事认真。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外人面前更要体现礼仪之邦的风范来。对此，我还是欣赏的。我对他们说过，铁厂也好，枪炮厂也好，就是织布局、纱厂也好，虽是洋务局厂，也要比照我们衙门的规格办。铁厂的督办是蔡道，协办是刘道，在我们的心目中，它就相当于我们的道员级衙门。织布局的总办是莫候补知府，我就是有意将织布局比铁厂低一个级别，相当于我们的知府衙门。纱厂的总办廖候补知县又低一级，它就是知县衙门。要这样，才有个上下等级的区别。别尊卑，明贵贱，这是圣人为我们制定的治国大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礼仪的精华之所在。我们办洋务，也要用这个办法，否则就会乱了套。汤生，你要理解刘道的用意，不必生气。”

辜鸿铭听了张之洞这番话，倒也不知再说什么是好。这些年来，他在张之洞的具体指导下，用心攻读全套儒家经典，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的理解，知道总督的话没有错，整个儒家学说，就是建筑在亲疏尊卑、上下等级的基础之上。用圣人的话来说，便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会见一个领事，要如此烦琐，他却不能赞同。此事至少影响了办事的效率，耗费了许多不相干人的精力时间。不办事的人堂堂正正地坐在台面上，真正办事的人则只能一旁侍立，这算什么？在西方，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场面的。

他退出签押房，将总督关于洋务局厂也要按朝廷设的衙门规矩办的这一番训示，告诉幕友堂的众人后，那些读“四书”“五经”、办刑名钱谷的幕友，一致赞扬总督治理洋务有方。他们说，无规矩则无方圆，在中国办洋务局厂不遵中国的礼制，那怎么行？还是香帅有办法！那些读洋文西书的洋务幕友则纷纷表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局厂好比是大作坊，作坊是要出产品的，怎能以衙门视之？英美德法这些国家在办局厂方面已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应该连同机器技术一道引进来。若机器技术是西洋的，管理则是中国衙门式的土办法，这洋务实业能办得好吗？但这是他们私下议论时的忧虑，谁也不敢去向总督提出。用中华礼仪、圣人之教来办洋务，这是何等堂堂正正冠冕堂皇！你一个中国人，还能不遵中国的礼教？

张之洞如此劲头十足地在湖北大力兴办洋务，雄心勃勃地立志要在三五年时间里把湖北变成海内第一洋务强省，不料，一场大仗突然爆发。这场意外的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成为改变近世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捩点。这场战争，便是有名的甲午海战。

这年十月，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早在去年开始，朝廷便已大张旗鼓地筹办万寿大典，并增加恩科乡试和恩科会试。又指令各省必须为老佛爷的万寿捐银送礼，用于颐和园的扫尾工程和大典的开支。当时，这道廷命下到湖广衙门时，辜鸿铭正在张之洞的旁边，他看到后笑了笑说：“香帅，西方有一支人人都会唱的生日歌，一人过生日，大家都唱这首歌向他祝贺。太后过生日，我来为她献一首生日歌，烦你替我奏报给她如何？”

张之洞说：“你先把歌词念给我听听。”

辜鸿铭眨了眨灰蓝眼睛，摇头晃脑地念道：“天子万年，百姓捐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一旁的梁鼎芬、梁敦彦等人都掩口笑了起来，心里说：这个混血儿好大的胆子，竟敢当着张大人的面咒骂太后，岂不要被他训个半死！

想不到，张之洞不仅未骂，反而也跟着笑了起来，笑后拍拍辜鸿铭的肩膀，说：“你这首生日歌，只在此处唱一遍算了，到外面去瞎唱，我可保不了你。”

各省都从藩库里挤出银子来应付着，有的省趁机将此摊派到各府县去，弄得怨声载道。又有几个哗众邀宠的官员，居然提出全国所有食朝廷俸禄者，捐一月薪金出来为太后祝寿以尽孝心。朝廷抓住这个典型大加赞扬，而朝野官吏们却恨不得将这几个马屁精食肉寝皮。

光绪皇帝也全副身心地扑在万寿大典上。亲政不久的小皇帝既要借此酬谢慈禧的大恩大德，博取以孝治天下的美名，同时也要以此讨得老佛爷的欢心，换取在她手中握了三十多年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想到，辽东半岛之外朝鲜国的内乱已演变为内战，国家正处在危急之中。

史传商末箕子子孙所开创的朝鲜国，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藩属国。到了清末，国力衰弱，自身都难保，哪有精力来顾及朝鲜？而隔海相望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日益强盛，苦于国土逼仄，急欲向外扩张，朝鲜和中国的东北便成为他们垂涎三尺的地方。那时年幼的朝鲜国王李熙乃由旁支入继大统，他的生父大院君李罡应摄政。李罡应素来仇恨外人，主张闭关自守。朝鲜政界中有一部分人亲近日本，与李罡应积怨日深。王妃闵氏娘家乃朝鲜累世勋旧，其父兄想通过国王来执掌大权，于是借李罡应政敌的力量来攻击他，李罡应被迫交出权力。不久，李罡应又借军方之力发动兵变，打垮闵氏家族的势力，重新执政。变兵焚烧了日本驻朝鲜公使馆，公使仓皇出逃回国。朝鲜举国大乱。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天津，请北洋军队抢在日本兵入朝之前先行赶到，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时李鸿章正丁母忧，张树声署直督，遂遣吴长庆带淮军旧部入朝平乱，设计诱捕这次内乱的大头目李罡应，并将李罡应押到中国予以囚禁，恢复了国王的权力，朝鲜内乱迅速平定下来。在这次平定过程中，有一个人凭借着过人的识见和勇敢，为诱捕李罡应立下头功，此人就是时年二十五岁的袁世凯。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当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时，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正在家乡庐江办团练。一次，吴廷襄被太平军所围，情形危急，打发人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不同意救援，侄子袁保庆则主张发兵。袁甲三一时拿不定主意。三天后庐江被太平军攻下，吴廷襄战死。吴长庆接统庐江团练，他恨死了袁保恒，却与袁保庆结成金兰之交。袁保庆是袁世凯的嗣父。袁世凯不好读书，向往走父祖辈的军功之路。光绪七年，他投靠以提督身份驻军山东登州的吴长庆。吴长庆念旧情，收留了他。吴见袁年纪尚轻，安排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一道读书，那时吴家请的塾师即张謇。十多年后的张謇得中状元，名扬天下，但那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秀才。张謇慧眼识人，他看出袁世凯书虽读得不好，但办事极有主意，是一个练达能干之才。第二年朝鲜事起，吴长庆奉命东渡，亟须办事的人，张謇力荐袁世凯。吴长庆破格委任袁帮办前敌军务。于是，袁世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很快便崭露头角。

光绪十年，吴长庆离开朝鲜回国，留下三个营分别由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及前敌营务处袁世凯统领。三个人中独袁世凯看出朝鲜国内亲日派日渐坐大的趋势，对朝鲜政局的前途甚是担忧，多次将这种忧虑密报李鸿章。李鸿章一向重视日本，故对藩属国中的朝鲜的关心胜过越南，命令袁世凯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不久，果然爆发邮局谋杀案。亲日派挟持国王李熙，矫诏杀害亲华的辅国大臣，掌握朝鲜大权，并议废立。这时，支持李熙一派的发动勤王之师，并恳请中国驻防营援助。袁世凯等人率清兵冒死救出李熙一家。此事虽很快平息，但中国与日本结怨更深。不久，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内召回国，受李鸿章器重的袁世凯接替其职。此后，袁世凯成了实际上中国驻朝鲜公使。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主张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不行则废除李熙，置监国，或干脆将朝鲜改为中国的一个行省。但李鸿章不同意，依然维持着惯常的对朝政策。到了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乱兵达五六万，朝鲜局势再次面临危急。李熙请求袁世凯帮助平乱。此时日本也借口保护使馆，调兵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