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把这一段往事说出后，特为强调：“这事虽然加重了文忠的病情，但还不是致死之由，真正把文忠送上绝路的是洋人。”

“洋人？”张之洞颇为惊讶地说，“恩师并没有跟洋人直接打过交道，此话从何说起？”

“是的，文忠并没有直接与洋人打过交道，但那时的武昌城里已有洋人在活动。”阎敬铭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那是咸丰十一年八月份，文忠去安庆看望曾文正公，恰好咸丰爷晏驾哀诏下达安庆，文忠悲伤，急着要回武昌主持祭奠事。文正送文忠到长江码头。二人说起咸丰爷盛年驾崩，说起长毛猖獗时局严重，都为国家的前景忧愁不已。正在这时，文忠停止了说话，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江面。”

张之洞发觉阎敬铭两眼死盯着漆黑的窗外，仿佛窗外便是安庆城下那条奔涌不息的大江。

“文正顺着文忠的眼光向江面望去。原来，大江中流，正有一艘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由东向西，迎着滚滚波涛逆江而上。在英国轮船的前面，有两艘湘军水师的长龙在划行。长龙是湘军水师的大船，上面可坐百十来个人，气势宏大，甚是威武，长毛水军见到长龙便胆怯。二人都注目看着。一瞬间工夫，英国的海轮便追上长龙。它所激起的巨大水波，冲击着那两艘长龙左右晃荡，扬起的水花纷纷落在长龙的甲板上。甲板上的水手在抱头逃窜，有的人已在卸风帆了。长龙上出现一片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的场面。这时，水师统领彭玉麟也来到他们二人的身边。见此情景，彭玉麟气得骂了一句：‘这些洋鬼子可恶！’他瞥了一眼文忠，只见他双眼发直，脸色铁青。一种不祥之兆在彭玉麟的心里冒了出来。”

张之洞也感受到了一股气氛上的冷酷，下意识地说：“彭公当时要是劝恩师回去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阎敬铭立即说，“作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与他的水师将士是血肉相连的，见到英国船在我们的大江上如此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他早就气得咬牙切齿了。他是一定要看个究竟的，怎么会劝文忠回去呢？”

说得也是。张之洞想，假设换上自己，也是会要看个究竟的。

“就在彭玉麟再将目光投向江面时，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两艘长龙的前方，有一条舢板也正在江面上操练，来不及躲避，被后面劈波斩浪气势汹汹的英国轮船所激起的浪涛打翻了，舢板上的十几个湘军全部掉到江里。英轮甲板上的水手拍手跳跃，幸灾乐祸。转眼间，这只轮船便开出一两里之外，将湘军水师的长龙和舢板远远地甩在后面。彭玉麟气得正要再骂的时候，猛听得‘哇’的一声，文忠口吐鲜血，晕厥在地。急得文正和彭玉麟忙叫士兵们把他抬进附近的民房。文忠醒来后，一手握着文正，一手握着彭玉麟，气势微弱地说：‘洋鬼子欺人太甚，我大清今后真正的敌人，不是长毛而是洋人。长毛成不了气候，要不了几年便可削平。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现在还不是敌手。洋人可恶，但洋人的船炮可爱。不学洋人造船炮的技艺，大清难以强大。’他转脸对着彭玉麟说，‘雪芹，湘军水师的强大，要靠涤丈和你了。’文忠说完这句话后又昏迷过去了，没过几天便溘然长逝。文忠是的的确确被洋人气得呕血而死的。”

深夜的榆次驿馆，一片沉寂，张之洞感到浑身凉飕飕的。胡林翼临终前的这段话，久久地在他的脑中盘旋。龙树寺吴大澂砸俄国怀表，众清流发誓不与洋货沾边的悲愤情景又在眼前浮现着。一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突然有了新的领悟。他喃喃自语似的说着：“恩师在世上所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是金玉良言，值得我们深思。”

“老朽今夜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把这事告诉你，也就是希望能引起你的深思。”阎敬铭把夹衣上的布扣扣上，“老朽后来做湖北藩司、山东巡抚，接触过不少洋人，又有幸和郭嵩焘星使［郭嵩焘星使：星使，清朝时对钦察大臣或钦差官员的尊称。古天文家认为天节八星主使臣持节，故将天子的使者称为星使。郭嵩焘（1818—1891），清末外交官，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助曾国藩办湘勇平定太平天国。1875年（光绪元年）8月奉诏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7年元月抵伦敦。次年，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在使英途经新加坡、锡兰等地时，了解各地政教、军备、民情风俗等，将见闻逐日记载。热心洋务，极力主张学习西方。著有《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英轺纪程》和《郭嵩焘日记》等。］长谈过，听他说起英、法等国许多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事。看来，泰西之所以国强民富，自有他们的长处，值得我们效法。文忠可惜死早了，不然的话，他在这方面应会有一番大的兴作。老朽现在虽蒙太后特达之恩，但已是桑榆暮年，做不了多少事。抚台年富力强，国家的事情要靠你这样的人来做。”

张之洞被阎敬铭这最后一句话所打动，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是有一番新的事业在等待有识之士去做。这番事业就是所谓的夷务吗？这可是要受官场士林众多攻讦的事！见新添的蜡烛又将燃尽，知夜已经很深了，明天都还得有一番旅途劳累，便起身对阎敬铭说：“丹老，您今夜所讲的恩师如何处世为政，对我的启益很大，尤其恩师呕血而死的这桩事，对我更是一个震动。您也很累了，应该休息了。到了太原后，我再向您请教。”

阎敬铭也起身说：“今夜就说到这里吧，到太原后我们还可以再详谈。同治六年，陶夫人将文忠生前文稿付梓，刷印了三百部。承蒙陶夫人看得起，送了我一部。这些年来，我每年都要通读一遍，并随时写点感受在上面。原想为小儿存一份资政借鉴，怎奈他们不成器，老朽也不想明珠弃暗，将它从解州带了出来。以抚台与胡家之关系，陶夫人自然会寄赠的，想必你对老师的遗集也会认真去读。但老朽的那一套，上面写了十来万字的札记，都是有感而发，或许多少能对抚台有点启示。”

阎敬铭从随身的樟木箱子里取出一个蓝色粗布包，打开蓝布，露出整整齐齐的十余册书来。阎敬铭双手托起这套书，神色庄重地对张之洞说：“老朽感激抚台多次荐举之情，无物酬谢，现将乃师的遗著转送给你。这是乃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不识者只把它当成一部普通书看待，识者便知此乃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愿抚台公务之暇随时披览，莫辜负乃师生前对你的恩惠和老朽对你的期望。”

张之洞郑重地接过这叠厚重的书册，突然有一种佛教徒接受衣钵似的感觉。他轻轻地翻开封面，赫然见扉页上写着一段话：

润芝兄多次说过“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话，这或许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亦或许是此遗集的精髓所在。阎敬铭光绪八年第十五次通读后记。

他再翻开后面几页，只见每页的天头地脚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字迹。张之洞合上书，激动地说：“这部书不仅是恩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您一生心血的结晶。您没有将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送给了我。此情此谊，我会终生铭刻在心。恩师的遗集虽多遍诵读过，但先前不负实责，读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今后再读，心将会与恩师贴得更近。何况这上面有丹老您的许多认津识渡的指教，将更会使我获事半功倍的收益。我初为疆吏，虽有满腔为三晋父老办事之心，却苦无良方，今后尚望丹老时常赐教。山西穷苦，银钱极匮。丹老寓居解州十余年，对山西之困苦，会比我知道更多、同情更烈。此番进京执掌户部，还望老前辈今后在下拨银钱、周济贫困、减免赋税等方面，对山西略存悯恻之念。我今夜以山西巡抚的身份，代三晋一千万父老乡亲向丹老恳求了。”

说罢，双手抱拳，深深地一鞠躬。阎敬铭双手抚着张之洞的肩头：“抚台免礼，老朽自会尽力而为。”

三、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阎敬铭在太原城住了五天后，在侄孙和山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出的一名武巡捕的陪同下，离开太原径赴北京履任。张之洞指示清查局按照阎敬铭所教方法办事。

马丕瑶将光绪三年赈灾时期的虚衔执照全部调出来。两千张执照发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其中捐六品至四品中级品衔的有三百余张，占全部捐款的一半，约二百五十万两。这中间捐四品和从四品两种品衔的有四十二人，共一百三十八万两。这四十二人全是票号的老板。

票号亦称票庄，又称汇兑庄，是银行业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信用机构，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据说此种机构明末清初时首创于山西，又说是乾隆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籍商人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号改组而成。总之，票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故有“山西票号”之称。在咸丰、同治年间，山西票号业务十分兴隆。光绪年间又有新的发展，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有几家大的票号正准备在东京、莫斯科开办海外分号。山西穷苦，山西的金融业却这样发达，这真是一件令人深味的趣事。

“信任”二字是票号的生命。雄厚的资本、经营者守信义重诺言等等，都是票号获取信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一切行业都必须和官府拉上亲密的关系，有官府做后台，官府给脸面，才能在百姓的眼中有地位。依傍官府，则是票号换取信任的重要手段。故而，票号老板都加强与官府的联络，不但要与抚、藩、臬这三个实权在握的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得支持官府所提倡的事情。所以，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于官府号召的捐款赈灾不敢怠慢。这是其一。

其二，票号老板尽管有金山银垛，日食山珍海味，夜宿豪华宅院，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妻妾成群，但他们终究是民而不是官。在翎顶辉煌的会议酒宴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衣冠衮衮的公众场合，主持者也不知把票号老板摆在哪个座位上。这些腰缠万贯的阔佬，常常会因此而尴尬、而沮丧、而脸上无光。所以，他们要用银子来买顶子，银子多的票号老板则希望买一个品级高的顶子。只是因为朝廷有规定，用钱买官的，最高不能超过四品，若没有这个限制的话，他们中也有人宁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去买个一二品的红顶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为的不是权，而是争个社会地位，取得社会的认可，好让芸芸众生知道，读书从政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经营票号也同样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的高峰，赢得荣耀和风光。这也是所有发达的票号老板乐于用银子来换取虚衔执照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因此为票号争得了更大的信任。可以设想下，一个票号的老板是四品衔的官员，一个票号的老板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有钱人对哪家票号更信任？他的银子更愿意存入哪家票号？在中国，这是个答案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

张之洞说：“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